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铜床（简体）连载 5

庚子年的转年，翠喜生下了一对双胞胎，是对大胖小子，大的叫天宝，小的叫银宝。天宝、银宝长得如此相象，有一次，粗心的女佣替他俩洗完澡， 一起放在一张小床上，结果取好了衣服转过身来，竟分不出他俩谁是谁了，所以很有可能后来的天宝是银宝，银宝是天宝。

与别家的兄弟不一样，天宝、银宝几乎每一天都要在争吵打闹中度过。翠喜带他俩一块出去玩，如果天宝说往东，银宝就一定说往西。吃饭，银宝说要往大米粥里搁些糖，天宝就一定说要放些盐。长大了，银宝喜欢穿长衫马褂，爱好小说诗文，而天宝则喜欢洋装革履，爱打网球篮球。虽然天宝、银宝刻意处处显示与自己兄弟的不同，但在旁人眼里，还是一眼就能看出他们其实是出自同一娘胎的哥俩儿。

老人们常回忆说，天宝、银宝的争吵，早在襁褓时就开始了。还在吃奶的时候，如果母亲抱起他俩中的一个，另一个就会大哭大闹，任何办法也止不住，只有把吃奶的这个放下，把奶头塞到哭闹的另一个的嘴里才行，但抱起来的这个刚停下，放下的那个又开始大闹。后来只好把他俩分开两个房间，一个东厢房一个西厢房，谁也见不着谁，都以为母亲只给他一个人喂奶，这才同时停止了哭闹。

天宝、银宝吃奶的时候，总要一边含住母亲的一个乳头，一边用手牢牢抓住另一个，生怕被人抢去似的。天宝习惯用右手抓，而银宝习惯用左手握，开始大家还没注意，到长大一点，开始学抓东西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天宝是右撇，银宝是左撇。

到了可以满地乱跑的时候，如果父亲不在家，天宝、银宝就会跑到父亲和母亲的卧房，爬上那张巨大的铜床，缠着要和母亲睡在一起。然后经过一番吵闹争抢，知道谁也无法独自霸占母亲的两只乳房后，才一人握着母亲的一个乳头安静的睡着了。翠喜疼爱的看着熟睡的两个儿子，彻底明白了什么叫有其父必有其子。赵静安比翠喜见多识广，他告诉了翠喜一个新词儿，说这叫遗传。报纸上正在热议一本叫做《天演论》的新书，书里说按着洋人的学问，人是从猴子变来的，普天之下物竞而天择，那些被老天爷挑选出来的优秀的生存本领，就是叫遗传了。

一天，翠喜从午睡中醒来，怜爱的看着一左一右睡在身边的两个儿子，轻轻的把他们的小手从自己的乳房上移开。她的目光不经意看到天宝、银宝的小裤档很显眼的鼓起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这才突然意识到儿子们一天天的长大了。从这天开始，她不再允许天宝、银宝接触自己的乳房，独自睡觉的时候也把房门关紧，不论天宝、银宝在门外如何哭闹央求，也绝不再让他们进来。就像断奶一样，闹过一阵后，确认母亲确实是铁了心肠不再给他们任何机会了，天宝、银宝也就只好接受了这一事实。但这并没有断绝他们对乳房的狂热热爱，邻家谁有吃奶的孩子，他们就跑去看。因为他们还是孩子，大人们也不避着，趁着奶孩子的时候，他们可以把女人的乳房看个够。

但是，即使是偷看别人家的母亲喂奶，天宝、银宝也想一个人独霸，而不愿与自己的兄弟分享。为了看到更多的女人喂奶，天宝想了个办法，他告诉一块玩耍的几个小伙伴，谁要知道哪家有正在吃奶的孩子，并能带他去看，他就给谁买一串糖葫芦。这个办法果然奏效，一段时间，周围数十条胡同，谁家有正在吃奶的婴儿，谁家刚生了孩子，甚至谁家的媳妇怀了孕，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天宝整天串了东家串西家，呆在家里的时候就少了，但是好景不长，有一阵子，好像在一夜之间，小伙伴们突然再没人来报告新的“消息”。 他整天闷在家里，反到是经常见不到银宝的影子。

一天，天宝堵住一个正在胡同里玩玻璃弹球的小伙伴，答应送给他一副最好的玻璃弹球，但要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才得知原来是银宝高价收买了这些小伙伴，如果谁把“消息”告诉银宝，而又保证不让天宝知道，谁就可以从银宝那得到三串糖葫芦。

就在这天，快到晚饭的时间，家里还没见到银宝的影子。父亲问天宝，知不知道银宝上哪儿去了。天宝就一五一十将银宝如何用糖葫芦收买小伙伴，到别人家里偷看女人喂奶的经过全告发了出来。可想而知，银宝回来后受到了怎样的惩罚。天宝躲在自己的屋里，隔着一个院子都能清楚的听到后院传来的银宝杀猪般的哀嚎。

