回溯歷史，中印衝突根源｜專家有話說

2月20日，台灣大學中國大陸事務學會、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合辦學術講座，邀請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副教授吳啟訥，以「中印關係的兩種空間脈絡」為題，回顧歷史遞進中的中印互動，以及英國殖民勢力進入亞洲後，對近代中印衝突的激化與形塑。

演講之初，吳啟訥介紹中印關係的傳統脈絡：精神的虛擬空間。由地理條件觀之，中印之間曾存在多個緩衝政體，雙方鄰接地又非自身核心地帶，故過往多僅能憑想象構建對方形象。而細究想象內容，中印的需求圖景互不相同。

吳啟訥指出，對傳統中國而言，其民間雖有傳統信仰，但更多是薩滿體系的延伸，故在中國的精神世界中，始終存在對宗教的渴求，印度便填補了此般空缺。以《西遊記》為例，其敘事主軸為「為求解脱而赴西天取經」，便是傳統中國對印度的宗教原鄉想象。雖說此書亦對佛教提出質疑，並帶有些許「中國式東方主義」色彩，卻無損其作為印度想象文本的地位。

而相較中國的宗教精神需求，印度對中國的想象相對模糊，儘管其亦吸納不少中國文化符碼，卻未有清晰意識。但在近代印度建構歷史主體的過程中，其憑藉不少中國歷史紀錄，界定了自身的古代角色，例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記》與法顯的《佛國記》等。

而如此以宗教為主體的想象空間，讓西藏的政治秩序得與中國順利銜接，同時避免了中印政治核心空間的直接碰觸。吳啟訥分析，吐蕃王朝解體後，當地分裂出幾十餘個政治實體，各統治者主要憑藉兩大基礎服眾，一是贊普世系血統，二是源自印度的佛教信仰，例如唃廝囉便與西夏結盟，令其承認己身的佛教權威，同時又與宋朝交好，以「一身兩屬」的角色遂行統治。政教合一於是漸成傳統西藏的治理基礎。

吳啟訥指出，元朝以後，西藏進入中國版圖，蒙古人雖以漢人的儒家官僚體系管理中原農耕地區，但面對西藏時，仍借用藏傳佛教的政教合一意識形態體系，以冊封上師、管理寺院等方式遂行統治。而這般統治策略又為明清所繼承，長年以來，中原統治者皆以分封佛子、法王的方式管理西藏，西藏亦需中原統治者的分封，為己身政治正當性背書，「達賴喇嘛」的政治地位即為上述互動的產物之一。

然而上述平衡終因殖民年代的到來而崩解，中印之間因英國而浮現第二種互動脈絡：殖民空間。

吳啟訥分析，19世紀的英國自認在亞洲有兩大障礙，其一為中國，其二為俄國，後者尤其對西藏具有領土野心，將威脅英國於印度的戰略利益。在此脈絡下，英國以印度為基地，持續向北境推進，並開始了對緬北與喜馬拉雅山南坡的經營。

在伊洛瓦底江等上緬甸地區，英國滲入克欽人等少數民族社群，借大規模傳教改造其信仰生態，並透過經濟與文化上的雙重扶持，將少數民族拉攏為牽制緬族的親英勢力，成為今日的緬甸「民地武」（少數民族地方武裝）僵局根源；而在喜馬拉雅山南坡，英國亦透過地理勘查、輿圖測繪等技巧，畫下了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令其成為近代中印邊境衝突的起火點。

而由更大脈絡觀之，吳啟訥認為，英國對中印邊界的操弄與干涉，既映射新空間觀的侵入，更暴露西方殖民大國分裂中國的企圖。其以乾隆時期對英通商之辯為例，指出馬加爾尼遭拒背後，暗藏了乾隆的兩大政治考慮，其一是通商雖可增加稅收，卻也易讓民心思變，導致王朝控制力下降；其二，乾隆知悉英國早已控制印度，倘若過度引入英國勢力，恐令西藏與緬甸進一步失守。

上述決策看似僅為通商之爭，實則體現中國抗拒西方試圖分裂的力道。吳啟訥補充，近代中國史上兩次統一，一為蔣介石的北伐，一為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兩位領導人看似政治立場互異，實則皆為反抗西方對中國的分裂。而如此鬥爭往復出現、循環，以1962年的中印戰爭為例，即便彼時美蘇共享冷戰的對峙脈絡，雙方仍在此衝突中聲援印度，共譴中國的領土主張毫無道理。時至今日，分裂張力仍在。

吳啟訥分析，在空間的概念外，中印關係的另一變數乃是殖民。於印度而言，殖民帶來了統一；對中國來說，殖民則意味裂解。故印度必須繼承殖民遺產，而中國則必須去殖民化。

演講結束後，由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石之瑜主持討論。

石之瑜首先探討，傳統西藏身為中印之間的特殊緩衝帶，其如何理解中原統治者與印度？對此吳啟訥回覆，以清朝時期的藏文歷史著作為例，其書寫重點包含中印兩國，對印度往往由宗教史視角出發，對中國的則與漢人史學家近似，採用了朝代史敘事手法。但雙方仍有一視角差異，即西藏史學家認為，凡統治中原者即為正統，故其反比漢人史學家更早承認遼金元清的正統性。

