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示威年末不散，印度的三農問題與中國有何不同？

自印度政府9月通過農業改革法案以來，農民示威便越演越烈。憤怒群眾由旁遮普邦一路湧向德里，參與團體除農民工會外，也擴及運輸工會的卡車司機們。繼年初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動亂後，年末的印度再現大規模示威，莫迪（Narendra Modi）的第7年執政由此籠上陰影。

此次騷亂起於農民對三項農業改革法案的不滿。政府在提高農民收入、活化農業市場的考慮下，規劃了新交易平台，讓農民直面消費者、免去中間商盤剝與稅賦、打破邦際農貿壁壘，並輔以電子化交易系統，鬆動了過往的農產品市場委員會（APMC）與農業平台（Mandis）交易局面，引入了市場化力道。

然而這般信息傳到農民耳中時，成了「政府將要廢除Mandis制」、「Mandis所衍生的最低採購價格（MSP）制將不復存在」、「未來若有糾紛，農民個體在法院無法戰勝大公司」等負面標籤，政府儘管頻頻解釋「Mandis制不會廢除，只是讓農民有更多選擇」、「MSP仍會存續運作，但新制讓農民有機會以更高價格成交」等，農民怒火仍從四面八方湧向了莫迪政權。

如此發展，一來受政黨鬥爭格局影響，畢竟除了執政的印度人民黨（BJP）與Jannayak Janta黨（JJP）外，多數政黨皆支持農民上街抗議；二來莫迪此番改革動搖了多數富農、地主與中間人（arhtiyas）利益，更衝擊各邦固有的農業保護主義，而對長年受剝削的農戶而言，其已根深蒂固認為市場化為農民之大敵，雙方因此一拍即合，促成此次示威。

截至12月30日，示威農民仍在印度首都周邊紮營，並提出撤回農業改革法案、另立新法徹底落實MSP制、確保國家的常規採購系統不變、中央將農權歸還與下放各邦等要求，明顯是在農民示威的軀殼下，暗渡了地方邦、Mandis、APMC、MSP共構的政經權謀。農民團體雖於30日與政府展開第7輪談判，卻仍堅持己方要求。

印度身為世界第二大產糧國，可耕地面積高於中國，米麥年產量卻僅有前者的三分之二，每公頃糧產量更不到中國二分之一。缺乏活力的大規模農業下，寄宿着大量貧困人口，折射出印度工業化程度緩步不前、高技術人口外流的窘境。莫迪此次雖想衝破結構束縛，卻因中印在歷史上的迥異發展，而註定要受重重掣肘。

綜觀中印近代農業發展，兩國的首要差異，便在土地改革的實踐上。

中國在近代有過三次「平均地權」的相關改革，分別是1950年至1953年的土改，1978年至1984年的「大包乾」，以及1997年至1999年的「三十年不變」延包政策，其中土改更以極大的暴力化程度，完成了地權的平均化。根據統計，1950年土改初期，人口佔比4.75%的地主掌握全中國近38.26%的耕地；1954年土改結束後，人口佔比2.6%的地主僅有2.2%的耕地，人口佔比52.2%的貧僱農，則握有全中國47.1%的耕地。

而土改對中國發展的重要性在於，其首先瓦解了農村行之有年的地主結構，進而大規模改造了中國的下層生態，不僅稅賦與政令得較過往暢通，中央亦在「統購統銷」與「集體化」的骨構下，自農村提取積累，推動了工業化進程。60年代起，政府又以「自留地」、「拾邊地」、部分開放集市貿易等方式，逐步放寬農民的土地使用權，使其自集體化中漸次退出，並在80年代後，藉農村的收入與市場崛起，帶動了中國的生產增長與產業結構調整。

然而印度雖也在冷戰時期受蘇聯資助、推動土改，卻未如中國般收效。1947年，印度自英國殖民下獨立，國大黨隨即着手推動土地改革進程，於1953年成立了土改委員會，又於1959年1月通過土地限額制，意欲瓦解地主階級。然而國大黨此舉首先就遭到了支持者拒斥，畢竟其成員本就以上層知識分子、殖民精英官僚、富農、地主居多，可謂從血統上就註定了土改難以貫徹。