赵静安接连打断了两个鸡毛惮子，问银宝是谁教他这么干的。银宝泣不成声的说，没人教，是他自己学来的。赵静安又问是从哪里学来的，银宝说是从天宝那学来的。于是，用被子蒙着头假装睡着了的天宝，也给从床铺上直接拎到了后院，和银宝一起跪在石板上，皮开肉绽惨叫不止。至此，天宝、银宝对乳房的狂热，算是被勤勉尽责的父亲彻底镇压了下去。

自打八国联军进城，这些年，送水的买卖慢慢的不大好做了，联军进城带来了全新的掘井技术，打出的井能从地下十米深的优质深水层汲水，到联军离开北京时，这样的人工“甜水”井已有多处，“甜水”的价格自然落下了不少。1908年，袁世凯的亲家，周拨的四儿子周学熙在北京创建自来水公司，为筹措资金，在报纸上大登广告集资入股。当时大多数人都十分看好这家“官督商办”的自来水公司，觉得就像在欧美和日本的那些大城市一样，自来水一定会取代井水，成为京城居民们的日常用水。赵静安也这样认为，他投入大半家产入了两万股，成为了自来水公司董事中的一员。

八国联军之后，皇权的威严已然扫地，老权威的覆灭引来的是新权威的争夺，北京城接连上演了清帝退位、民国建立、袁世凯登基、北洋军主政。古老的北京就像古老的戏台，默默承受着名流要角们来来往往的轮番演出。

寒来暑往，赵静安依旧每日忙碌着送水的买卖和自来水公司的事务，他认准了一个理儿，就是这世事不管如何变迁，这活人总是要喝水、要吃饭。自来水公司虽然没有象当初预想的那样快速发展，昂贵的安装费使它只能服务于京城百分之十左右的富裕人家，普通百姓依旧习惯于自己打井或购买廉价的井水，赵静安两头都忙碌着，也总算是把赵家经营得井井有条。

一车一车的水卖出去，一分一厘的利润积攒下来，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不需要任何的创新或改动，把事情做熟做巧就行。这样经年累月，赵静安积累的财富与日俱增，登门求财求事的人也就络绎不绝，赵静安总是热情接待，耐心应酬。每当应酬的场面，名片发完了，他会吩咐助手马上再取一些来，给在场的每个人都发到，不冷落任何一个想与他结识的人，哪怕对方只是一个车夫或者不重要的普通职员。宴请宾客，他会每张桌子都坐上一刻钟，一一碰杯，不怠慢任何一位宾客。如果是单独的商谈，会客结束，不管事情大小，来客尊卑，他都会一一送客送到大门，一一握手作别。赵静安的握手，客人们总是能感到比别人的握手握的时间更长，握手中感觉到他的一双手比别人更温热、诚恳、有力。

这些待人接物的细节看似平常，但数十年一以贯之的坚持下来，绝非常人所能做到。就这样，凭着一点一滴的积累，赵静安在商界的声望日隆，平易近人的形象口碑相传，商界领袖的地位蜚声京城。

赵静安的启蒙教育，虽说大多来自教会学校和教父谢福恩给予，完全西式，但在成年之后，赵静安显然更醉心于东方古老的处世艺术和做人的道理。在他接待宾朋的宽大厅堂，高悬着一副中式书法的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居，向宽处行。”这副对联被仰慕者视为商界领袖的智慧和境界的象征，口口相传。

1919年，赵静安已年近五十，父母已相继辞世，而这年，天宝、银宝在北京大学就读也已快满一年。世人对财富的占有，除了钱财、美貌，还有就是储备在大脑里的知识了。赵静安希望他不能给予儿子们的知识，由学费昂贵的大学来给予。

一天，在饭桌旁，天宝忐忑的对赵静安说：“父亲，我们和同学们打算成立一个读书会”

“多读些书总是个好事，是不是要家里资助些钱？”赵静安看着眼前两个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儿子，露出了严父难得一见的笑容。这两个儿子在父亲的眼里，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天宝右手拿筷子，银宝左手拿筷子，银宝的分头往左边分，天宝的分头往右边分。

“不需要太多的钱，是同学们把自己的藏书捐出来，成立一个小小的图书馆，然后大家可以方便的借阅。图书馆要有个地方，我们家屋子多，可不可以放我们家？”银宝在一旁补充说。

“你们可以用临街的那个偏院，我把佣人安排到别的院子去，要是不够，其它院子还可以再腾出些空房来。”

“太好了，谢谢父亲！”天宝、银宝异口同声，兄弟俩难得有了一次步调一致的声音。

以自己对这两个儿子的了解，赵静安原以为凡事都要互相抬杠，争个短长的这两人，是绝对不会选择上同一所学校的，所以当初让他们在北京最好的两所学校，国立北京大学和清华学校自己挑一所。但没想到，天宝、银宝对“专事培养汉奸”的清华毫无兴趣，而独对北大的“新文化”、“新思潮”一心向往。

