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都是製造鬼怪的人:《殘穢》裡怪談根植的土地之上

幾年前暑假的那個場景又復歷歷在目。燥熱的台灣夏季，入睡時分如果沒有過強的冷氣，與其說無法入睡，其實更想讓人矯情地說，像是沒有經歷過青春洋溢的國高中。說起直到凌晨都精神奕奕、日夜顛倒大學生，電玩或追劇是選擇之一，看小說像是種非文青即腐宅的二選，但無論如何都無法否認、沒有什麼比恐怖小說更適合冷氣房裡的暑假。而那一霎那我回頭了，帶著全身遽然豎起的雞皮疙瘩想要確認那個在水龍頭反光裡上吊的女人，該不會也穿越次元的跟到了身後，因為房裡在冷氣之外為了促進空氣循環而開的電扇，吹掉了放在櫃子上的東西。

掉了什麼東西其實不記得了，但和小說裡一幀幀連動起的場景倏地就嘎然停止一樣，落地時「啪」的一聲和和服腰帶拖晃過地面的「唰」，異曲同工的驚醒恐懼與好奇。唯一不同的是，小說之外、我能在現實裡找到答案，清晰、明確、能夠簡單乾脆地說服自己，在那之後便沒了怪聲、那台電扇至今仍十分好用。解釋消解、或說粉碎恐懼，恐懼的源頭將會碰觸到的，無非待解的未知。

未知與恐懼在恐怖小說的架構裡就像連體嬰，無論何種形式，缺少其一、跌宕緊繃的旅程就無法開啟，而那亦是讓小野不由美獲頒山本周五郎賞的長篇《殘穢》的舞台樣貌。以現代都市為舞台的怪談在內裡仍舊延續了古老的歷史源流，強調因果的積沙成塔、映射社會幽微的角落殘渣，雜揉推理小說特色裡同樣對於打破未知的強烈渴求。有別於其他作品對於單一事件的真相近乎鑽牛角尖的深掘，雖說《殘穢》在寫作上有著類似的策略，實際讀起來、字裡行間在讀者心裡建構起的恐懼，比起上吊的女人或面目猙獰、面色慘白的幽靈讓人表情跟著一起扭曲的簡單粗暴，在《殘穢》裡，怪異就算有解，我們依然無法、在小說中知曉未知恐懼的主角與源頭究竟蟄伏何處，不是因為找不到、而是到最後已經無法再找下去。

如果無法斬草除根，即便探知真相也無濟於事。面對恐懼，人的渴望與其說期待回 歸日常，確切來說，也許更希望能回到一開始潔淨無一物的狀態裡，如果不在實際意義上斬草除根就換不回那日常裡不曾察覺的安堵。但在《殘穢》中，任何對立的觀念都成為了銜尾蛇，渴望回到最初的一塵不染、卻因此深入無止盡的黑暗。致使本書帶給人的恐懼鑽進了更加深層的地方，點狀的、細密如苔蘚般，在覺察時濕冷的讓人不寒而慄。同時亦讓人驚嘆，那些點狀的線索，即便他們所提供的大多只是在映證著行為表層的徒勞，卻仍舊在故事之外，如此精準地敲打了小說的核心，並被整理且收攏得有條不紊。

