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疫情｜為何這次遭殃的似是中產階級？

雖説疫情肆虐下，「病毒之前人人平等」成了某種警世箴言，但「會否接觸病毒」，便不是人人皆然的前提。

從歐美到亞洲，2020年初波疫情來襲時，各國社會皆沿自身的階級線，割裂出了濃淡不一的疫區。以美國為例，非裔與拉丁裔人羣的染疫情況格外嚴重，原因在於其中有相對高比例的人口從事特定工作，無法遵守「保持社交距離」的防疫規範，例如超市員工、餐館服務員等；或是無法承受一日不工作的生計損失，故只能冒着感染風險，在死神的鐮刀下穿梭。

而在諸如巴西這類貧民窟叢生的拉美國家，情況便更為複雜。就防疫脆弱性觀之，貧民窟乃是高風險地區，狹小的居住空間、欠佳的衞生境況、頻繁外出的零工生計，盡是催化感染的温牀；然而政府對此處的照護往往最為疏漏，甚至可謂接近放棄邊緣，許多病患自感染起，不只得不到象樣醫療照護，甚至連檢測機會也沒有，由此成為統計上的漏網之魚，遮掩了疫情的真實境況。

眼下深陷疫情烽火的印度，便是疏於將階級不平等納入防疫考慮，以致無數大城的中產階級，盡淪第二波疫情的俘虜。

自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印度衞生部門已委託學者專家，進行過3輪的血清調查。

而細究從2020年8月至2021年1月的數據，印度的疫情概況呈現以下圖景：城市中的抗體攜帶者多於農村。學者由此判定，原因乃是新冠病毒病例首發於新德里等大城，進而由城市傳播到村莊，這才導致城市居民的感染嚴重程度高於村莊。

尤其2020年9月起，印度政府公布的新冠統計數據顯示，確診病例數有所下降，恰好又與血清調查報告中，城市的高抗體數結果相符，學者自會將兩者相聯結，認為印度疫情之所以受控，是因城市疫情有所緩解、攜帶抗體人數上升所致。其進而推斷，印度眼下最脆弱處，乃是農村未有抗體的人口們，故下波疫情的可能爆發地，便是幅員廣袤、醫療衞生設備不足的農村地帶。

然而，現實發展顯然出乎學者意料。3月以來的疫情陡升，根源並非農村，而是被認為已逼近實現羣體免疫的孟買、德里等大城。根據此前血清調查數據顯示，城中居民應該已有極大比例帶有新冠抗體，孟買城市貧民窟的血清抗體陽性率約為40%，市內小街區的抗體普及率高達75%，新德里的血清抗體陽性率也有56%。但縱有這般數據在前，這兩大城仍在此次疫情中，出現了確診案例的激增。以孟買為首府的馬哈拉施特拉邦，經濟發達，卻貢獻了印度60%的新病例，幷包辦10大疫情重災區中的8處。

在統計世界內，已受疫情肆虐的大城市，竟在現實世界出現了絕地反撲。如此反常發展的背後關鍵，便是圍繞在各大城周遭的貧民窟，以及流徙在城鄉之間的農民工。

2020年疫情初發時，印度政府出台了嚴厲的封鎖政策，不少大城中產皆遵循「遙距工作」的防疫規範，故能逃過第一波疫情的魔爪；反觀綿延成片的廣大貧民窟，既少有醫療資源進駐，更未與大城享有同樣的檢測機會，非貧民窟樣本羣體接受檢測的可能性，乃是貧民窟樣本羣體的4至6倍高。農民工更因生計難續，只能步行返鄉，容易錯過檢測。

在此脈絡下，諸多前述假設，皆因現實衝擊而搖搖欲墜：由於檢測集中中產，大城中產的抗體普及率高並不代表整個城市的抗體普及率高，但人們卻有了城市整體抗體已然普及的錯覺，就導致了人們愈加鬆懈。

更有甚者，印度新冠確診數之所以自2020年9月起有所緩和，也不表示疫情已真正受控，而是諸多農民工返鄉、貧民窟受檢率低之故，待至封鎖解禁、農民工歸來，人口基數上升，過往潛伏在貧民窟的病毒逐步外溢，城市中產即使抗體普及率甚高，在愈來愈多帶病人口「包圍」的情況下，尚未有抗體的人也難以再受到保護。

換言之，在第二波疫情中受害的印度中產，多是第一波疫情中的倖存者，其出現得益於良好生活環境與隔離條件，與貧民窟、農民工相較，更有自我保護的本錢。如此分佈碰上不完全檢測，便共構了印度疫情已然受控的假象，甚至讓人有城市遠比農村安全的錯覺，故而競選活動、宗教節慶、小區集會辦得毫無顧忌，結果便是當今的新冠海嘯再襲。

雖然這次單看數字，似乎是中產階級遭殃居多，然而貧民窟、農民工等低下階層的實際情況可能比中產更差——跟過去一般，由於檢測可預計依然集中中產，「能見度」都集中在他們身上，「能見度」低的低下階層，也就因而遭到忽略。這，似乎是同一套階級邏輯在兩個不同時間段落上的重新演繹。

印度巨大的社會不平等、統計的見樹不見林，共同促成了此次悲劇。然而中產之外，廣大無人聞問的貧民窟與農民工，仍要在茫茫疫海中自力更生，在生命的勞碌與苦痛中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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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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