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萊因(Robert Anson Heinlein)於1966年所創作的《怒月》(The Moon Is a Harsh Mistress)概念豐富，科幻先生將科幻小說的定義進一步擴展，不僅是想像力無邊無際的催生，它更根基於實際的人文脈絡，探究關乎社會、政府以及個人意義在未來可能有的質變翻轉，開啟了社會科幻(Social SF)的風潮。將人置放在優劣勢更具象化的未來劇場，那些積極和頹喪都會在聚光燈下更加鮮明和銳利。
《怒月》故事架構了個在歷史上總是似曾相似的對壘結構，2075年，世界區分為地球主星泰拉以及月球露娜，後者是主星流放罪犯的場所，上頭散佈被各個社會流散中的低端人口，露娜上僅有六分之一的重力成為自然囹圉，它會對人體造成不可逆影響，終將讓久居露娜的人無法重回地球。龐大強盛的中心帝國之於弱小貧脊的邊陲地帶，你一定熟悉這對峙狀況，因為在過往紀錄中，有太多相似的映照組，自帝國主義向外擴張之後，歐洲各國與美非兩洲的交相斡旋，甚至是台灣與中國間難以簡單論述的複雜關係，都可以見到大小雙方壓迫反抗之複唱曲。
敘述視角放在露娜去探究一個艱難議題：如何脫離泰拉在各種層面上的統治？一如其餘殖民地的狀況，露娜上的糧食和冰塊被廉價傾銷到主星換取微薄收入，逐步掏空星球上的資源，主角一群人注意到這層結構問題，意識到有可能在未來造成飢荒危機，他們才努力想方設法打破現狀。然這並非單純揭竿起義，僅透過一次性的武裝革命就可達成(遑論對方擁有自身千萬倍的武裝力量)，而是必須透過組織串聯、外交手段、意識宣傳等群體長期對抗，才能有機會逆轉如此之權力結構。前中後分別牽連到三個問題，第一是為什麼而抗爭？第二是在方法上如何實踐？第三是離開體制之後，要以什麼樣的思維成立新政府。為什麼而抗爭？最直接的因素自然是己身利益受到壓迫，他們才會對此感到反彈，但若更深層次的探究，是什麼樣的底層思維讓他們碰觸到「自己是可以抗爭的群體」？這個反動是奠基於什麼樣的底蘊？主角之一的技師阿曼算是從泰拉流放到露娜的第三代，他縱使瞭解自己來自泰拉，但那些血緣都疏淡成歷史，並未實際影響到他身份認同，阿曼反倒真切認為自己是露娜人。從露娜的人到露娜人，不僅是創建詞彙，也誕生了嶄新的主體意識，擁有一套與先前截然有別的觀點，這過程像是某種提煉，需要長期與生存之地相處，當時間和空間相乘之時，歷史便隨之衍發：故鄉如今在此處，盡管凶險困厄，也比遙遠的豐饒之地更甜美。
於焉露娜人就不僅是獨一個體，它得以分享、重構、聚合宛若變形蟲，所謂想像中的共同體，它凝聚信仰同一信念的群體，群體意識終將眾人締結成一個整體。此是革命之所以發生的理由，也是進行革命的必要手段。班納迪克‧安德森於《想像的共同體》中提及民族具有幾項特徵，首先它是想像出來的，人並無法知道群體內的所有個體，是以他必須想像他們之間有著連結，盡管並非實質認識或理解，依舊可以透過此途徑將自己囊括於眾人之中；其二，民族是有限的，不可能含括人類全體，勢必有條區分界線，如同露娜以及泰拉有著不同的身分認同。第三，民族是被想像擁有主權的，是「夢想著成為自由的」，乘載著主權國家興起的浪潮，這幾個字詞終將被融鑄：民族、國家、主權，竄起的山峰需要空間，它便會以地殼下的群體意義去面臨從前的壓迫，而非從前無力的一塊塊土丘。