八国联军打下北京，签订《辛丑条约》， 条约约定，大清国按人口每人一两白银，向各国赔偿白银4亿5千万两，年利息4%，分39年付清，连本带利共计是9亿8千万两。在条约的第六款第甲项，还约定了白银与各国货币的兑换汇率，其中，大清国1两海关银约定等于0.742美元。条约中，美国分得近3300万两白银的赔偿，所以后世常言，美国在《辛丑条约》分得了2400多万美元。

从1909起，美国从收到的赔款中以美元计价，分出一半，退还中国，专款用于建立清华学校，培养和派遣学生赴美留学，但其实，因为条约中约定的白银与美元的汇率不公平，退款远没有达到一半这么多。

当时，按大清朝的各期律令，1两纯银约等于37.301至37.797克，而1美元的银币约重27.22克，含银只有90%，在当时的实际贸易中，1两白银至少可以折算为1.37美元。但是，按《辛丑条约》中的汇率，却是1两白银只可兑换0.742美元。赔款支付的是白银，退款是按条约中的不公平汇率换算的美元，所以号称退款一半，实则是少了许多。

当时有著名报纸《民报》发表评论：“美之返岁币也，以助中国兴学为辞，实则是鼓铸汉奸之长策。”随后另一些中国报纸，刊登了一则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校长詹姆斯写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用教育影响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就已做到把中国的学生引向美国，并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用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而如果听任大批的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和欧洲，当这些中国人从欧洲回去后，将要使中国效法欧洲，效法日本，而不是美国，这就意味着，他们将推荐英、法、德的教师到中国去担负要职，而不是美国人。这还意味着，英、法、德的商品要被大量买去，而不是美国的商品。各种商业上的特权将会给予欧洲，而不是给予美国。所以，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的意义上说，也能够比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与早期的清华学生报考大学只为留洋相比较，京城的另一所大学，北京大学的气象则全然迥异。这是年轻的光绪皇帝变法维新失败后，留下的唯一遗产，也是古老中国效仿西方教育制度，建立的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国立大学。

在北京大学，政府出资，网罗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智士，其中，时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来自安徽，浙江的鲁迅出任文科教员，而湖南的毛泽东则在图书馆里做着整理杂务的临时工，这些名字后来都书写了这个国家的历史。

此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来自绍兴，是个前清的进士，做过翰林。翰林是个官职，主管编修国史，记载皇帝的言行起居，还给皇帝讲经读史，以及草拟朝廷各项典礼的文件。但就是这样一位熟稔传统的前朝老臣，却拥有着最开明的思想，办起学来，不拘一格。实用主义成为中国人普遍的信仰已绵延千年，官方办学一般也以“学以致用”为最高追求，并视为天经地义。但是到了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他却第一次以他所推崇的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时期的自由哲学为蓝本，宣扬教育的最高信仰是“为学问而学问”，而不是为其它的目的而服务。

“为学问而学问”，意味着学者们向任何一个方向的探索都是被允许的，北京大学的学术自由的气氛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蓬勃一时。保守、维新、激进，都能拥有同样的机会，占据讲台，竞争听众。背后拖着长辫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西装革履的新人物，皆可并坐争论，同席笑谑。这情形很像是中国的先秦时代，或者是古希腊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重演。

此时的中国，帝制虽已作古，但列强环伺，领土不断被割让，作为一个国家已经来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大学里的“新青年”和他们的导师们，无不认为国家的积弱皆来自政府的腐败无能。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中心城市，他们办起了报刊杂志，改用通俗易懂的日常口语写作政论檄文。而在此之前的数千年，作为垄断知识的一种工具，文人们一直沿用一套近似于密码的文言文，与民众日常的口语几乎是两套完全不一样的系统，其它阶层若不经过经年的寒窗苦读，几乎难以理解文言文的真正语义。

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抛弃文言文，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做出了自己革自己命的努力，但是在1919年，这个庞大的古国只有百分之五的人识字，城镇里只居住着百分之二的人口。与城镇相比，农民和农村才是古老帝国的根基所倚、决定所在，但是，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并不是一开始就为“新青年”们所认识。

历史一次次证明，再没有什么比“革命”更能让年轻学子们激动不己的事情了。与大学里的同学们一样，天宝、银宝对革命，对拯救国家，也是充满了天然的热情，而且光发议论已不能满足，他们要参与到“社会改造”的行动中去。

赵静安对时政没多少兴趣，他总认为那和老百姓所过的日子关系不大，他只关心如何把赵家的这份来之不易的家业，经营好维护好，并希望日渐长大的两个儿子，也能抱有和他同样的想法。但两个儿子从小到大争吵不断互不相让，让赵静安颇为头痛，所以遇着兄弟俩愿意一块合作点什么事情，不管事情大小，他总会尽力支待。赵静安近来还发现，自从天宝、银宝一块上了北京大学，俩人的争吵真的少了，互相商量的时候多了，连平日所穿的衣裳，也脱下了坚持了多年的故意的差异，换上了一模一样的学生制服。赵静安看在眼里，心想，他的这两个儿子也许真的是长大了，懂事了。

