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有過一個難忘的遭遇，每回憶起那一夜所遇見的幾位運將[1]，我就會感覺到人世間流溢著溫情和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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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1990年前後，當時我還是一名小學生，父母和兄長都在臺北工作、定居，而我隨著祖父母住在嘉義老家。那時母親不幸罹患子宮頸癌，需要開刀、做化療，祖母曾帶我北上探病，當晚，祖母留在醫院裡照顧母親，母親託兄長帶我到二舅家裡過夜。二舅一家人在延平北路二段、臺北大橋附近的「太平市場」裡做生意，一樓是店面，二、三樓即是住家。我們抵達的時候大約是晚間十一點，他們已經在休息了，兄長將我安置在一間空房以後便先行離去。
舅舅對我們這些晚輩頗嚴格，不苟言笑，早上如果睡得稍晚，七八點時才起床，或是看漫畫、打電動時讓他發現，免不了要挨罵。表面上他雖然嚴厲兇悍，其實又很照顧我們晚輩，只是我長期住在南部，和他接觸得少，心底還是很怕他。我在客房裡待沒多久，想到沒有母親在側，隔天早上起來以後我得獨自面對舅舅，就感到不寒而慄，因此盤算著可否自行前往位於葫蘆街（士林區）的叔叔、嬸嬸家。正好那天有位長輩給了我兩、三張千元鈔當零用錢，因此我搭得起計程車，於是我悄悄下樓，離開舅舅家。我顧慮著萬一找不到叔叔嬸嬸家時，還可以回頭，於是只虛掩鐵門，並沒有闔上。
我在深夜的馬路邊攔了計程車，遇到的是一位年輕的運將。印象中只要順著延平北路一直走，到葫蘆街交叉口時左轉一小段路，就是叔叔嬸嬸家了。司機大哥按照我的指示，載我到葫蘆街附近時，那裡的街景卻讓我感覺到似是而非，不能確定叔叔嬸嬸家在哪。我只好另謀出路，心想那就去大舅家好了。大舅家位於三重龍濱路附近，於是我又搭上另一輛計程車前往。
車子跨越淡水河上的大橋，我也無心留意風景，依稀只記得當時臺北的深夜較為靜寂和暗淡，並非如同今日一般的燈火璀璨。
第二位運將順利地載我抵達了大舅家附近的路口，我在那下車；可是當我走到門口時，發現屋裡的燈火全暗，想是親戚們全都就寢了。我躊躇了一會兒，沒敢按門鈴，驚擾他們。「乾脆還是回二舅家算了，至少離開的時候並沒有關上鐵門」，我心想可以悄悄地上樓，假裝這一夜什麼事也沒發生。
我搭上計程車，返回太平市場。這樣來來去去，已經搭了三趟車，無論是年長的或是年輕的運將，見我一個小孩子搭車，都有些驚訝，隨後則是關切地詢問。我已忘記當時如何向他們解釋原委，但仍然記得那些帶著溫暖的關懷語句，而且，居然沒有任何一位大叔或大哥按照跳錶的金額向我收取金額，有的直接減半，有的少收一百元。我掏出鈔票時也全無防備，直接拿出身上所有的鈔票，數算金額來付費。到底是我的運氣太好，還是世間的人們大多數心地都是良善的？事後我再想起這件事，真有些夢幻之感。
當我回到二舅家門口時，驚覺鐵門已經闔上了，我的心裡更加恐慌，是不是二舅發現我偷偷離開了？因此更是不敢按下門鈴。原來當晚祖母聽聞兄長將我安置在舅舅家，她知道我特別怕舅舅，又託大哥回來接我，帶我到叔叔嬸嬸家。大哥在二舅家找不到我，離開時順手帶上鐵門了。但這是後話，那時的我當然不會知道。
我走到臺北大橋下，徘徊良久，夜越深沉，我也越加焦灼與不安。終於還是決定再找一次叔叔嬸嬸家，如果行不通的話，我只好鼓起勇氣，回二舅家按門鈴了。不知該說當時的我是太膽小還是太勇敢呢，不敢驚擾親戚的清夢，卻敢於獨自在夜裡陌生的臺北街頭搭車、遊蕩。
這次我攔到的運將是位中年人，他也像先前幾位一般，關切我為何這麼晚了還在外頭。他一面聽我說著前因後果，一面載我前往葫蘆街，情形當然與第一趟計程車時相同，而來到一個我所不熟悉的地帶，我感到沮喪，不明白哪裡出錯了。但是運將很有耐心，他沿著葫蘆街慢慢地往前開，他說既然我確定親戚家在葫蘆街上，那麼一定能找到。經過了一個比較大的十字路口以後，我突然發現那就是我熟悉的區域了，原來是我自己記錯了具體位置。
這位運將不僅載我到達親戚家樓下，還按了電鈴，送我上樓。直到我嬸嬸睡眼惺忪地出來應門，確定有人可以照料我以後，他才離去；嬸嬸要付車費給他，他也不願意收。
終於到達目的地，我懸著的心放下了，進入叔叔嬸嬸家沒多久，我就安穩地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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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我並沒有記下那位大叔的姓名和聯絡方式，無法當面向他致謝。但我心底誠懇地感謝他，以及那一晚的幾位運將，他們為一位不明世事的小孩子示範了良好的身教，使得這名孩子每回想起那晚的情景時，都對這個世界心懷感恩，也讓成年以後的他懂得了人與人之間的涓涓善意，是這世界上最美好、最撫慰人心的事。
（曾於2016年8月，發表於澳門新聞報Macao News）
[1] 指計程車司機，閩南語詞，源於日語「運ちゃん」，是「運転手さん」（「司機先生」）的縮略及音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