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在旅店認識的台灣人，後來加了臉書，各自回國後，一日向他問好，聊到書寫旅行這件事，他說，趕緊寫啊，拖著就再也寫不出來了。
記得村上春樹曾感嘆不是每個在外旅行的日子他都有留下紀錄，那些沒留下的，他特別懊悔。
好像是舒國治吧，還是張讓，因為上學期修過旅行文學這門課，所以喊得上幾個作家名字。他說有些旅行，不見得回來立刻下筆，可能是好幾年，時光的沉澱後，某日案前才開始娓娓道來。
再多，就像掉書袋了，儘管也沒有再多好講。
有時候，知道它在腦子裡，輕而易舉就可以要它出來，只是一股反作用力在作用力之前，它揪著我，我念著它。我們像是早該分手的情侶，卻仍難分難捨；我們知道躊躇只是讓彼此更難堪，卻仍忍不住相擁相吻。
我在長途巴士上寫明信片，用中文，我可以寫一百封信寄給一百個人，用中文。
我騎車摔了一跤，警察過來關切，因為沒有駕照，車是租的，我害怕著、感謝著、倉促著，一句含糊的謝謝後便扶起機車連忙催油前進，前進時還能感受到警察熱切關注的眼神黏在背後。那是在河江的山裡，本來騎在前頭的朋友已看不見蹤影，每個轉彎處都沒有，雖然大路就那麼一條，也不是沒有Google map，我仍緊張地拼命往前。兩周來，我一個人來來去去，孤獨無法避免，但委屈過後仍驕傲自己能獨自上路。眼淚擦一擦，看見世界又是五顏六色，便破涕為笑，絲毫忘記自己上一分鐘窩在旅店多難受。可是此時我畏懼分道揚鑣，身邊再也沒有認識的人，那畏懼就像是嬰孩離了父母親的分離焦慮，只能哭。
我害怕「又」一個人。而我沒有足夠的把握自己能處理好以前能處理的事情，在遇見他們之後。那是種病態的驚恐，過度孤獨後所產生的過度依戀。
先前當我受孤獨攻擊時，尤其在旅店或車上，我便寫信、寫給自己的告白；聽歌，聽一首一首中文民謠。我用中文築一面牆，待在裡面環抱自己，甚至回來之後，在馬路上看到水溝蓋刻著「新北市政府」，還愣了許久，心想這是中文，這是家。
然而不是每次中文都有效，當文字走到窮途末路時，我便只能想像，亦如台北夜晚裡的我拿著拖把拖著店裡的地，幾盞黃燈照亮下，腦海裡的我一直前進、前進，不回頭。而我無法描繪那個目的，只知道嘴上戴著自由且義無反顧的笑。
我禱告，我說：我所求的，祢已經給了我，可是我開始懷疑，這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念家的美好。想起我的朋友和家人—他們是不是在工作，放假了有沒有待在家裡睡好多的覺；我想起家裡那條狗，躺在長椅側邊牠專屬的坐墊上，又一個長長的日子。他們日復一日單調的美好像牆上的油畫，當我閉上眼睛觸摸畫作時，卻聽到一聲乾嘔—我仍在臥舖夜車上，擁擠的空間裡聽得到斜前方婦人身體不適所發出的作嘔聲；仍能感受到盤坐在走道上的乘客，他的腳隔著布料碰到我的肌膚。這是我要的嗎？
夜車到達目的地時，清晨四點天還未亮。再一次地，頂著一張一夜待在密閉空間而毛孔堵塞、出油的臉，我昏昏沉沉地下車；又再一次地，計程車司機站在車門口像飢餓的豺狼，夜晚裡眼睛發出紅光。這光一照，我連忙轉換成警惕的雙眼，尋找軍綠背包，背上背包後立刻站在屬於我的陣營—背包客群。這台車載著超過八成的背包客，底盤車廂除了塞行李，也兼當貨車塞些民生用品，還有兩台野狼機車—我的行李差點塞不進車廂時，真想問問那兩人為何不騎著自己的野狼離開。身旁有一批聲勢浩大的以色列人，看起來能包車，而剩下的零星背包客看起來都有伴了。我仍站在這裡不離開，是因為那兩個人還在車上—漢娜和以撒。幾天前一起騎車環山的五人，有兩人在路途中因為路程安排的緣故先行離開隊伍，剩下我們三個，又剛好在結束環山後搭同班車前往下個城市。