一次翠喜跟赵静安埋怨，两个儿子整日“救国”“革命”，学都不上了，还搞什么“读书会”, 弄得家里每天许多的学生进进出出，他这个做父亲的也不好好管管。赵静安回答说：“唉，这时代确实是有些不同了，孩子们大了，有自己的主意，我看也没什么不好。你没看见那每天进出咱家的学生里面，还有许多漂亮的女学生，兴许里面哪个就成了你的儿媳妇了，你这个当妈的还是多留意着点吧。”

其实用不着赵静安提醒，出于女人的本能，翠喜早早就注意到了那些经常出入赵家的女学生。其中一个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女生，叫杨子玲，格外引起了她的注意。不过注意到杨子玲的远不止她一人，杨子玲走到哪里都无法不引起周围人们的注目。俏丽出众的容貌，热情洋溢的性格，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青春气息无不感染了四周。这个姑娘确实太出众了，凭着母性的直觉，翠喜预感自己的两个儿子将会因她而招来不幸。但直觉却没有告诉翠喜，这个姑娘身上潜藏的危险，还同时威胁到了赵家大院的女主人的自己，要不后来她就不会让杨子玲走进自己的卧房，让她看到了那张巨大的铜床。

母亲的直觉一点没错，此时她的两个儿子正在为着这个漂亮女生发着狂。

天宝、银宝第一次见到杨子玲，是在一次学生散发传单抵制日货的游行队伍里。还没等引见的同学开口，杨子玲就说：“你们先别说，让我猜猜看。嗯，这位穿长衫，左手持标语的是弟弟赵银宝。这位穿西服，标语拿在右手的就是哥哥赵天宝了。”

“杨小姐真是好眼力！”

“不是我眼力好，是两位公子名气大。早听人说，你们俩一人是左手， 一人是右手，一人穿长衫，一人穿西装。还有，一个人的头发往左边梳，另一个人往右边梳。咯咯咯，初次听到时笑死我了，今天一见还果不其然咧。不过，我到觉得你们要是穿上你们北京大学的制服，那肯定比你们现在中不中洋不洋的打扮要更帅气。”

在又一次学生聚会，因为有杨子玲参加，天宝、银宝不约而同的换上了崭新的学生制服。杨子玲依旧是男生们围拢的中心，但她远远看到天宝、银宝，摆脱了包围，跑了过来。

“你看，我说的没错，你们这样就更象帅气的革命青年了。”

学生中开始流行“救国十人团”，十来个志趣相投的学生凑在一块，咒骂政府官员的腐败，纸上谈兵式的议论什么才是最好的救国方策。天宝参加的是“阳光社”，觉得救国最紧要是强健国人的体魄，强健体魄才能不是东亚病夫。而银宝参加的“新生社”则主张救国最好从文艺入手，文艺最容易让民众理解古老礼教的黑暗与伪善，以及“科学、民主”的昌明。天宝和他的伙伴们经常打篮球、排球，日日练跑步、跳远，掷标枪，扔铁饼，冬天洗冷水澡，夏天赤膊在烈日下日光浴。银宝这边的“新生社”则是聚在一块吟诗作赋，排演西洋话剧、音乐，钻研如何让每一句稚嫩的台词，都能透出奔赴新生活的决心与勇气。

天宝、银宝都想邀请杨子玲参加自己的社团，杨子玲也都爽快的答应了。她和天宝一起打网球、排球，观看天宝在篮球场上潇洒有力的运动动作，让她感到轻松愉快。而与银宝一道谈论雨果、左拉、狄更斯，听他朗诵一首首动人的诗句，或者在钢琴上弹奏莫扎特、巴赫优雅的抒情乐曲，则也让她感到心旷神怡。

在银宝为她弹过的所有曲子中，有一首并不完整的曲子，杨子玲觉得却是她听过最美的一首。那天，银宝看着谱架上一页泛黄的手写琴谱，第一次试弹，谱子很短，只有几个小节。乐谱上那泛黄的笔迹，是他的父亲的教父当年在谢菲尔德庄园为美丽的凯蒂写下的音符。

“这曲子真美，叫什么？”杨子玲问。

“不知道，这谱子是在父亲的书房里偶然看到的，曲子好像还没有写完。”银宝还想告诉杨子玲，他刚才弹下的每一个音符，仿佛都一一对应着她留在他脑海里的每一个美丽的身影。

“这曲子太美了，你应该把它写完。”

“好吧，我试试看。”

“写完后你一定要弹给我听。”

“是的，我如果写完，第一个就弹给你听。”

