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聞軼事」之外｜試尋希羅多德迷霧中的波希戰爭大歷史

希波戰爭在西方經常被比為『大衛與巨人歌利亞』的局面，開啟了歷史上的第一個「東西戰爭」。至於戰爭的起因，則是被解釋為希臘人為了自身的「自由民主」體制對抗「貪婪擴張」的大帝國。

由於詳述這場戰爭的希羅多德後來被稱為西方歷史之父，因此關於這場戰爭的研究多會引述希羅多德的記述。問題是，希羅多德本身敘事的風格，就如同荷馬的史詩一般，充滿了隱晦的暗示和影射，讀者很容易就陷在其中的迷霧當中而不自覺，更有意思的是，他在字裡行間還會不斷對讀者提出警示，試圖將自己與從各種宴會場合所收集的材料保持ㄧ定距離。

「就我所知」、「此事是否為真，不得而知」、「若從已知之事，推想未知之事，我的假設如下⋯⋯」這些都是希羅多德的「歷史」常見的句子。

既然希羅多德似乎是由一種「局外人」的角度來描述發生於波希戰爭之間的衝突，我們不免要關心這位「局外人」觀察局勢的「高度」如何？ 這位「局外人」在觀戰時是否有偏愛的一方？關於後者，大多人應該都會同意「希羅多德」對於「雅典」代表的「希臘」是比較偏愛的，關於這點，既然人是情感的動物，每個歷史敘述者因為其情感因素而影響其立場其實是無可苛求的，但人既然也是理性的動物，我們不免也想問，如果能站在更高的高度觀看「波希戰爭」的「大歷史」，那麼，讓希臘世界和波斯帝國不得不戰的結構性因素是什麼？

讓我們還是試著從希羅多德的著作「歷史」（HISTORIAE）看起。

「希羅多德」的「歷史」第一卷開始看起，這一卷一開始就敘述了居魯士大帝對呂底亞的征服。（下面地圖呂底亞的地理位置）

呂底亞的位置在小亞細亞（現今土耳其的亞洲部分），在西元前七世紀左右在亞述人的支援下建國，因為控制了小亞細亞的貿易路線而繁盛起來，也因為開始製造貨幣而富庶繁華起來，英文中至今有「as rich as Croesus」的說法。但呂底亞也是在這位克羅索斯（Croesus）國王當家時，不敵波斯的居魯士大帝而亡國。

如果說，貨幣的鑄造起始於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規模後，呂底亞的繁盛見證的是當時小亞細亞的暢旺貿易，而且既然波希戰爭的導火線是西元前500年的愛奧尼亞（Ionia）暴亂，我們不妨試著探索這兩者之間的關聯。

先了解一下當時的波斯與愛奧尼亞的關係。

波斯的居魯士大帝在西元前547年征服愛奧尼亞後，將這些城邦委任給僭主所統治，而在西元前499年，米利都的僭主在波斯的支持下出海遠征納克索斯島失敗而被解任後，心有不平之餘，鼓動了整個小亞細亞的希臘語地區起來反抗波斯的統治，由此拉開了愛奧尼亞起義的序幕。

( 下圖顯示愛奧尼亞（以黃色顯示）的地理位置，離上述的呂底亞很近）

另外，就語言上而言，呂底亞人和波斯人一樣屬印歐語系，愛奧尼亞諸城邦則是來自愛琴海文化，講的話屬希臘語，與波斯人溝通並不容易。（事實上，有人主張，英語中的「barbarian」（野蠻人）應該是希臘人用來形容波斯人講話時的某些語音）。

除了語言不同外，原本嚮往城邦間「各自努力」的希臘諸城邦，在波斯崛起後也因為自身的生存條件，開始逐漸認識城邦間「必須團結」的重要性。

從經濟發展來說，希臘多山，而且土地貧瘠，所以無法靠務農維生，人口只能擠往海岸，靠打魚、製造業，以及貿易維生，而且這裡的海岸線繞來繞去，數不完的島嶼、半島、港灣以及水道，星羅棋布，很適合各自發展海洋貿易。其次，希臘的土地雖不適合種穀物，倒是可以出產品質很好的紅酒與橄欖油，因此如果有良好的貿易通道，就可以有足夠的收入關心或參與其他事務，包括哲學和政治。雅典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成了希臘諸城邦的代表。