其次，印度看似為統一大國，實則是獨立性極高的各邦聚合體，中央政令推行極難貫徹地方。以1959年的土地限額制為例，各邦的土地限額規範互不相同，甚至還與中央反向而行，自定義例外條款，將諸多農場劃為不受土改規範的化外地，不少地主甚至控吿政府徵地，訴訟經年最終只能不了了之。

結果印度推行土改多年，最終只在名義上廢除了英國殖民時留下的柴明達爾制（Zamindar system），看似打擊了由中間人層層剝削底層農民的轉租制度，實則是以補償金形式，取消其在自有地外的徵收權，但又允許其以「自營」名義保留大量耕地，使其維繫了在農村的實質統治地位。

到頭來，地主與富農的影響力僅被土改略為削弱，印度至今仍有86.2%的農民以面積不到2公頃的土地維生，不到人口1%的富農與地主卻手握人均10公頃以上的闊野，坐擁幾百公頃耕地的超級地主則成了農村之王，不僅有私人武裝維持地方秩序，甚至保留行使初夜權的駭人舊習。莫迪此次改革雖未涉及土地分配，卻引入了市場化力道，欲讓農民略為掙脱各邦地主、中間人、富農的共同宰制，形同變相削弱了既有權力結構，自要遭遇抵制。

而在農村轉型上，中印的發展路徑更是有所不同。

中國農村早期扮演了國家的發展後盾，既以己身餵養了工業化進程，更在城市化遭逢挫敗時，化身蓄水池承接多餘的回流勞動力，1960年代前後的「知青下鄉」即是此一力道的時代反射。

然而經歷80年代的鄉鎮企業就業、90年代的民工潮後，中國的城市改革逐漸停滯，農村過剩人口已難轉移，但城市仍不斷提取農村剩餘。而相較過往的純粹工業化，如今的中國農村還面臨金融化過度榨取的新威脅，例如2019年的山東「合村併居」爭議，其根源便是地方的嚴重債務危機，迫使政府藉由徵收耕地轉為房產建設來緩解。與此同時，市場對農業主產品的需求亦同時下降，價格波動由此加劇，中國農民因而面臨土地、收入的巨大壓力。

但印度的農村困境卻是另一種樣態，那便是連推動國家工業化都有問題。印度雖有MSP制度，但其只保證了23種農作物的價格，且在現實生活中，其實踐正如當年有名無實的土改，僅保障了6%的農作物售價，各邦之間又有農貿壁壘，多數農民僅能被迫承受區域內的大規模剝削。故在此次改革中，其展現了對市場化的極大反感，並要求政府立法徹底落實MSP制度。

此外上述現象導致農村底層極度脆弱，農村人口出生率又相對居高，無地無僱的農民數量因而飆升，貧困人口只能不斷湧向都市，最終衍生出一片片黃賭毒蔓延的貧民窟。印度的現代化進程因而卡在兩頭壓力間動彈不得：農村貧困人口眾多，耕種方式仍有「人犁」這般原始途徑，農產量增長緩慢，能供工業化提取的剩餘自然就少；城市的貧民窟一來難以化入勞動密集型產業，二來其佔據了鐵路、公路、河道旁的城市公有地，致使政府諸多工程窒礙難行，城市化與工業化可謂遭受雙重圍堵。

對中國而言，歷次改朝換代多發自農民革命，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當是立國之本，在12月28日至29日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國家主席席習近平便強調「解決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更提及把握糧食安全主動權、落實耕地保護制等重點；於印度來說，農業改革應是推動國家現代化的第一步，然而印度受限歷史遺留的結構障礙，這條改革之路，勢必要走得更為艱辛。

2020年12月31日《香港01》：

2020年12月31日《多維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