赵天宝打听到杨子玲家住灯草胡同，父亲是位小学的国文教员。恰好灯草胡同是由赵家的伙计在送水，天宝跟这个伙计商量好，杨家的水由他去送，但不许告诉任何人。

杨子玲的父亲很纳闷，怎么近来给家里送水的水工，换成了一个穿学生装的小伙子，而且不会算账，每次不是少收了水票，就是干脆忘了收。杨子玲也乐得在一旁抿嘴偷笑。

而银宝除了为杨子玲弹琴，还开始写一首首的抒情现代诗，含蓄的表达他的爱慕和想念，他的痛苦与煎熬，然后偷偷的寄给杨子玲。但每当他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小心翼翼的向杨子玲询问那些诗的下落和观感时，她却总是笑而不答，咯咯笑着跑开了，撇下赵银宝一个人，一脸的怅然。

和其他女生一样，杨子玲喜欢看西洋小说，但能看到的却不多，能借的地方几乎借了个遍。一次她随口说：“我们能看到的书太少了，你们看，现在大家都以谈论马克思主义为时髦，但我们却连一本马克思的原著我们都没能读到，谁都说不清楚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如果能组织个读书会，同学们把自己的藏书拿出来，集中放置一个地方，成立一个图书馆，大家免费借阅，这样加入的同学越来越多，大家能看到的书也就越来越多了。”

“这主意好，我们家院子大房子多，我看可以把图书馆设在我们家。” 赵银宝立刻响应。

“好，我去跟父亲说。”赵天宝也连声附和。

赵家大院确实是个大院，名副其实，不单占地面积大，甚至还包括了一个后花园，花园里甚至还包含了一个池塘。池塘虽然不大，但足以容下一条小船划上几下。后世京城的房价腾贵，人们常以钢筋水泥的几房几厅、多少平米炫耀财富，也常有嫉妒者讽刺这些刚进城的暴发户说，这有什么，我祖上赵家大院，大到能在后花园划船。其实他们的祖上可能只是在赵家大院干过活，在花园池塘里划过船，拍过照，而且也不姓赵。

赵家大院原本属于某个祖上被赐过黄袍马褂的大包衣，家道败落，转手于赵家。赵静安买下这个院子的价钱也不算太高，大约相当于乡下同等面积的水田的价格。农业社会，政府还没有学会用城市里的土地和房产，向民众课以重税。城市里的土地和房产尚未稀缺，甚至供应过剩，当时一位北大教授的月薪，就足以购买京城一处普通的四合院。在农业社会，拥有肥沃的农田才是富足的象征。

书籍匮乏而求知欲旺盛，读书会出乎预料的发展了起来，参加的学生很快增加到了数百人，藏书多到上万册，经常有过百位读者在同时借阅。读书会的工作变得异常繁重，杨子玲和天宝、银宝，还有几个义务的志愿者常常需要工作到深夜，然后每人挟一大捆邮包，送到邮局去寄给那些不能亲自上门借书的读者。

虽说读书会是个赔钱的事情，但看到两个儿子有这等张罗事情的热情，赵静安也很高兴，看着人手不够，就把老管家杜升的儿子杜顺，安排去给读书会帮忙。杜顺的小名叫小顺子，赵家大院上上下下都叫他小顺子。小顺子比天宝、银宝小了个两、三岁的样子，长得中规中矩，象他爹一样，每天垂着两只手耷拉着眼睑，一幅随时听候主人吩咐的样子，干起活来异常的迅速麻利，是把干活的好手。

小顺子成了这个小小图书馆的专职管理员，每天仔细的做着两位少爷或者杨小姐交给他办的事情。小顺子有着和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沉默性格，少爷们和杨小姐说笑的时候，他总在一旁默默的做着手上的事情，好像什么也听不到似的，但如果有谁突然喊他一声“小顺子", 他也会马上答应，反应异常的迅速，就像一直在等候着主人的召唤。

有时候，大少爷和杨小姐去打网球，叫上他一块，他就在场边跑来跑去，帮着捡球。叫他上场打两下玩玩，他总是一脸憨厚的笑着推说自己不会，死活不碰递给他的球拍。而有时候，腼腆的二少爷将彻夜未眠写下的诗句，放在信封里叫他送去给杨小姐，他也总是面无表情的将信递到杨子玲的手里，说：“杨小姐，这是二少爷让我给您的信。” 他从不打听信里装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二少爷不自己把信交给杨小姐。

没人知道小顺子心里想着什么，也没人关心他心里想着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自已知道，每当杨小姐出现在他近旁的时候，虽然他从不敢正眼看上一眼，但他的两只耳朵，却无一遗漏的捕捉到了，属于她的每一个细小的响动。如果杨小姐从近在咫尺的身边经过，他会深深的吸上一口气，等待着杨小姐的衣袖搅动起的空气中，飘来的隐隐约约的美人樱般的沁人芳香。

