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威權半民主政體：為何新加坡做到的，香港做不到？

《逃犯條例》爭議期間，有學者指出這是香港作為一個「軟威權半民主政體」(soft authoritarian, semi-democratic)自製的「完美風暴」；既然風暴來了，這個「軟威權半民主」政府的對策，據說是構築「大平台」讓各方對話。但邏輯上，這是完全不成立的，因為香港並非真正的「軟威權半民主」，新加坡才是；香港不過是一個「威權政體featuring民主成份」的奇怪實驗，屬最不理想的政治體制，既沒有威權、民主各自的好處，卻又齊集兩者的弊端，因此所有人無論是「藍絲」、「黃絲」，都不快樂。根據政治正確原則，新加坡作為主權國家，自然不能和香港特區比較；但根據這原則，世上任何地方和香港比較都是犯禁，特區政府的官方文件，就不時充滿這類比較，我們落到今天如此境地，總不能再庸人自擾。他山之石，總有啟發的。

新加坡經常被批評為威權政體，原因是政府「依法治國」操控生活不少層面，這正是讀法律出身的李光耀當年精心設計。例如對媒體、公民社會、工會和言論自由，新加坡法律都有嚴格規範，政府主導了輿論，批評政府只要沒有確實證據，很容易被控誹謗，近來又引入針對新媒體假新聞的法規，這一切和西方理解的民主大環境，都有一定距離。但不少筆者在香港的「深黃」友人，到了新加坡，卻感到安居樂業，變成了當地「深藍」，原因之一是說到底，新加坡政府是如假包換、一人一票、沒有篩選的真普選選出來。每一屆選舉，理論上都足以變天。建國以來一直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明白，要是施政不受歡迎，無論多少行政手段，都不足以改變結果，加上近年選情越趨透明，每一仗都勝得不易。搞群眾運動起家的李光耀本人從來充滿危機感，他的政黨鼓勵內部競爭，對民意研判從不鬆懈。這和香港特首的權力來源完全不同，這幾任的特首固不待言，即使是有天真的根據「人大831框架」普選特首，他／她也不會有新加坡領袖的危機感，因為既不容易被罷免，又能找到特首之上的國家領導人位置作退路誘因。

新加坡對群眾運動管得很嚴，但一旦出現示威、或明顯民情逆轉，政府的回應速度和魄力，卻是驚人的。最明顯例子是2013年，執政人民行動黨不過在補選輸掉議席，加上在2011年大選輸掉一個集選區，又出現了一些針對政府的示威，執政黨就內部研判為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機。官方表面上說敗選原因和物價、民生有關，但群眾示威和社交媒體的不少批判，都在針對新移民，洋溢一片「新加坡本土主義」情緒。結果新加坡的移民政策幾乎一夜間改變，移民新加坡的門檻高了很多，保護本土就業的措施紛紛出台，聘請非本土員工前都要滿足本土化的法律要求，捍衛新加坡本土的文化政策也被推上日程。不像在香港，政府思維只會在立法會「數票」，遊行示威無論多少人參加，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沒有用」的，除非直接影響到議員投票取態（例如2003年二十三條立法），或直接令議會不能有效表決（例如逃犯引渡條例）。背後反映了單一事實，就是香港的立法會並不具備全面反映民意的功能，只是威權政府借「民主元素」為「justification」的工具，這也直接令政府養成「無須理會遊行人數」的惰性。