吳啟訥亦補充，傳統西藏面對來自印度的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習俗，亦有記載。然有鑑於當地的藏傳佛教世界觀，傳統西藏史學家難以掌握一神教教義，而是傾向以多神教敘事來記載，且字裏行間極度重視宗教儀式，而非實質內容。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研究生王雨舟亦提問，若將傳統西藏視為喜馬拉雅區域秩序的一員，不知其如何看待廓爾克（尼泊爾）、錫金、不丹的區域角色？對此吳啟訥指出，在傳統西藏政治精英眼中，錫金、不丹、廓爾克皆為己身邊緣，畢竟拉薩乃是該區域的政治與宗教中心，既有來自中原統治者的冊封背書，亦吸引周遭政治實體前來學習宗教知識。

而針對「肢解中國」的議題，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登及亦探討，伴隨西方挾工業優勢的全球崛起，肢解的手段似乎成其擴張影響力的普遍手段。除卻中國，17世紀後的西方強權但凡遇上東方帝國或文明，往往會產生強大的分裂動力。例如奧斯曼帝國的崩解，以及20世紀後的蘇聯崩解。在此脈絡下，普京（Vladimir Putin）對克里米亞的收復、對白俄羅斯的拉攏，或可視作抵抗分裂的舉措，可與演講中提到的蔣毛統一中國相呼應。

吳啟訥對此表示認同，並補充中國與前述兩大帝國的差異。首先，在奧斯曼與蘇聯中，突厥人與俄羅斯人的人口占比，皆不如漢人在中國的佔比高；其次，突厥人與俄羅斯人在各自國內，皆不具文明優越感，故難以推動文化融合政策，致使蘇聯與奧斯曼的分裂，相較中國容易許多。

而就此脈絡，石之瑜提出另一視角，即「空間的有效性」。其認為西方這般以疆界、土地為基礎的肢解模式，將會誘發另一盲點，即除卻疆域外，其不知如何理解世界。石之瑜以911事件後，美國對阿富汗與伊拉克的入侵為例，指出美國盲目以傳統的疆域觀理解恐怖主義，以為入侵實體國家便可遏制極端伊斯蘭的擴散，結果反令局面日漸劣化。

對此吳啟訥補充，中國亦有過「空間的爭論」，例如清末針對新疆的海防、塞防之爭。彼時李鴻章主張，新疆領土面積雖大，但防守成本過高，朝廷應把重心移至琉球與台灣，建立海洋上的虛空間；左宗棠的立場則與慈禧太后的「面積空間思維」相重合，主張塞防高過海防，正如國共內戰時，蔣介石亦駁斥棄守新疆、東北的主張般，面積空間思維再次勝出。

張登及亦補充，海塞之爭應也是帝國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出現的策略過程。吳啟訥表示認同，並指出當年李鴻章亦預言，倘若清朝決意重視塞防，則海防必然羸弱，台灣或將不保。歷史也果真如此發展。

而提及台海情勢，石之瑜亦探討，台灣當今急於成為「主權國家」、進入國際法體系的需求，也是西方帶來的空間觀念形塑而成。主權、領土等元素藉國際政治學席捲亞洲知識界，成為某種催發政治實體焦慮的媒介，故國際政治學亦可被視作「肢解的話語」。

而在中印互動上，台灣大學哲學系學生張興祥提問，中印局內人或許較有民族情緒，但海外印度人與華人不知是否亦有敵視情緒？對此吳啟訥表示，海外印度人往往因自身英語能力、高管位階而較有優越感，連印度本土學界直至2000年時都認為，印度的發展模式勝過中國模式，甚至許多印度漢學家不學中文。

石之瑜對此補充，許多出身英國前殖民地的漢學家，倘若其非華人，便往往少有學中文的需求，因其認為英語文獻已堪使用。不僅印度如此，馬來西亞、新加坡漢學界亦有此傳統。

而針對西藏在中印之間的角色，王雨舟亦提出問題，即流亡的達賴政權，會否成為印度分裂西藏的施力點？對此吳啟訥分析，如今的達賴在西藏的重要性已不如過往，畢竟1978年平反冤假錯案後，許多獲釋的西藏喇嘛開始展現酒色財氣的世俗面，削弱了藏傳佛教的整體形象，加上許多藏人走出高原求學、經商，西藏迎來了市場化力道，物質價值逐漸超越宗教意義，無形中亦動搖了達賴的宗教權威。

然而取而代之的，是藏民族主義的崛起。吳啟訥認為，達賴十四世雖力陳己身宗教權威，卻非民族主義者，但當今某些海外藏人團體、藏人知識分子已逐步發展民族主義話語，欲以民族色彩改變達蘭薩拉的宗教角色。

但儘管西藏存在新挑戰，印度對達賴的操作空間仍是越來越少，不論是達蘭薩拉政權，抑或轉世議題。前者如今頂多作為西方的話語戰術一環，而非印度的手中一子。儘管中印邊界衝突難一夕弭平，但達賴與宗教話題的殺傷力，已不如過往奏效。

原文發表網址: 回溯歷史　台灣學者激辯中印衝突根源｜專家有話說 | 香港01

20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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