而在一个又一个孤独冷清的夜晚，小顺子的脑海会不由自主的漂浮起杨小姐迷人的身影。每当此时，他就感到身体里有一千支火苗在燃烧，有一万匹野马在狂奔，但他能做的只是叹息着将手伸到胯下，将那涨热的胯间之物死死的扼住。有几次他不小心弄脏了褥子，遭到了父亲的毒打母亲的责骂。他没有辩解，他觉得父母的打骂是对的，他不应该弄脏褥子，一条褥子要用许多个冬天。后来，他想了个办法，找了块擦桌子的抹布，等着射出的精液。抹布很脏，但已让他满意，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卑微得如同赵家一条看家护院的家犬。

有一次，有好几日没见到杨小姐到图书馆来，从两个少爷的闲谈中，小顺子得知杨小姐患了伤寒正在家养病。后来老爷也过问起此事，并特意请了一个最有名的老中医，给开了一方专治伤寒的偏方。老爷把药方交给小顺子，让他到药铺抓了药给杨小姐家里送去。

开方的老中医很有名，所用的药引也最奇特：经霜三年的甘庶、结子的平地木、原对的蟋蟀等等，多是稀奇古怪不容易办到的东西。这次药引开了味“冬天的芦根”。 老爷知道这中药里的药引多是为了多讨几个钱的设计而已，对药力并无影响，所以只给了小顺子一块大洋，交代他只管抓药，药引子不用管它。

遇到伤寒，赵静安有自己的药引，乙酰水杨酸。那是他早在少年时，就从教父谢福恩那学到的技巧。但在后来的日子，他又回到了中国人熟悉的环境里，身边每个相识的人，都会告诉他哪里哪里的老中医，或者是曾服务过皇室的哪个哪个御医，开出的药方是如何如何的灵验，不由他不得不信以为真。所以，每遇伤寒，赵静安的办法都是请很贵的名医开个药方，然后再自己加上家里常备的乙酰水杨酸，同时服用。

赵静安的这个方法几乎就是现代中药的鼻祖，一百多年后，医院和药店里的所有的由正规药厂生产的中成药，都在使用这个方法。在一堆莫名其妙的中药药方里，添加疗效确切的化学合成药物，这样做的好处是，除了疗效确切，还能获得民众的认可，认为这就是老祖宗们一直沿用下来的中药。这个方法还扩展到了凉茶领域，在各种草药的熬制液体里添加对乙酰氨基酚、氯苯那敏、甲硝唑、布洛芬，服用者的体验就是，凉茶也能治疗感冒或者牙疼，所以老祖宗的智慧是科学所不能解释的，甚至是高于科学的。

回到1919年，这一天小顺子来到药铺，递上药方，问有没有冬天的芦根。药铺的伙计白了他一眼说：“有，很贵，单这一味冬天的芦根就得三块大洋。”

小顺子说：“你等等。”

小顺子没有三块大洋，但他不知哪来的自信，相信自己一定能弄到这三块大洋。他从药铺出来，走过几条街，在一家首饰店门前停了下来。首饰店里有不少的人，有个胖胖的阔太太模样的女人抱着个孩子，在挑选长命锁之类的小玩艺儿。胖女人的腰间鼓鼓的，露出个包着大洋的手帕的一角。小顺子想都没想，悄悄挨近胖女人身边，突然把手伸入胖女人腰间的口袋，掏出那个手帕，撒腿就往外跑。当胖女人反应过来，扯开嗓子叫喊时，小顺子已跑出去了半条街。

小顺子只顾拼命往前跑，中间摔倒了两次，一次摔破了左膝盖，另一次摔破了右膝盖。但几乎在摔倒的同时，他都能立刻从地上弹起来，继续往前跑，鲜红的血染红了他的裤腿和鞋面。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直到再也跑不动了，小顺子终于瘫倒在一个僻静胡同的旮旯里。他在那呆到了天擦黑，药铺快打烊的时候才返了回去。手帕里有六块大洋，小顺子把六块大洋全码在了药铺的柜台上，让药铺伙计给他包双份的“冬天的芦根”。 伙计陪着笑脸说没问题，抓了些草梗样的东西包到了药包里。小顺子觉得，贵重的药用得越多，杨小姐的病就应该好得快些。

三、四天后，病愈的杨子玲重又出现在了赵家大院的小图书馆里，大伙儿都非常高兴，极少到偏院这边来的老爷，也特地过来看望。小顺子听到杨小姐在为送去的特效药向老爷道谢，说多亏了那几付药，病才好得这样快。

与平日一样，小顺子依旧低着头，仔细的做着手上的事情。他觉得，杨小姐的病能好得这样利索，他那加了双份的药引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虽然谁也不知道他曾为此做了些什么。他心里的那个高兴，也同样无人知晓。

这天，翠喜的丫环小红，也过来请杨子玲。在赵家大院，杨子玲虽然与女主人碰过几次照面，问过几回安，但从未单独一起说过话，心里未免有些紧张。她心情忐忑的跟在小红的身后，在回廊里迂回转折的走了五、六分钟，来到了静谧的后院。

