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日前賴岳謙在中國節目上稱台灣軍隊是「紙老虎」後，邱毅也在節目上高談他建議「以武逼和」及用導彈劍指總統府的「斬首行動」。對於這些荒唐言台灣人早已見怪不怪，部分網友更是笑稱「民進黨最佳助選員又來了」，但對於中國及這些人來說，這些言論卻是必要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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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族主義對台人的需求
自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後，走出封閉世界觀的中國政府「超英趕美」的需求更強了，因此除了過去由上而下、文宣式的官方民族主義外，更開始推動民族意識與台、港的流行文化結合，以抵抗外辱的武俠電影及激勵人心的愛國歌曲為形式，進一步激發中國人民的愛國心及榮譽感。選擇台、港的娛樂產業作為合作對象，除了當時中國本地娛樂產業較為落後，另一方面，也是收復台、港人心對中國民族主義具有重要意義。而在中國娛樂產業蒸蒸日上的此時，台灣藝人仍可在中國佔有一席之地，則可以說更多是源於他們的「愛國心」而非能力的展現。政治評論上也是如此，邱毅、賴岳謙等人在台灣影響力幾乎為零，但中國政府需要他們在節目上夸夸其談的原因，很諷刺的，正是因為他們所瞧不起的台灣人身分，符合中國對「台人宣示效忠」的需求。
中國對外受困時，會加大對台恐嚇力度
近期這些言論的力度加大，也與國際情勢情勢有關。眾所皆知，中國的政治評論員能說什麼話都是經過審核的，包含邱毅、賴岳謙等人在內，他們的評論內容主要都是迎合中國政府在政治上的需求。而中國政府是否對台灣進行實質或口頭上的武力威脅，除了台灣政府對中國的態度外，也取決於他們能否在外交上有所進展。
1979年中美建交是中台關係的轉捩點，當年度中共以「和平統一」取代過去「解放台灣」等侵略性字眼，並停止了對金門與馬祖的砲擊，開始相信可以用經濟模式的和統取代武統。此後，無論是1996年的台海飛彈危機、2002年陳水扁發表「一邊一國」言論，或是2016年的「川蔡通話」後，都能見到白宮再次承諾其「一個中國」政策。
也就是說，只要中國在外交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利得，能藉此滿足其「強國情結」，在現實層面上他們也不願意升高台海的緊張局勢。相反的，近期國際上對香港、新疆人權問題的關注日益提升，包含美、日重新確立印太統一戰線的聯合聲明，都使中國政府被迫要有所回應，無論是戰狼外交、軍機繞台，或是加強台人對中國的效忠形象、強調台灣軍隊不堪一擊等等，都只是他們讓國人「解氣」、穩定國內情勢的手段。
傾中台人的權威性人格及認知失調
至於邱毅、賴岳謙等人從早期依附國民黨黨國，到近年來投靠中共，除了大中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之外，更多的恐怕還是受其內在的權威性人格影響。
權威性人格者最明顯的特徵，在於對權威無條件的服從，並且在這種權威崇拜中找到自身的歸屬及榮譽感，從而試圖把這種權威強加到他人身上，也因此，權威性人格者身上會展現極強的兩面性，一方面他們對權威表現的畢恭畢敬，另一方面，卻對不服從權威的人表現出侵略性，因為在他們的眼中，世界僅是由有權者及無權者、由支配及服從的簡單二元組成，這種對權力的執迷，將使威權性人格者做出許多旁人無法理解、前後不一的舉動。
例如，邱毅及賴岳謙都曾經是國民黨執政時期堅定的反共者，賴岳謙曾大力抨擊中國阻撓台灣軍購，邱毅更曾屢次批評中國在國際上對台灣的打壓，可是一旦權力關係轉移，國民黨在他們眼中從有權者成為了無權者，配合上中國的崛起，對權力趨之若鶩的他們，就會忍不住臣服的渴望而投奔對岸。
從旁人的角度來看，他們是背叛了自己的理念，但那個曾嚴厲譴責六四是暴力及反民主的邱毅，跟現在這個支持獨裁政府、鼓吹武力統一的依然是同一個邱毅，因為民主或和平從來不是他的追求，唯有權力是他唯一的判斷標準。
權威性人格者常常伴隨著嚴重的認知失調，這個理論強調的是當人們的行為與認知衝突時所產生的痛苦及焦慮感，為了降低這種不適，人們會選擇改變認知或是行為來使兩者一致。由於權威性人格是一種潛在的意識，多數人不會願意接受自己僅僅是追求權威，他們還是會傾向為自己的行為找到理性認知上的理由。
偏偏權威性人格者的許多行為都找不到共通的標準、無法用理性來解釋，因此，如同邱毅與賴岳謙這般從反共到投共的人，反而會更大力地改變自己的認知，展現出最強的服從及阿諛奉承。因為，如果不盡吹捧之能事、如果中國不是如此的威德服人，那他們就無法解釋自己的變節行為，也無法滿足內心維護自我正面形象的需求。
在過往的黨國教育體系下，我們的社會傾向於促進權威性人格的發展，但在民主化後，越來越懂得尊重個人的多元社會，對許多無法走出威權時代的人產生一定的排擠效應，積極者如邱毅及賴岳謙，主動加入另一個更大的威權體制，而沒有「機緣」的人們，只能緬懷過去戒嚴時代那想像中的美好，這些人不時會配合上中國的內部需求，試圖用誇張的言論來打擊台灣民心，但這麼多年下來，台灣人早已看煩看膩，不會再隨著中國玩那套維穩的把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