新加坡採用單一議會內閣制，所有閣員都要是議員、也就是要從地區產生，這是李光耀刻意製造的從政階梯，確保任何有意擔任高級領導的人，無論多麼精英主義、「年年考第一」，都要從低學習吸選票做起，時刻留意民情，天天深入群眾，不會太離地；官員不可能不懂得使用EZLink card，李顯龍本人也經常不帶保鑣獨自乘坐地鐵、到大排檔排隊，要是今天的香港特首如此公開行動，則後果堪虞。對不少外間觀察者而言，新加坡議員的每週落區見選民的「Meet the People Sessions」，不過是行禮如儀的接見，但他們的確能較有效掌握民情，例如不少新加坡人對地鐵、組屋、CPF一類政策充滿意見，這類民情很難通過群眾運動傳遞，卻能通過耳語傳到領導當中。忽視地區工作的閣員，哪怕是執政黨的明日之星，也可能遭遇滑鐵盧，最明顯例子是年前意外失去議席的外長楊榮文將軍，他現今倒成了香港常客；而政府也會主動改組內閣，有時是政治原因，有時是年輕化，由於被換掉的閣員依然是議員，也沒有多大震撼，卻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問責制。不像香港，問責制只是向同一權力來源的特首一人「問責」，行政會議成員以不食人間煙火為常態，視「民意」為「民粹」，只會連累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團成為民意對立面。

新加坡每次全國選舉，反對黨都有穩定民意基礎，最不堪也有三成選票，全盛期更有四成，只是因為簡單多數制、集選區、傑利蠑螈等操作，在國會的議席才嚴重不成正比。根據這比例，執政黨在國會無論要推甚麼政策，都無往而不利，但因此，政府更意識到「議會票數不代表一切」的真理。李顯龍也懂得利用國會作為宣示包容、民主的舞台，最戲劇性的例子是年前他和弟妹就李光耀的祖屋問題爆發內訌，他主動到國會解說答辯，為處理失當令國民不安致歉，反映國會依然有其功能。相反在香港，由於立法會的分組點票制度、功能組別設計，基本上確保了「行政主導」，政府的議案和新加坡一樣，很難不夠票通過；但政府卻很少思考假如立法會由普選產生，可能所有政府議案都會被否決，也不會從這角度出發，主動對民情作出退讓，更缺乏新加坡執政黨上述「落地」消化民意的機制。香港的選民既完成了投票過程，卻發現投票改變不了任何事情，反而卻「被代表」了，自然比新加坡的選民不忿；政府既知道權力來源不被完全認受，卻不願意就爭議事項多做一步，處理議會的智慧，更和新加坡背道而馳。

總之，新加坡才是真正的「軟威權半民主政體」，成功是在於民主並非裝飾的「民主成份」，而是真正具有決策角色的關鍵，具有制衡精英的功能；至於政府的威權性質，其實也得到民意授權，即使未來總有一天由反對黨變天上台，相信也不會改變，那樣新加坡人最著重的穩定，也能持續下去。換句話說，新加坡雖無大平台的形式主義，客觀上，「平台」功能卻早已融入制度中。新加坡不再視香港為對手，總是有原因的。

現在香港的政制則相反，沒有新加坡的嚴密設計，也比純威權、純民主糟糕，本來就只屬過渡安排，根本不成「制度」。這結構性問題一天不改變，任何爭議後的「大平台」，都是徒勞無功的時間虛耗；要改變結構，誰也知道根本不是特區政府能說了算；這樣的「對話」，除了為個別政府官員、中間人、反對派代表得到個人事業機遇，以及不必要的期望落差，對大局毫無作用；而當整個香港的未來一片陰霾，有正常分析能力的人，早已有自己的全球佈局，還有誰會盤算「壽終正寢」的「機遇」？真正的大平台，應該是特區政府代表香港市民，和中央政府爭取符合本地民情的真正權益，據理力爭，這才是作為中央和港人樞紐的應有責任。當本地政情臨界點已過，加上世界局勢大變、金融市場移動、未來科技湧現，假如再以前網絡時代的政治手段、社會撕裂來掩蓋問題本質，也就是特區政府目前所為，下場，恐怕慘不忍睹。

新加坡執政黨，1954年成立，成員大多是在英國接受教育的新加坡中產，1959年成立英屬新加坡自治邦起、1965年新加坡獨立起執政至今，李光耀曾長期出任秘書長（1959-1990），以務實主義、賢人政治、多元種族、亞洲價值觀為四大黨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