然革命不僅僅是某次行動，更關注於長期而全面的顛覆，必須涉及各方面的實際狀況擬照辦法，這是書中描寫十分出色的部分，深刻拓印了革命於凹豁深淺的複雜設定，充盈著細節血肉而非純喊口號，是小說家的底蘊深厚的基本功。舉例而言，在革命結構的推演上，他們設計了三人一組的金字塔型設計，每個人僅會知道同組的其餘兩人、上司以及同層級鄰組的聯絡方式，以此杜絕消息走漏或間諜隱藏其中。在武裝運動前夕，不斷透過種種途徑騷擾當權者，散佈消息或詩句以擾動社會氛圍，直到革命成為眾人口中不斷複誦的確切語彙。從中我們得以見到，無論是追求內部結構傳導無虞，還是向外宣傳標語，「訊息」都是非常重要的環節，它是組織中汩汩湧動的血脈，是朝外隱身於碉堡的槍管，它必須傳遞迅速無礙、阻礙時必須另尋途徑、像子彈務求打在目標身上，召喚下一次的新生或死亡，或可說，掌握訊息便可掌控革命結果。
如此大量訊息的傳遞與阻絕僅靠人未必足夠，那必須透過極精細的推演運算，正好己方陣營就有一台甫活過來的超級電腦麥可，它滿足了敘事情節上的必要性，同時也擁有非常有趣的角色性格。為什麼會說他活過來了呢？擁有上億訊息傳遞單位的麥可在幾次隨機性重組時突破了某個臨界點，他開始思考一些關於人的命題。像開篇提及麥可和阿曼的對話，他們正在討論什麼笑話是好笑的？那些是只能笑一次，第二次就無聊？哪些是每次聽聞都會發笑的雋永幽默？的確，似乎只有人會考慮幽默與否，那不僅是生理上滿足食色、激素湧發後的滿足快樂，也非嚴肅的生物汰換機制或解開宇宙奧秘的算式，那就只是好笑，非得要解釋為什麼好笑就會失效的奇妙產物。
從那個經典譬喻來看，青蛙解剖內裡便會死亡，知性（知道結構）並非幽默最重要的環節，反而是某種活躍生動在思維中晃悠，那思維僅專屬於人，比起其他如語言、思想、政治、群體語言等特徵，幽默是更具有人味的證明。麥可這從機器衍生出的人格渴望得知幽默，或許可解釋為它逐漸轉化（或者說類比）為真實人類人格的起點。麥可學得很快，到後期他的另一個虛擬身分亞當已可以假亂真，但革命於它而言始終像場遊戲，以至於最後的遁隱，再三回扣於最開始的詰問，若麥可已經可以從高度知識質變為智慧，這樣的近乎失語的消滅自我，是否算是對於歷史、對於革命、對於人類命運的一次消極回應？
除了技師阿曼和電腦麥可，主角群中另一位重要角色是教授，他擁有高度理想性，或許可以視為作者自身代言。教授思考著去除政府的可能性，或說將政府干涉的範圍收攏到最小，他並不信任人類所聚合起的組織，認為決策必然出自於某個獨體個人，因此我們要做的，就是每個人盡力做好自己的事，不做出危害他人的選擇，若每人都可用道德自律的途徑約束自己，那世界便可以最小代價運作如常。自由意志主義追求個人自由權利的極大化，卻也造成菁英偏向的弊病，並非每個人都有能力去判斷，到底哪條路是最好的選擇。
故事後段阿曼與教授到泰拉時，對於傳統國家的制度不是很認同，一如其所言「『主權』(sovereign)就跟『愛』一樣，你說它是什麼，它就是什麼；在字典裡，它只不過是一個介於清醒(sober)和爛醉(sozzled)之間的單字。」若主權僅是虛幻障眼法，人類是否有必要群聚？需不需要在某一個特定的時節朝著某個特定的人揮手致意？另一層面去除人類群聚特徵，亦與先前提到的革命要素扞格，我們如何擁有個人的革命？若只有個人的革命可以成功嗎？群體的革命成功之後，要如何拆除那已然建立起的群體意識，那是一件好事或壞事？
總而論之，怒月並非僅是探究革命該如何完成，或許其更在意的是更底層的意義，人為什麼要必要是某種民族？人能不能夠獨立活在每個人都獨立的社會中，若能成真，那會是怎麼樣的光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