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11日，基隆308大屠殺剛過去3天，中華民國政府為了安定民心，不斷廣播要大家出門上班、恢復正常作息，八堵火車站的副站長許朝宗選擇相信政府，出門前往他工作的八堵火車站。
許朝宗的妻子許江春，多年後接受訪問時，回憶起那天。
「阮頭家欲去上班，我koh叫伊不要去，伊講無去kah人換班mā袂使。」（我丈夫要去上班，我還叫他不要去，他卻說不去跟人換班不行。）
那是她此生最後一次見到丈夫。
不聽妻子勸阻的許朝宗，與其他共17名前往八堵火車站上班的員工，全都因為他們的盡忠職守而失去了性命，以復仇為名的中華民國軍隊，當場射殺了4名車站員工，另外被押走的，包含許朝宗在內的13人，至今仍下落不明，不知屍首何處。
懷有身孕的許江春聽聞消息後，不顧害喜虛弱的身體，從暖暖一路跑到八堵，但現場只留下血跡斑斑，早已不見丈夫蹤影。許江春從司令部、鐵路局、警察局到軍營到處找人，最後，她問到一個外省兵，沒想到對方卻流下眼淚，跟她說：
「不用找了。」
但是，生要見人，死要見屍，從此，許江春阿嬤只要聽說哪裡又發現了屍體，就去現場試圖尋找許朝宗的臉龐。當時，由於基隆大屠殺剛結束，處處都是一堆一堆的屍首，有的被丟棄在荒郊野外，有的被軍人強迫挖坑，然後陳屍在自己挖的坑裡，更多的，則是海面上的浮屍，家屬們集資雇用了漁船，出海撈回海面上的屍體，再排放在港口邊等人來認，屍體被浸泡太久浮腫，家人必須忍著心痛用腳用力地踩，才能把屍體塞進棺材中。
在《二二八走過一甲子》節目的訪談中，許江春阿嬤提到在尋找丈夫的過程中，她看到那些屍體的手掌被鐵線穿過綁在身後，臉都被曬成了肉乾，她既害怕又難過。在《查某人的二二八》一書中，她提到有一次，她的哀傷已經超越了極限，差點自殺的經驗。
「找尪的心情是真艱苦，阮也曾去海邊認屍，屍體一塊浮起、一塊浮起，但是都不是咱們的人。有一次我真可憐，我走到基隆和平島去找，看到海，清冷冷，啊！我想到自己真歹命，心內真艱苦，腹肚面對著海，想講，啊！要來把伊衝下去，死了也較袂艱苦，但是想回來，啊！我還有二個囝仔，一個八歲，一個六歲，我不能死，阮若死，阮二個囝仔要怎麼辦？」
為了兩個兒子，加上自己還懷有身孕，許江春阿嬤鼓起勇氣活了下來，那年七月，女兒出生了，本來應該是一件充滿喜悅的事情，也因為二二八而變了調。
「生的那早時，嬰仔一出世，親像是歌仔戲在扮，我嬰仔抱起來就哭，這囝仔一出世就無老爸。」
許多人覺得二二八就是一天，但對受難家屬來說，那一天只是個開始，隨之而來的痛苦則是一輩子的事情，面對政府百般的刁難，忍受旁人異樣的目光，大多數的親朋好友為了自保都選擇離開，只剩下受難家屬孤苦伶仃地、堅強又哀戚地生活下去，許江春從此身兼嚴父慈母，由於身分特殊，她常常教育孩子不要惹事。
「要乖，咱無老爸，要乖。」她總是這麼說。
有一次，年幼的兒子在外面跟人吵架，一回家就被許江春抓起來打，一邊打，許江春一邊哭，看媽媽哭了，兒子也跟著哭。
「你這馬靠誰人？」許江春哭著罵。
（你現在要靠誰？）
「靠媽媽。」兒子也哭著回答。
「你靠我？那我要靠誰？」
「我靠你，你也靠我，從現在開始，我會乖！」
母子抱在一起，哭成了一團。未來，每當回憶起這段往事，許江春依然會自責沒能給孩子們好的生活。「這些囝仔跟我也真艱苦，我真嚴。」她始終這麼說。
1994年，在八堵火車站事件受難者家屬的推動下，以蒸汽火車頭為造型的八堵二二八紀念碑落成；2017年，我們為事件後留下的受難家屬寫下《海港少女》這首歌；2018年，《少了一個之後》製作團隊，則邀請受難者家屬回到八堵火車站，重演了這段歷史，但就像所有228及白色恐怖的悲劇一樣，至今，我們仍然只能述說受害者的故事，而始終，沒有任何一名加害者為此付出過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