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醞釀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關於這個委員會和有法定效力的「真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差別，前文已經講述，當曾任局長的張炳良教授也堅持政府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實在想不到拖延下去的理由。而從政府的文宣，也有另一值得關注的重點：港府表示是參考了2011年倫敦騷亂的處理手法，才想到「獨立檢討」一著，究竟兩者是否真正可比？
倫敦騷亂發生於 2011 年 8 月 6 日，導火線是 29 歲黑人青年 Mark Duggan 被警察槍殺，引發大批民眾上街抗議，爆發點位於倫敦，但很快擴散至英國其他十一個大城市，包括曼城、利物浦等。事發突然、亦結束得突然，騷亂四日後就宣告平息，但短短數日，已造成 5 人死亡、超過 200 人受傷、4000 人被捕。事後英國政府不同單位及民間組織相繼成立調查小組，發表研究報告，特別是一個由朝野共同成立、成員包括首相與反對黨領袖的「騷亂社區和受害者小組」最受注視。然而，這小組並非根據《調查法》成立，也就是沒有調查權，大概這就是特區政府特別點名仿效倫敦騷亂處理手法的原因，卻也是偷換國際案例概念（例如法國黃背心、南非和解委員會等）的又一例。
倫敦騷亂，確是可量度的社會經濟問題
倫敦騷亂以這樣方式解決，並非因為英國有任何特別大的阻力，令獨立調查委員會不能出現。倫敦騷亂的Root Cause相對清晰，死者的移民背景，延伸出移民問題、種族問題、失業率高企、經濟低迷、貧富懸殊等倫敦北部常見的深層次矛盾，基本上，和騷亂行為本身直接呼應。騷亂雖然只短短四日，卻造成了 30 億英鎊的天文數字經濟損失，當中不少是趁火打劫造成，第一天就是大規模搶劫店舖；與香港運動相比，即使後期出現了更多衝擊，但後者始終是象徵性的、傳訊性的，而不是物質性的，兩者分野，可謂大相徑庭。因此英國的研究焦點，聚焦經濟問題，不像香港的制度性問題，並沒有失焦，而這確實需要大量量化分析；當騷亂的破壞與經濟掛勾，自然有更多數字可以演繹，例如騷亂地方的人均收入、幫會秩序、被槍店舖造成的損失等，都足以構成correlation study。這類研究內容，在香港的後物質案例，基本上不存在。
關於警察方面，從香港的區議會選舉結果可見，運動依然有廣泛民意基礎，對警察執法的反感，更逐漸成為運動後期的主要動力來源，這裏的張力，就是政府高層也不得不坦承，正是香港「不能」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主因。反觀英國群眾就是有不滿警察之處，也普遍不太支持倫敦騷亂；英國警察處理騷亂的執法問題甚多，但武裝程度，卻未能和今日香港警察相提並論。倫敦騷亂爆發後，民間甚至有人主動倡議警察使用水炮車、橡膠子彈去「止暴制亂」，只是英國政府拒絕，時任內政大臣的文翠珊更說「英國警察不會靠水炮車，因為他們是靠與民眾溝通來解決問題」。
關於這一點，英國警察言行一致，講求公眾與警隊之間的互信，負責人群控制的警察普遍不持槍，民眾的不滿是警政腐敗、不誠實、選擇性執法，這些自然都是嚴重問題，但這和香港出現大量當事人實名投訴警察濫暴、警察卻蒙面而不配戴委任證以致難於識別，或涉及疑似違法、而不被追究的內容，性質全然不同。最後，英國方面的檢討結論是不使用「足以構成無差別傷亡」的水炮車，現任首相約翰遜當時購買的三架二手水炮車，最終也被繼任人出售，這些處理在今天的香港看來，已是天方夜譚。
英國警監，卻容許由下而上的改革
倫敦騷亂的檢討報告，對警察的角色並不迴避，當地警監局報告更提出警方、民選代表應一同改革警政，制訂處理騷亂時的武力指引，也就是開放了警方指引的制定權力予整個公民社會，有真民意的加持。有了這些前提，其他設計警察的研究、檢討，才有價值。加上英國制度相對公開透明，沒有太多「你懂的」禁忌，但香港的案例但凡涉及高層決策、甚或一國原則，則自動成為敏感話題，充滿邏輯上未能自圓其說之處。也許是狐假虎威之故，香港警察逐漸變成外人查不得、連特區政府高層也批評不得的半獨立王國；香港警監會在全體國際專家辭職後，依然故我，閉門造車，毫無公眾參與的元素，結果和英國相反，只會令公眾對有法定效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訴求更大。
雖然倫敦騷亂的報告都沒有調查權，政府對報告也不是完全理會，但起碼前瞻了未來一旦出現騷亂的處理手法；而能夠作出前瞻，因為英國各界都有「應該走下去」的共識。今年 9 月，英國政府在社會壓力下，公佈了極具爭議的「黃鵐行動」（Operation Yellowhammer）計劃文件，假想英國進入硬脫歐後，因為交通、經濟等問題，而出現斷水斷糧一類危機，陷入至少三個月混亂情況，結果可能出現大動盪。這樣的沙盤推演，和處理方法的提出，不少就是參考倫敦騷亂的研究報告。但特區政府的檢討，根本連社會各界如何走下去、走向甚麼方向、乃至是否要走下去，也統統沒有共識，如此前提來檢討，只會吃力不討好，白白浪費了社會期望，何必？
總之，倫敦騷亂通過如此這般方法善後了，也是「不完美、可改善」，但橘越淮而枳，不等於香港可以依樣葫蘆；反之，世界各地絕大多數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案例，甚至包括近日第三世界的蘇丹、伊拉克，卻不為特區政府考慮。這種選擇性應用國際關係的態度，對解決問題並無幫助，在民智大開的今日香港，也不可能蒙混過關。說到底，世界各地、古今中外，有沒有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也這麼吃力的先例呢？
明報筆陣，2019年12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