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難民?
單從事件發生的背景而言,反對波士尼亞—赫賽哥維納(Bosnia-Herzegovina)從南斯拉夫聯邦(Socialist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獨立出來的塞爾維亞人(Serbian),對支持獨立的波士尼亞人(Bosniacs)和克羅埃西亞人(Croats)的惡行,不論是肢體或性暴力以及屠殺,都是罪證確鑿的。如《阿依達的救援行動》(Quo vadis, Aida?, 2020)中所呈現的塞爾維亞軍隊,個體面向上對女性士兵以富有性暗示的眼光進行挑釁、以搜查之名目撫摸女性談判代表的身體,集體面向上將老弱婦孺與男人強制分開,將多達八千多位的青壯年男性帶往學校的禮堂中開槍射殺──而此帶往他處殺害的過程,已無疑是相當於納粹對於猶太人所進行的「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Žižek, 2010: 77)過程。
表面上看來,納粹/塞爾維亞軍人對他們的謀殺,是有理由的──不論是基於種族清洗,或是針對支持獨立之族群的報復──,但是當我們越往深處探究這些人犧牲的理由,便越會發現,他們的犧牲根本上是毫無意義的。他們也許多數並非倡議獨立的支持者,甚至未曾對此表態,卻仍然被迫離開雪布尼查(Srebrenica),在毫無生活機能可言的聯合國領地中待上數日,最終被帶往他處射殺。而這正與納粹從限制猶太人及其他少數族群的居住空間,接著剝奪他們的工作,最終剝奪他們的生命權利如出一轍(Arendt, 1979: 296)。
從以上層面看來,波士尼亞人已經毫無疑問地成為了實質的難民(refugee)。如鄂蘭(Hannah Arendt)所言,自他們被迫離開雪布尼查,便已開始了他們成為難民的第一步驟──他們的家園遭到了剝奪。一夕之間,在這世界上無處可去,沒有國家能夠接收他們,沒有領土可以讓他們建立新的社群(Ibid.: 293)。再者,波黑(即波士尼亞—赫賽哥維納之簡稱)當時處於戰爭狀態,而使波黑陷入戰爭的原因起於波士尼亞穆斯林及塞爾維亞人對於「獨立與否」──也就是成為「獨立國家」與否──一事產生了歧見。因此當時的波黑並不屬於國家,他們被剝奪家園的同時,亦失去了國家的保護(Ibid.: 294)。
然而,如同前述所言,塞爾維亞人對波士尼亞人「去人性化」的罪責──先使之成為難民,並在最後剝奪他們的生命──是顯而易見的,但是《阿依達的救援行動》所控訴的,亦包含了塞爾維亞之外的人對波士尼亞人所進行的「去人性化」──那正是以西方國家為代表的聯合國。
難民從何而來?
起先,我們或許會對塞爾維亞人的迫害感到髮指,但是《阿依達的救援行動》所關注的焦點並非僅有塞爾維亞人最後的屠殺──這甚至只是全片的幾十分鐘──,更包含了聯合國軍隊對於波黑戰爭的涉入。對於波士尼亞難民的處置,我們始終僅能以「無能」一詞來形容聯合國軍隊:除了聯合國的荷蘭軍人嬌弱的身形與塞方軍人魁梧的身材相去甚遠,上校卡瑞曼與塞爾維亞將軍交涉當前,亦為了維持談判不致破裂而間接命令少校「放行」塞爾維亞軍隊進入聯合國領地,甚至最終無力挽回波士尼亞人被軍方帶走的命運。
此處,使聯合國的「無力」,轉變成完全的「無能」,全肇因於聯合國的作為與塞爾維亞軍隊之間的連結:從波士尼亞人向聯合國尋求庇護起,他們即已經對難民進行篩選──他們選擇讓四至五千位難民進入領地,並選擇將另外三萬餘位的難民攔阻在鐵網之外,這個「選擇」即是他們對於「誰是難民」所進行的篩選。在塞爾維亞軍隊尚未到來前,我們可以猜測,身在領地內的難民──包含阿依達的小兒子──是被承認的,他們被聯合國承認為「難民」,因此暫時得以進入聯合國的保護之下。然而,被拒絕在鐵網之外的難民,便是被聯合國拒絕承認為難民:不論是基於檯面上的「領地空間已經不夠」或是其他原因,他們不被允許進入領地的同時,他們的難民困境也將被否認。
於是,此處形成了一個矛盾的情況:塞爾維亞人使波士尼亞人成為了難民,但卻不被聯合國/西方國家視為難民──從聯合國軍方多次對波士尼亞人民做出空洞的保證,保證塞爾維亞人不會過來屠殺他們,到克瑞曼上校在阿依達提出敵軍是武裝狀態、可能造成局勢失控的質疑時,以「那就控制狀況」,命令部隊放行,這些都顯示了波士尼亞人的難民困境是雙重疊加的,一是我們先前討論的塞爾維亞人的積極去人性化,二是聯合國軍隊的消極去人性化──經由否認波士尼亞人所遭遇的人權困境,使他們徹底成為了裸命(bare life):他們不再被任何法律所規範與限制,徹底地跌落到法律之外,進入了一個介於生命與死亡之間的區域。
他們幾乎缺乏了所有我們通常歸屬於支持人類存有的權利和期望,但是他們仍然生理上地(biologically)活著。[…] 他們除了裸命,什麼也不是。(Agamben, 1998: 159)
從人權困境至人權災難
