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離開監獄，如上庭之類，回到監倉後便要驗尿，翌日還要在監倉另一囚室接受觀察，待至驗尿結果沒有異樣，才能在下午時分參與大圍的活動，俗稱「隔渣」的程序。結果還在硬板床（我不會再寫錯了！）上睡了個午覺，對比起外面爭分奪秒的生活，在監獄裡有規律，作息定時兼緩慢節奏，還是很不習慣呢。
慶幸，早上十時多有邵家臻以立法會議員身份前來探訪，一個小時裡我們談了他下年將要面對的公眾妨擾罪，民主派會議的形勢發展討論，一地兩檢的運動進展，還有未來補選的各區部署。邵家臻作為關注青少年囚犯的立法會議員，也特意問我在獄中是否適應，有否遭受不公對待（他兩個月前也有來這裡巡視），而事實是囚友對我確實友善，而普遍職員也待我尚算合理，若有任何不公對待，我定必會在日記裡記錄下來，不過事實就是我未有目睹類似情況。
跟邵家臻相識，源於六年前，當時他是《思潮作動》主持，而我仍是中學生（14歲）的時候，接著便在反國教運動裡熟絡了，因他就是當時的集會司儀／咪手，另外在Netflix的紀錄片《Joshua: Teenage vs Superpower》裡，還記錄了他在電台問我有沒有拍拖的片段，而我當時的回答竟然是「無，因為呀媽教落中學唔好拍拖」，現在重看我與邵家臻5年前的對答真係無眼睇，但有時人的生命軌跡便是如此有趣，相信當時我們二人也想不到，5年後會在監獄裡的探訪室裡，以立法會議員──囚犯的身份在交談。也有賴他的工作，半年前起，青少年囚犯待遇確實有所改善。
接著，在下午訓練步操前，我便被兩位便裝的更生事務組職員帶開，說要跟我談天做問卷，了解一下我的想法。話說本來今年9月我選修了Crime and Punishment（犯罪與刑罰）一科，但因為被判監而無緣修讀，但我從這份問卷卻是徹頭徹尾地體會了何謂監獄的社教化歷程。
被問有否吸毒或三合會背景也是其次，懲教人員連番問起「出獄後你有否信心找回正當工作？」、「家庭對你是否重要」、「你是否懂得控制情緒？」、「你認為自己有沒有良好的職業技能？」、「你是否同意警方能公正執法？」、「你有沒有深交的朋友？」……接著，懲教職員便會把你的各題目答是／否，繼而判斷會否轉介犯人去參與獄中的一些課程或工作坊。坦白說，我從不否認監獄有其作用，導向犯人改過自新，但這份問卷只是把「出獄後改過自身的良好青年」的完美標準嘗試套到每個犯人身上，而因政治參與而入獄的政治犯，就更顯其格格不入。
監獄的社會功能，本來就是誘導犯人改過自新，不再在出獄後從事相關工作（如同倉大多便因撈偏〔走偏門〕運毒入獄），但政治犯坐監時，卻是充滿矛盾。即使懲教職員也深知，出獄以後的政治犯必會繼續投入政治改革工作，所以出獄「從良」的框架，不能套在政治犯身上，我們大概就是每天都在這種拉扯和衝突裡，渡過獄中的每一天，真大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