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影評｜《阿依達的救援行動》：難民，人為的殘渣

誰是難民？

單從事件發生的背景而言，反對波士尼亞—赫賽哥維納（Bosnia-Herzegovina）從南斯拉夫聯邦（Socialist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獨立出來的塞爾維亞人（Serbian），對支持獨立的波士尼亞人（Bosniacs）和克羅埃西亞人（Croats）的惡行，不論是肢體或性暴力以及屠殺，都是罪證確鑿的。如《阿依達的救援行動》（Quo vadis, Aida?, 2020）中所呈現的塞爾維亞軍隊，個體面向上對女性士兵以富有性暗示的眼光進行挑釁、以搜查之名目撫摸女性談判代表的身體，集體面向上將老弱婦孺與男人強制分開，將多達八千多位的青壯年男性帶往學校的禮堂中開槍射殺──而此帶往他處殺害的過程，已無疑是相當於納粹對於猶太人所進行的「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Žižek, 2010: 77）過程。

表面上看來，納粹／塞爾維亞軍人對他們的謀殺，是有理由的──不論是基於種族清洗，或是針對支持獨立之族群的報復──，但是當我們越往深處探究這些人犧牲的理由，便越會發現，他們的犧牲根本上是毫無意義的。他們也許多數並非倡議獨立的支持者，甚至未曾對此表態，卻仍然被迫離開雪布尼查（Srebrenica），在毫無生活機能可言的聯合國領地中待上數日，最終被帶往他處射殺。而這正與納粹從限制猶太人及其他少數族群的居住空間，接著剝奪他們的工作，最終剝奪他們的生命權利如出一轍（Arendt, 1979: 296）。

從以上層面看來，波士尼亞人已經毫無疑問地成為了實質的難民（refugee）。如鄂蘭（Hannah Arendt）所言，自他們被迫離開雪布尼查，便已開始了他們成為難民的第一步驟──他們的家園遭到了剝奪。一夕之間，在這世界上無處可去，沒有國家能夠接收他們，沒有領土可以讓他們建立新的社群（Ibid.: 293）。再者，波黑（即波士尼亞—赫賽哥維納之簡稱）當時處於戰爭狀態，而使波黑陷入戰爭的原因起於波士尼亞穆斯林及塞爾維亞人對於「獨立與否」──也就是成為「獨立國家」與否──一事產生了歧見。因此當時的波黑並不屬於國家，他們被剝奪家園的同時，亦失去了國家的保護（Ibid.: 294）。

然而，如同前述所言，塞爾維亞人對波士尼亞人「去人性化」的罪責──先使之成為難民，並在最後剝奪他們的生命──是顯而易見的，但是《阿依達的救援行動》所控訴的，亦包含了塞爾維亞之外的人對波士尼亞人所進行的「去人性化」──那正是以西方國家為代表的聯合國。

起先，我們或許會對塞爾維亞人的迫害感到髮指，但是《阿依達的救援行動》所關注的焦點並非僅有塞爾維亞人最後的屠殺──這甚至只是全片的幾十分鐘──，更包含了聯合國軍隊對於波黑戰爭的涉入。對於波士尼亞難民的處置，我們始終僅能以「無能」一詞來形容聯合國軍隊：除了聯合國的荷蘭軍人嬌弱的身形與塞方軍人魁梧的身材相去甚遠，上校卡瑞曼與塞爾維亞將軍交涉當前，亦為了維持談判不致破裂而間接命令少校「放行」塞爾維亞軍隊進入聯合國領地，甚至最終無力挽回波士尼亞人被軍方帶走的命運。

此處，使聯合國的「無力」，轉變成完全的「無能」，全肇因於聯合國的作為與塞爾維亞軍隊之間的連結：從波士尼亞人向聯合國尋求庇護起，他們即已經對難民進行篩選──他們選擇讓四至五千位難民進入領地，並選擇將另外三萬餘位的難民攔阻在鐵網之外，這個「選擇」即是他們對於「誰是難民」所進行的篩選。在塞爾維亞軍隊尚未到來前，我們可以猜測，身在領地內的難民──包含阿依達的小兒子──是被承認的，他們被聯合國承認為「難民」，因此暫時得以進入聯合國的保護之下。然而，被拒絕在鐵網之外的難民，便是被聯合國拒絕承認為難民：不論是基於檯面上的「領地空間已經不夠」或是其他原因，他們不被允許進入領地的同時，他們的難民困境也將被否認。

於是，此處形成了一個矛盾的情況：塞爾維亞人使波士尼亞人成為了難民，但卻不被聯合國／西方國家視為難民──從聯合國軍方多次對波士尼亞人民做出空洞的保證，保證塞爾維亞人不會過來屠殺他們，到克瑞曼上校在阿依達提出敵軍是武裝狀態、可能造成局勢失控的質疑時，以「那就控制狀況」，命令部隊放行，這些都顯示了波士尼亞人的難民困境是雙重疊加的，一是我們先前討論的塞爾維亞人的積極去人性化，二是聯合國軍隊的消極去人性化──經由否認波士尼亞人所遭遇的人權困境，使他們徹底成為了裸命（bare life）：他們不再被任何法律所規範與限制，徹底地跌落到法律之外，進入了一個介於生命與死亡之間的區域。