與此同時,聯合國大會於 1948 年所制定的《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除了成為空洞的承諾,也實質上地成為了某種專屬於西方世界與菁英國家的遊戲。如《世界人權宣言》的第 14 款第 1 條對於「庇護權利」(right of asylum)的描述:
身而為人,每個人擁有在被迫害的情況下在他國尋求即享有庇護之權利。
透過先前對於波士尼亞人之人權困境的分析,我們發現,塞爾維亞人透過主動的去人性化,剝奪了波士尼亞人的權利,而聯合國軍隊則是對波士尼亞人的「人」的狀態進行了否定。首先,他們否認了波士尼亞人遭遇了人權困境,其後,他們將後者排除在上述符合「尋求庇護權利者」條件所敘述的「人」之外──此刻,我們能夠完全地確認,波士尼亞人除了被剝奪權利,亦無法律為他們存在,他們成為了法律上的「非人」:很明顯地,當波士尼亞人被拒絕得到庇護時,《世界人權宣言》中所提及的「人」,早已不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或不具排他性的抽象概念;它反而變得具體與實質化,因為這個「人」是侷限的,並不包含波士尼亞人,而是可能僅僅包含了制定該宣言、且毫無疑問擁有權力決定他人處境的西方國家。
而這個不被承認的人權困境,終於在塞爾維亞人決定帶走波士尼亞男人時,惡化成為全面性的災難。雖然此處以全面性災難形容這場歷史事件,不過電影指涉的對象卻僅有阿依達的家人:阿依達不斷地進出長官的辦公室,要求法蘭肯少校將丈夫與兩個兒子的名字添加到撤離名單上未果後,少校終於鬆口答應,看在阿依達丈夫一同前往談判的份上,願意以「難民」的名義,將丈夫列為撤離人員。此處,不被承認、卻真實存在的難民困境,經由聯合國之手正式浮上了檯面。而我們也於此意識到,聯合國對於難民的消極去人性化,或許與納粹和塞爾維亞軍隊的積極去人性化不遑多讓:起初,荷蘭軍隊以「如果放你的家人進來,其他人也會跟著想要進來」為由,拒絕阿依達將丈夫與兒子帶進軍營的請求。可是,事到聯合國已經無法保障波士尼亞人的地步時,他們所能做的便是將所有屬於聯合國──同時是屬於西方國家──的人撤離,也意味著任由塞爾維亞軍人對波士尼亞人進行處置。
此時,任何不能拯救任何一位難民的理由,尤其是「我們僅能撤離聯合國的人」,都已經是無意義的,如同納粹與塞爾維亞人進行屠殺的理由,最終皆已經缺乏意義。我們所看到的,僅是一樁極端的惡行。
人為的殘渣
經過先前對於造成人權困境的兩方的敘述後,最終我們仍必須回到阿依達身上:阿依達所執行的救援行動,看似是在抵抗塞爾維亞的入侵,以及同時在對抗拒絕自己家人的聯合國軍隊──總體而言,皆是在對抗兩者施加於自身的去人性化。然實際上,自阿依達開始為聯合國軍隊進行翻譯,或是自阿依達央求少校以丈夫成為談判代表,作為交換家人進入基地的條件開始,阿依達便屬於聯合國,屬於進行消極去人性化的西方國家。
若說造成波士尼亞人難民處境的原因之一,為聯合國對於人權問題的否認,那麼阿依達所提出的「將家人納入聯合國名單」的請求,則是透過默認自身困境,以試圖獲取西方國家之認同──當阿依達對聯合國提出要求時,如先前所述,便是將權力與決定權力交予聯合國,並因此更為仰賴西方國家實行的「人道救援」,以拯救自身──在已經承認自身為難民的前提下──脫離險境。
而結局已然顯示,若沒有採取更為激進的政治行動,僅僅是等待西方國家的人道救援,下場便是複製了過去曾經發生的人道悲劇,甚或幫助了種族清洗者(ethnic cleansers)(Bauman, 2004: 77)。
戰爭結束後,阿依達回到了雪布尼查的住所,對著住進去的家庭女主人說道:「希望你們能盡快搬出去。我已經一無所有了。」此處的一無所有,除了指她自身的家庭──皆死於塞爾維亞人槍口下的兒子與丈夫──,同時指她、以及無數位當時被迫成為寡婦與孤兒的難民,皆被剝奪了家人與聯合國所承諾的所有身而為人的權利。他們已然成為了光禿禿的人類存有者,被剝去了這個世界上的位置。而這樣的「難民」,我們不可能心安理得地稱他們的狀態為「倖存」,而只能說是被「製造」出來的人為殘渣(human waste)。
全文劇照提供:ifilm 傳影互動
引用及參考書目
外文
Agamben, Giorgio. 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Arendt, Hannah. The Origin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79.
Bauman, Zygmunt. 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4.
Rancière, Jacques. Trans. Steve Corcoran. Hatred of Democracy.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14.
Žižek, Slavoj. 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