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試圖以促進結婚作為解決少子化問題的手段，顯然沒有處理到問題核心，也狂妄地忽略社會現象中的環境因素。筆者誠心建議，柯市長作為二○二四年可能的總統競逐者之一，如果連此基本素養與能耐都沒有，還是認分點離開政壇，免得禍國殃民。

所以我們不禁得問，台北之所以有如此便利的交通，是因為行政中心坐擁大量資源，能夠架設密集的大眾運輸系統，而對於其他經費仍捉襟見肘的城市而言，發展初期以虧損的方式來支撐大眾運輸系統是必然的過程，但如果卻因此被一味地指責交通系統的疲軟無力，不僅不公平，更凸顯了「台北中心」思維的傲慢。

筆者所擔心的，正是政黨將選舉化約成「意識形態」與「道德口號」的對立，若是不能針對市民的民主質量做出進一步的培力，去強化在判斷候選人質量間的差異能力，市民們終究在幾年後會再次落入「換人做看看」或是「藍綠一樣爛」之流的二元對立邏輯，而無法真正的對於候選人有更強的監督與批判，誕生下一個「韓國瑜」。

即便是自由如美國也對於種族歧視的言論格外敏感，被視為禁忌話題，原因無他：當價值倡議的本身是反自由時，就應當被我們唾棄，而如果我們相信民主多元的討論是奠基在理性溝通的基石上，那我們更就不該縱容像張安樂這樣，以暴力之名行反自由之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