后院极为宽敞，布置得也考究。院内方砖漫地，青石作阶，院中栽着几株修剪整齐的石榴树，树下凉棚鱼缸里养着几尾胖乎乎的金鱼。穿过卵石铺就的小径，杨子玲一路来到后院的正房，院子的女主人正等着她。

“子玲姑娘病好些了吗？”

“谢谢伯母关心，我的病全好了，让您费心了。”

“好利索了就好啊，以后你可要多多注意身子，你可不知道，你病了的这些日子，我们家的天宝、银宝都急成什么样，后来，连他们的父亲也跟着一块着起急来了。” 翠喜第一次近距离打量杨子玲，脸蛋和眉眼果然标致得象画里的人儿似的，身姿不但曲线玲珑，还远远就透着一股市井里难得一见的娟秀气息，两个儿子对她着迷成了那样，也是难怪了。

“谢谢伯父、伯母，我以后一定会多注意的。” 杨子玲被翠喜打量得浑身不自在。

“来，你坐我跟前来。我这个做长辈的一早就想送点小礼物给你，这次你病好了，正好拿出来给你，也算讨个吉利。” 翠喜拿出来的是一对正翠玉镯，那还是她从娘家带过来的陪嫁，再往上也不知传了多少代人了。这对玉镯是从一整块石料里开出，翠玉相连，水色欲滴，就算是个外行也能一眼看出价值不菲。

“使不得，伯母。” 杨子玲惊得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拿着吧，孩子，这是伯母的一点心意。”

“不不，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要。” 杨子玲几乎就要转身朝屋外逃去了。

见杨子玲坚决，翠喜也不再勉强：“也好也好，今天你不拿，就还先放我这。我这些东西呀，以后自然也还是你的。我说这话你别见怪，如今你们这些念过书的孩子，都时兴自由恋爱了，我们做爹妈的本不该多管，但大家都知道天宝和银宝都特别喜欢你，你也常和他俩在一块儿，你能不能给我这个当妈的透句话，你觉得，他们俩你更喜欢谁？ ”

杨子玲的脸“刷”的红到了脖根，惊慌的站了起来，惊慌失措般的看着地板：“伯母，我和天宝、银宝，我们都是要好的同学，我们一起办读书会一起做事，也是想着为社会出一份我们青年学生的力量，我从未想过喜欢他俩谁更多一些，而且喜欢和恋爱也不是一回事。” 杨子玲说的是心里话，她确实喜欢和天宝、银宝在一起，也确实觉得他俩比整天像苍蝇一样围在她家门前的那些贵胄子弟、公子哥儿可爱得多，但她总觉得这种喜欢，总还缺了点什么，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在他俩之间，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杨子玲的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

“好了好了，别紧张了孩子，原谅我这乌鸦嘴说错了话。这喜欢和恋爱是怎么个分法儿，我们这老辈人看来是闹不清了。不过，你再想想，有没有可能，这喜欢有一天也能变成了恋爱了呢？你再想想，再想想，如果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你就来跟我说，我这老妈子替你做主，好不？”

杨子玲自己都记不清，这天是怎么就结束了谈话，恍恍惚惚从后院告辞出来。 一路往回走的路上，她没有再想翠喜和她说的话，甚至翠喜对她说了什么她一个字也想不起来，缠绕她脑海的只有一个念头：“那张床怎么那么大那么奇特呀？我当时怎么就有了想要委身于它的冲动？”

刚才在后院正房，杨子玲第一次见到了那张巨大的铜床，大铜床在正房的一侧，在她和院子女主人说话的地方，只隔着扇雕花镂空的屏风。从屏风的镂空处，可以看到大铜床的局部。虽然只是瞥了几眼，但那古旧铜器的温暖光泽，床架上那翻云覆雨般的叶蔓状花纹，还有那几乎漫无边际，雪白一片的柔软床榻，这些细节牢牢印在了她的脑海里，让她脸发烫、心狂跳。

民族主义来自每个人的本能，来自DNA，每个群居的动物在意识到群体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基因组里的这段DNA就会被启动，做出表达。每个民族的民族主义都是如此，不用后天学习，都会自发的涌现，而学潮则与单纯的民族主义多有不同，它更复杂，几乎伴随于每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之中。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战胜国的代表们聚集巴黎，为这个世界重新分割势力范围。德国是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资产自然也要被重新分配，巴黎和会的最后决定是，把德国占领的中国青岛等地，划归给日本，而不是归还中国。巴黎和会的决议通过电报发回了北京，五月四日，义愤的学生们涌出校门，涌上了街头。

学生们纵火焚烧了政府中亲日官员的住宅，驻日大使被学生们拦截群殴，政府则出动了警察和宪兵镇压。这是一幅经常出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的画面，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份子，与谋求现实利益的政府，形成了两个势不两立的集团，学生与军警对峙在古老街道的两端。

