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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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是發現了宇宙的「說明書」，那麼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就是人類決定「踢開家長（教會與國王），自己掌舵」的時刻。
這是「資本與效率」所構成的枷鎖：我們依然用著資產階級在十八世紀發明的權利語言，卻發現這套方法難以適應這場數位資本海嘯襲擊過的心靈荒野，也找不到在財產不受保障後，依然能夠「獨立自主」的自己。
也正因無法拆解這道枷鎖，「焦慮」成了現代許多人的心靈桎梏。
當傅柯在《詞與物》中預言「人」的消失，他實際上是在為一種「非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空間清場。這種願景在〈何謂作者？〉的結尾化為了一句震耳欲聾的追問：「誰在說話又有什麼關係？」。
現代國家的運作，其實是「十七世紀的骨架」（保障基本的秩序與生存）加上「十八世紀的靈魂」（追求自由、法治與不斷的制度進化）。
十八世紀的智慧相信「制度決定論」——人類的不幸不是因為原罪（宗教觀點），而是因為糟糕的制度。
只要我們用理性設計出完美的憲法和法律，人類就可以實現進步和完美。
不過——
這是一個從「權力制衡」（防腐）到「主權在民」（賦權），最後歸結於「個人主體性」（尊嚴）的邏輯鏈條。
它們共同把人類從中世紀神權政治的黯昧，推向了現代文明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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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批判共產主義，不是放棄理想，是因它誤判了人性。
批判後，我提出「共進主義」，以個體為起點，給予開始的機會為核心的路。
不是平均分配，而是精準給予，每個人至少應擁有一次能啟動自己的機會。
制度上，我主張「基本幸福生活標準」，教育則是根基。
共進主義，是批判之後仍選擇相信人類能一起前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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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論馬爾基維利，就必須也一定要理解一個基礎：那就是馬爾基維利是個甚麼人？如果不談這點的話很容易完全搞錯了馬爾基維利所有理論是為了甚麼發明的。
馬爾基維利的理論很多都像「強者理論」，也就是以大欺負的叢林法則，但馬爾基維利的理論實際上是「弱者理論」。因為他本人就不是甚麼強國人，他效忠的是一個比香港還要
探討十六世紀政治哲學的關鍵轉變，權力如何從神學轉向理性與技術。透過馬基維利、莫爾、布丹、喀爾文等思想家的觀點，剖析了權力現實智慧、良知批判智慧、秩序法學智慧、紀律治理智慧，以及它們如何共同塑造了現代國家與人格建構，並反思過度理性化對現代文明的挑戰，引導至尋求失落自由與意義的現代課題。
透過哲學家羅伯特·諾齊克、羅爾斯、沈恩的觀點，解析自由主義的兩難：個人權利與社會責任、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衝突。探討貧窮、資訊不對等如何影響「自願」的本質，以及教育、醫療、公共建設市場化可能帶來的極端貧富差距和社會撕裂。
布丹的智慧在於他看穿了：在一個情感（宗教狂熱）導致破碎的世界中，唯有建立起一個絕對、理性且合法的「主權中心」，人類才能免於相互殺戮。
他的主權理論為近代民族國家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是從中世紀封建制度過渡到現代國家體系的重要橋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