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意發問者，都還在旅途之中：《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

　　作者胡慕情當年寫了〈血是怎麼冷卻的〉，它聚焦於2012年12月所發生的湯姆熊隨機殺人案，拆解被媒體冠上「人魔」稱號的殺人犯曾文欽，試圖釐到底他的生命旅程是怎麼走到這個地方的？沿途所經的家庭歷史、情感及工作經驗，是否都是一點一點導致傾圮的無形孔隙？無論讀者是否贊同惡可以被結構給稀釋掉，〈血〉一文都造成廣大回響，從非死不可的輿論中逃出另一種訴求。

《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胡慕情著／鏡文學出版

　　而隨著環境議題的書寫走到一個段落，捷運隨機殺人案的鄭捷卻讓胡慕情重新轉向社會案件的思考，這是結構化難以處理的鐵板一塊，於焉她也開始思考，解釋惡魔誕生的徑路已走到窮途，疲乏成一種套路，「因對抗標籤的同時可能亦反覆標籤、使人扁平。」若人們需要更新的、愈加深刻與明晰的詮釋，或者危險的說，是更加正確的處置，那對很多人來說勢必會是囂張挑釁：殺人償命不夠正確，結構性拆解和病理、社會學多方詮釋略顯不足，那我們究竟還要走到哪裡，才算抵達？

　　可議，我想確實是大部分讀者發現內容時的冒出的警戒鈴聲：記者到獄中訪問當年「謀弒」母親、婆婆與丈夫的女性死刑犯，究竟為了什麼？這是不是另外一隻追逐腥羶熱區的狗仔隊，或者是藉由駭人懸案來博取聲量，消費他人悲劇來滿足自我需求？此可議不僅是收益上的值得商榷，更多是對於道德狀態的思量揣度，無論此渴望來自於金錢收入、將奇珍故事收攏成冊的獵奇心態，或者甚至是左派的自我滿足，讀者可能都會感受到成書脈絡的殊異性。

猶豫的主旋律

　　不同於多數報導文學，寫作者會隱匿於事件背後，盡量在敘事上影薄無跡、不佔有情緒空間，本書的作者反倒成為整段報導中突出的紀實人物，她寫下和受訪者林于如交涉的種種紀錄，包括因牢獄規則而不斷被干擾的訪視、那些和對方在信件往返中的斡旋，以及林于如提出結婚要求，配偶關係便能更加方便互動的條件交換……凡此種種，讀來是極其生動的越肩視角，那些刺探和攻防充盈著文學性，一方是在牢獄中等待刑期、舉止冷漠、心緒難知的死刑犯，另一方是想要剝除媒體所加諸的外殼、破除所謂「驚世媳婦」的腥羶稱號的記者。

　　這段經歷讓閱讀前半很是過癮，問題是，這並不是什麼虛構的社會寫實小說，它就是一段非虛構的社會事實，讓它這麼赤裸裸的精彩跌宕，是一件毫無代價的事情嗎？這也構成了這部分作者書寫時字裡行間瀰漫著的自我懷疑，我真的可以這麼做嗎？

　　以寫作倫理而論，我替受訪者的生命代言，其真實程度的上限值是哪裡？我如何能夠確保哪一處是真實，而哪一部分可能摻有不懷好意的欺瞞？作為報導者，我要如何從眾多田野資料中翻找出真確無疑的說法，而不被輿論壓力給牽著走？

　　以道德判斷而論，書寫一個具有爭議的死刑犯的終極用意為何？是為了重新解構惡性來源，還是僅只讓她再一次曝光在媒體大眾的口誅筆伐之下？而被事件漣漪波及到的受害者們，又該如何避免讓他們受到二次傷害？

　　以利益獲取而論，我記錄一位具有爭議性的社會案件受刑者，固然有它的價值存在，隨著書籍出版之後，也會在創作經驗和社會聲量等領域有正面影響。可問題在於，我和受訪者的利益是一樣的嗎？在非虛構報導的創作的過程中，我是將對方割裂為一塊塊的寫作素材待價而沽？還是最後仍舊可以將掇拾那些拼圖，將其拼成完好的一位個體？