警察有执法权，固然可以把学生抓进监狱，但青年学生却得到了各地民众甚至年轻军人的支待，民间的声援一浪高过一浪。

上海的报纸在五月五号一早，用大字标题刊登了北京的新闻：“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三亲日要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遭学生围殴。曹汝霖住宅被焚，数千人于大队宪警监视下拘留于北京大学第三院。群众领袖被捕，下落不明。”

新闻简短，别无其他报道，但却震动了整个上海。当天下午，公共团体如教育会、商会、职业工会等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把三位亲日高官撤职，同时释放被捕学生。第二天，全上海等待北京政府答复等了一天，但是杳无音信。于是，学生开始罢课，开始了游行和街头演说。

五月六日早晨，各校男女学生成群结队沿着南京路挨户访问，劝告店家罢市。各商店有的出于同情，有的出于惧怕，纷纷闭店。许多人则仿照左邻右舍的榜样，也纷纷关门歇市。不到一个小时，南京路上的所有店铺都关上了大门，警察干涉无效。

罢市风声迅速蔓延，到了中午，全上海的店都关了。成千上万的人站在街头聚谈观望，交通几乎瘫痪，租借巡捕束手无策。男女童子军代替巡捕在街头维持秩序，指挥交通。由剪了短发的女童子军指挥人潮汹涌的大街的秩序，成为了上海租界的一景。中国人和外国人同样觉得不解，为什么群众这样乐意接受这些穿着童子军制服的小孩儿的指挥，却对穿着警察制服的巡捕大发脾气。

几天之内，罢课罢市蔓延成了全国性的风潮，上海附近各城市的商店和公司全都关了门。上海是长江流域的商业中心，这个大都市的心脏停止跳动，附近各城市也就随之瘫痪了。

大清国皇室退位之后，北京政府虽然实质是由军中强人把持，但至少表面上照搬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宪法、议会、内阁，民主的摆设一应俱全，政府也声称一切权利皆来自民众的授予。各地民众的声援此起彼伏，政府的合法性就受到了严重挑战。北京政府一时势微，不得不释放关押的学生，撤职政府中的亲日官员，学生运动一时占了上峰。

但是到了十月底，五个月过去了，学潮暂时平息，学校重新复课，警察和暗探的秋后算帐就开始了。蔡元培虽然复职了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但已经失去保护学生的能力。北京大学被指责鼓吹“三无主义”，无宗教、无政府、无家庭，与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在古希腊被指摘戕害青年心灵的情形如出一辙。

蔡元培本人也觉察到学生们为胜利而陶醉，既然尝到了权利的滋味，那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就是难以满足的了。

赵静安周旋于商界，收到消息，他的两个儿子和“读书会”的一些学生是学潮中的骨干，上了秘密警察的黑名单。已经有一些学生领袖莫名其妙的突然失踪，或者已经死亡。北京已不能久留，赵静安打点关系，把天宝、银宝送到了上海，打算由上海离境，躲避风头，到国外去留学一段时间。

赵银宝已经读了几本共产主义的著述，比如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虽然对于白纸一张的年轻学子们来说，众多的主义就如杂货铺里的香烟，琳琅满目包装光鲜，但是，一种人人没有私有财产的崭新制度，显然更能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更具有煽动性，或者说这个制度看起来更酷。而且那个时刻，共产主义已经不是坐而论道的空谈，俄国革命已经建立了共产党人的政权。既然是去留学，银宝就决定到共产主义的发源地欧洲去看看。

这年赵银宝只有18岁，但他已经隐约觉得，只有把个人的命运放置于更宏大的历史之中，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命运联系起来，才能显出意义。这个决定影响了他一生的轨迹，并义无反顾，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赵新民已经无法说话，我在一旁操作，把他大脑里的记忆导入一块量子硬盘。他的意识即将停止运转，在监看数据传输的显示器上，突然跳出了一个由他的意识发出的最后一个问句：“意义的意义是什么？”

我想，这个问题他肯定已经思考了一生，只是在那个时刻才表达了出来。

在1919年的10月，天宝没有银宝想得这么远，也觉得没必要想这么远，太遥远的未来缺少现实感。他打算去日本，日本路途最近，一旦风声过去，他就可以尽快返回北京。

在喧嚷的码头，天宝送银宝登上跨海的轮船。站在轮船的甲板，银宝看到天宝挤在黑压压送行的人群里，吃力的向他挥着手臂。

“弟弟，你一定要多保重，早点回来！”

“哥，我记住了，你放心回去吧！”

自打咿呀学语以来，这对争吵不休的兄弟大多直呼其名，从未以兄弟相称。此时，弟弟的眼眶噙满了泪水，也使劲向哥哥挥舞起了手臂。

眼前灰蒙的景象，纷杂的心情，催促着离别的汽笛，恰如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一幅缩影。这对同卵双胞胎兄弟再度相遇，是在二十九年之后，在你死我活的内战的战场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