漢娜和以撒，是我在越北山上挖到的寶藏：漢娜溫柔開朗，總會回頭詢問我的意見，我們一起深愛法國麵包夾蛋與臘腸；以撒人前是搞笑冠軍，疲憊社交時則關閉英語轉成西班牙語模式，只跟漢娜說話。在我白目不戴上手套騎車而導致凍僵的情況下，他帥氣的拿出他的藍色毛線手套問我：妳要不要。漢娜和以撒不是情人，是很好的朋友，而我們三個一起yum yum yum地享受了一路上許多美食。儘管到最後，以撒還是用納悶的眼神看著我俐落地使用筷子，我卻只能尷尬地表示我連學用筷子的記憶都沒有；而他們倆個，包含我，則是一起納悶我一個矮人為什麼能吃的跟他們同等份量。
當我站在暝暗的天空下，看著，出現在車門前的漢娜戴著開朗的笑說「Hey！」，而以撒也跟在後頭露出調皮的眼神時，什麼事都沒發生，人群沒有因此而安靜，太陽也沒有因此而升起，只是我彷彿都不需要了。我不知害怕為何物，因為我擁有朋友。
難得我的手機派上用場，找了班開近市中心的公車，一直以來我為著我的無所貢獻而感到羞愧。他們就像哥哥姊姊般的照顧我，規劃路和尋找餐廳都一手包辦，這當然不是為了我，只是我屁顛屁顛地跟在後頭，他們也沒趕我走，這就是最大的照顧了。進城後我們在路邊找了家小吃攤，又是法國麵包夾蛋和臘腸，填飽肚子的同時天也亮了，而且即迅速地驅逐黑暗，事物的輪廓都變得清晰，包括分離。
在路口擁抱著相處超過一星期的朋友，天已經亮了，怕黑的我路可以自己走了。願你們在越南的最後一站愉快，願我之後往南漫長的車程平安，my best food friend。
「這是我要的嗎？」
所有的情感可以擠壓在一個極小的時空罐頭裡，濃烈地要衝破上頭的金屬蓋。但更好的是，讓它們是一顆顆充飽的氫氣球，鬆開手便飛向天空，然後在高空爆炸—氣體歸於氣體，而碎片成為花朵從天而降，飄落到你們的手裡。
分離後我走在越南的首都，轉角的咖啡店剛打開門，咖啡機都沒熱，我就闖了進去點杯黑咖啡，一屁股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洗臉、刷牙、充手機，還有一個白天要面對這陌生又新鮮的城市。我赤裸地面對這城市的時間：幾點開始穿著運動服的人開始在對面公園慢跑；而什麼開始人潮在大路上穿梭，摩托車司機在路旁等候乘客；又是多久之前第二個客人進來，第三個、第四個；貴婦樣子的、處理公文的、點份鬆餅配咖啡的？好大的鐘。
我走在濃厚新年氣氛的街，走在賣花的婦人邊；我抵達灰撲撲的聖若瑟大教堂，碰見了一場天主教喪禮，肅穆的鐘，牆上莊嚴的聖母抱著愛子，棺材後是看起來已經不再悲傷的親人；我快速穿越頭上綁白巾的追思者，踏出那巨大又精雕細琢的建築物，看見廣場零星的觀光客，尋找著認為最美麗的角度。
日頭出來，日頭落下，夜幕已降。我坐在河內市中心外的ATM旁，求救朋友往我帳戶匯錢。原本足夠搭車到中部的錢，被我花在買博物館的紀念品上了。存著打工薪水的銀行帳戶從剛到越南就出了問題，只好提存款不到4000元的郵局帳戶。之前已經請朋友匯了一次，然而在雖然省但沒有計算開銷的情況下，錢很快就被領完，我只好再發一次請求。等待的過程中，我雖禱告，但並沒有把握能在發車前領到錢。便這樣坐在ATM旁的台階上，看看下班排隊領錢的人，看看馬路上的車，我拿出在河江雜貨店買的麵包咬著。手機要沒電了。這附近有幾家旅店，或許可以先住一晚，明天錢一定會到戶頭。禮拜四的飛機回台灣。昨晚我還在河江—昨晚要走之前，旅店裡那個會說中文的姊姊問我：「你要走了嗎？」我說是。她對著手中那三歲多、總是只在自己所創造的世界中玩耍的兒子說：「跟姐姐說掰掰。」「Bye bye。」他看著我，好像我們終於活在同個世界了。我知道他一定見過很多旅人，對很多外國人說過掰掰，只是我不知道他會不會疑惑，為什麼這些人，總是說了掰掰就不再回來了。
他一定不會這樣想。在河江成長的日子裡，他可以聽到好多語言，這一個小鎮，可以就是全世界；這裡就像〈海上鋼琴師〉裡的那艘船，他不用出去，各地的人會自動地來到他面前訴說著不同的故事。有人會問他說，你不會不捨啊？他說我不會，我漸漸不會，我以為不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