與此同時，聯合國大會於 1948 年所制定的《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除了成為空洞的承諾，也實質上地成為了某種專屬於西方世界與菁英國家的遊戲。如《世界人權宣言》的第 14 款第 1 條對於「庇護權利」（right of asylum）的描述：

透過先前對於波士尼亞人之人權困境的分析，我們發現，塞爾維亞人透過主動的去人性化，剝奪了波士尼亞人的權利，而聯合國軍隊則是對波士尼亞人的「人」的狀態進行了否定。首先，他們否認了波士尼亞人遭遇了人權困境，其後，他們將後者排除在上述符合「尋求庇護權利者」條件所敘述的「人」之外──此刻，我們能夠完全地確認，波士尼亞人除了被剝奪權利，亦無法律為他們存在，他們成為了法律上的「非人」：很明顯地，當波士尼亞人被拒絕得到庇護時，《世界人權宣言》中所提及的「人」，早已不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或不具排他性的抽象概念；它反而變得具體與實質化，因為這個「人」是侷限的，並不包含波士尼亞人，而是可能僅僅包含了制定該宣言、且毫無疑問擁有權力決定他人處境的西方國家。

而這個不被承認的人權困境，終於在塞爾維亞人決定帶走波士尼亞男人時，惡化成為全面性的災難。雖然此處以全面性災難形容這場歷史事件，不過電影指涉的對象卻僅有阿依達的家人：阿依達不斷地進出長官的辦公室，要求法蘭肯少校將丈夫與兩個兒子的名字添加到撤離名單上未果後，少校終於鬆口答應，看在阿依達丈夫一同前往談判的份上，願意以「難民」的名義，將丈夫列為撤離人員。此處，不被承認、卻真實存在的難民困境，經由聯合國之手正式浮上了檯面。而我們也於此意識到，聯合國對於難民的消極去人性化，或許與納粹和塞爾維亞軍隊的積極去人性化不遑多讓：起初，荷蘭軍隊以「如果放你的家人進來，其他人也會跟著想要進來」為由，拒絕阿依達將丈夫與兒子帶進軍營的請求。可是，事到聯合國已經無法保障波士尼亞人的地步時，他們所能做的便是將所有屬於聯合國──同時是屬於西方國家──的人撤離，也意味著任由塞爾維亞軍人對波士尼亞人進行處置。

此時，任何不能拯救任何一位難民的理由，尤其是「我們僅能撤離聯合國的人」，都已經是無意義的，如同納粹與塞爾維亞人進行屠殺的理由，最終皆已經缺乏意義。我們所看到的，僅是一樁極端的惡行。

經過先前對於造成人權困境的兩方的敘述後，最終我們仍必須回到阿依達身上：阿依達所執行的救援行動，看似是在抵抗塞爾維亞的入侵，以及同時在對抗拒絕自己家人的聯合國軍隊──總體而言，皆是在對抗兩者施加於自身的去人性化。然實際上，自阿依達開始為聯合國軍隊進行翻譯，或是自阿依達央求少校以丈夫成為談判代表，作為交換家人進入基地的條件開始，阿依達便屬於聯合國，屬於進行消極去人性化的西方國家。

若說造成波士尼亞人難民處境的原因之一，為聯合國對於人權問題的否認，那麼阿依達所提出的「將家人納入聯合國名單」的請求，則是透過默認自身困境，以試圖獲取西方國家之認同──當阿依達對聯合國提出要求時，如先前所述，便是將權力與決定權力交予聯合國，並因此更為仰賴西方國家實行的「人道救援」，以拯救自身──在已經承認自身為難民的前提下──脫離險境。

而結局已然顯示，若沒有採取更為激進的政治行動，僅僅是等待西方國家的人道救援，下場便是複製了過去曾經發生的人道悲劇，甚或幫助了種族清洗者（ethnic cleansers）（Bauman, 2004: 77）。

戰爭結束後，阿依達回到了雪布尼查的住所，對著住進去的家庭女主人說道：「希望你們能盡快搬出去。我已經一無所有了。」此處的一無所有，除了指她自身的家庭──皆死於塞爾維亞人槍口下的兒子與丈夫──，同時指她、以及無數位當時被迫成為寡婦與孤兒的難民，皆被剝奪了家人與聯合國所承諾的所有身而為人的權利。他們已然成為了光禿禿的人類存有者，被剝去了這個世界上的位置。而這樣的「難民」，我們不可能心安理得地稱他們的狀態為「倖存」，而只能說是被「製造」出來的人為殘渣（human waste）。

Agamben, Giorgio. 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Arendt, Hannah. The Origin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79.

Bauman, Zygmunt. 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4.

Rancière, Jacques. Trans. Steve Corcoran. Hatred of Democracy.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14.

Žižek, Slavoj. 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