因此，對於雅典而言，當波斯開始崛起，尤其是西元前 512年時，波斯的大流士（Dairus I）橫渡博斯普魯斯海峽時，有些雅典人就開始覺得不妙了。雅典人早期也許生活困苦，勉強可以大麥餬口，但富裕後的他們也開始想要可以多吃小麥做的麵包（比較好吃啊！），在西元前六世紀時，希臘主要是從地中海穀倉的埃及取得小麥，但也開始想要另外發展，找合適的土地，由自己人掌握小麥的來源，最後找到的地點之一就是黑海北岸（現在的烏克蘭附近），怎知，波斯在居魯士大帝以後卻掌控了黑海附近的貿易通道，威脅了雅典的生存與盤算。

波斯與雅典的佈局與較勁同時還延伸到「貨幣」的鑄造上。波斯國王在大流士一世在位期間，開始鑄幣，而有「大流士金幣」，大約同時期，希臘各諸城邦也開始鑄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雅典的「德拉克馬銀幣」。理論上，使用同一種貨幣會有益貿易的進行，在這種「貨幣戰爭」的情況下，雅典會積極支持米利都的叛變也成為很容易理解的計謀。

在這種脈絡下，要將波希戰爭比喻為雅典是為了自身的「民主自由」而戰，可能會有點誤導讀者理解當時雅典的考量。所以雅典貴族出身，後因戰爭失利而被流放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西元前460——公元前400年）才會在自己的著作中反駁希羅多德的說法，表示 ——

如果稍微了解一下修昔底德觀察歷史的角度，其實可以發現修昔底德的風格其實和中國的司馬遷較為相近，在分析局勢時多以政治人物或國家思考權力和利益考量，不像希羅多德是以旅行者或街頭巷議報導者的立場出發。所以，如果我們要以修昔底德的現實主義風格分析希羅多德（西元前484-452）寫作的動機，也許我們可猜是他可能持有一定數量的「德拉克馬銀幣」，加以當時的雅典公民正因為伯里克利的改革（西元前433年至前429年）而顯得士氣高昂吧！

回到本文一開始所說的關於「希波歷史」的一般西方觀點：希波戰爭的軍事勝利是因為希臘人為了捍衛自身的民主體制所完成的「不可能的任務」。

關於這點，我們或可順便從軍事發展了解一下古希臘民主體制的起源。

在大約西元前七世紀時，希臘人掌握了一種步兵方陣的技巧，將士兵組成了嚴密的方陣，每個士兵一手持盾、保護左側戰友，另一手則視情況可拿矛、刀或劍。這種方陣讓士兵養成了互信的美德，並允許可以負擔基本裝備的農民、工匠和商人入伍，取代了由少數貴族主導的騎兵防禦。後來，無力負擔軍事裝備的人也被招募入海軍，在訓練和戰鬥中，培養出同仇敵愾的情感。

當然，這種同袍情懷不免因政治競爭與政治哲學家的出現而變質，不過，對古希臘的城邦聯盟而言，大多數人都很熱衷競技活動，所以，當波斯的大流士決定對希臘用兵時，他們並不畏戰，而且很務實地根據其對自身家園地理特性的特性，加以反擊，取得了幾場重要戰鬥（struggle）的勝利，也在長達五十年的戰爭(war) 後，於西元前449年與波斯簽下了卡里卡斯和約，解除了雙方的敵對狀態。

只是，在歷經這長達五十年的戰爭狀態後，並未因此為希臘取得較為長久的和平，希臘諸城邦雖然曾因對抗波斯而團結在一起，但少了「波斯」這共同敵人的希臘城邦聯盟，盟主開始易位頻繁，始終處於動盪之中，要到了馬其頓的菲力二世時，才算為不安的情勢畫下休止符，而由雅典鑄造的「德拉馬克銀幣」則在亞力山大東征後開始流傳到了伊朗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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