　　如作者所陳，

「核心的問題是，當文字弱化、視聽起飛，作為企圖透過傳播溝通的寫作者，究竟如何評估與拿捏此間的距離。直無法採集確實是一問題，但當可以採集時，雙方的利益是否能放在同一天秤上較量？這是雙方合意即可無礙的嗎？我對田野遲滯不前的焦慮是否也受到了這個社會角色的壓力影響？而若真收集到了素材，我應該說一個怎麼樣的故事？」（頁116）

　　處在敏感界域的風口浪尖，此書注定充滿了問號，也不存在一個對所有讀者都美好的切入角度。如果書中盡是寫作者的猶疑和困惑，我們選擇讀下這些問號的原因是什麼？在此，猶豫反倒成為一件勇敢的事情，正是因為對於給定的論述有所疑慮，人才會有發問的舉動，冒天下之大不韙，彷彿中世紀時問神存不存在的無畏，在關於此事的報導都將蓋棺論定時，跳出來說，再等一下，再等一下。

敘述的不可靠

　　在作者和受訪者林于如書信往返數次後，林于如終於答應配合，盡管裡頭的敘述彎彎繞繞，然透過編輯在最小程度刪改、保留其內容與書寫口吻的前提之下，讀者可以在書中的第二部分讀到她在此之前的自傳。就如每人都曾聽聞過的親族八卦，裡頭充滿了上個世代崩落的原因：父輩強硬、夫婿賭博、家族爭產、黑道糾葛……越看越不像紀錄片，反而像是混雜各種狗血元素的俗濫八點檔，沒辦法分辨出孰真孰假，即使書寫者都是同一位林于如。

　　這也提醒了我們關於惡的認知模型，我們現在大多相信，惡性可以被析分，每個人的生命經驗裡都包含著為惡的理由或因素，有時便是這些不可測的渾沌效應導致了一個人最終的墮落。就像電影裡最後自白的大反派，最後十五分鐘通常會留給他自白，拿下面具，露出他被燒傷的顱顏，說說那些悲慘的童年經驗，至少觀眾會比較理解這個角色前面為什麼一直拿火烤別人。

　　但這個「述說過往經驗以獲得更多理解可能」的公式也可能存在盲點，如同林于如的案例，若你無法完全信任對方所言，那些糟糕經驗是否真的曾經發生在她身上，或者只是為了己身利益而捏造拚湊的惺惺作態。你無法確認，也就連帶沒辦法給予對方更多理解或共感。我們在第一關就動彈不得：不可靠的敘述者，不僅僅意味著受訪者因為各種主被動因素而說出無法採用的證言，作者本身所做出的採訪也無法「純然真實」，不可靠並非蓄意如此，它受制於各種可見不可見的因素。惡，比我們想像中更狡詐，只有在奇蹟式的滿足多項條件，包括受害者全然的坦蕩和配合、輿論風氣的願意接納、社會制度的協力云者，它才能被攤在陽光下被談論，我們也才勉強獲得與惡對話的入場卷。

溝通的邊界

　　一如前述，《一位女性殺人的素描》是本充滿疑惑的書，但它並非使讀者懸於一處晃蕩不安，相反地，讀者可以透過作者那些踏實的紀載理解到一件事，就算是被媒體包裝成泯滅人性的死囚，仍有人在監所外為了那些未宣諸於世的經歷而奔走。先不論答案正確與否、後續回饋是正是反，單就此事，讀者看到的是陌生的人與人之間，去嘗試對話的最大努力，這毋寧使人還能相信一些什麼。

　　盡管這還是有其上限，如同Openbook閱讀誌的專訪，作家張娟芬對此的回應：「讀完以後，我們對林于如存在一定程度的問號。可是我們應該接受，世界就是這樣，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其實只能到某個程度，沒辦法再跨越了。這本書在可能的範圍之內，幾乎窮盡了。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各式各樣的努力，至少我自己覺得，應該也沒有人能夠超越那份努力了。」

　　如此結論也非煽情指稱，稱這個寫作工程最後一定要跨越心防，取得林于如的關鍵口供、以至於有什麼重大突破。它也不是一場審判，帶有道德立場的去評斷受刑犯是否該當其罪。它只是讓我們看到了溝通的邊界，難以跨越，但那更像是付出努力登高後所看見的地平線，遙不可及，充滿未知，但我們知道它在那裏，如其所言，

「死亡不是句點，而是問號。問號勾連人的起伏與選擇，若願意沿這條蜿蜒的曲徑探詢，往往能看見命運與自我的高度糾葛。」（頁44）

　　願意提問者，都還在旅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