「雖然事情來自不同的對象，也發生在不同的地方，但追本溯源，這些怪事都出自同一個源頭。」 故事自始至終依循著這句話行進，解謎的過程既是追本溯源、也像大海撈針，千絲萬縷間牽扯而出或許是「源頭」，早已在追索的過成中反覆地被梳理又相互糾纏、直至不分彼此。閱讀《殘穢》的過程就像以一種理性到近乎冷酷的方式重新經驗中井英夫的《獻給虛無的供物》，他們在推裡的形式上有著相似的結構，面對眼前的懸案與怪異，不約而同的縝密推敲、尋找證據，並以綿密的推裡無數次的在形式上打破謎團、與小說之外讀者在閱讀間逐漸被建構起的對於小說類型的慣性與信任。如果說《獻給虛無的供物》以絢爛繁複、近乎瘋狂的文字，書寫推裡、編織顛覆著讀者對文類乃至社會世象的盲信，《殘穢》在寫作上或許看不見與之旗鼓相當的野心，其實只是因為他的姿態更加柔軟溫和。他不斷以現實且冷靜筆調解釋與破除怪談的目的，往另一個更加貼近日常的方向深入，同時帶有著不輕易宣之於口的社會關懷，翻弄著怪談介於人和社會間的兩面性，不斷輕聲提醒著讀者，一切都其來有自、只是我們不曾發覺。

幾年前初讀本書的感想如今也顯得直觀簡白，大學時代我曾簡短將它評價為一部「沒有一個嚇人場景卻又能把人嚇個半死」的作品。這與恐怖小說相互矛盾的特質展現在作者平靜節制的文字裡，不存在絲毫情緒的渲染，將恐怖題材慣有的張牙舞爪全然屏棄，字裡行間流露出的氛圍，比起恐怖電影，更像一顆顆冷靜長鏡頭拼接而成的紀錄片，時不時夾帶著截斷恐懼與閱讀狀態的解釋性台詞，反覆說明著他在一開始就定調的「恐懼源自虛妄」。節制而平穩的文字風格比起的感官的驚嚇帶動、更加容易冷冽地映射出怪談得以在土地上生根存活的根本原因。小說裡他巧妙的運用年代遞減的地圖牽引其後一連串的近乎田野調查的探索，更深一層，故事中的小說家「我」與經驗怪談的事主久保小姐在其中尋找的，是隱藏在歷史廣漠表像下，人與土地、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那看起來似乎不是什麼多艱辛的事，然而街訪鄰居間的串門子在高樓大廈林立的水泥叢林裡，成為某種意義上的歷史，遠親不如近鄰的概念至今也不再適用，沒人有察覺那竟是不知不覺間發生的事情，於是他們找得如此艱辛。怪談的無解幽幽連結往某種歷史的共業，小說中反覆言說著時代與人之間的藕斷絲連，形塑怪談在日常間萌芽的絕非單一個人情緒殘渣的發酵、或者「怨靈的作祟」，而令人意外的有著考古地層版鮮明的結構、層層堆疊，交互感染。那實際上是應用了另一種更加隱微的方式指出了長久存在於社會間的結構性問題，那些無法可解的，反覆在銀幕報章間被言說、卻又被廣大受眾本能漠視的困境。

「有一天忽然就死了。」類似的台詞在書中反覆出現，死亡則時而被替換成「消失了」、「般走了」、「離開了」這些和存在的抹除概念相通的詞彙。但這樣鮮明的斷裂，卻總是看過就忘了情節、或者連情節都存在得破碎稀薄，如同書中那些無根的記憶，是因為說話的人也顯得滿不在乎吧。無論哀悼或者抱怨都被展現得事不關己，於是人們互相記憶的途徑，只剩死亡與癲狂，不到這般極端強烈，就難以引起關注，未可知那是走投無路的困獸猶鬥、或者垂死掙扎，巨大的無力感迴盪著。在《殘穢》中，社會、人際間的冷漠就是這樣自然而然地被化為怪談或者耳語流露。小說或許不願指名道姓地披露這些實際存在的困局與控訴，於是退一步從歷史的的俯瞰視角旁敲側擊的暗示這點，他並非重點提要式的強制讀者接受「因為曾經如此、所以現在這樣」單方面的因果銜接，而是耗費巨大的篇幅不厭其煩、鍥而不捨的涉水走過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跨度，組織起土地上流動的那許多人。怪談間的關聯若有似無，提起一個、卻總會扯出一大串。

《殘穢》裡存在著大量的人物點狀散現，各自扮演這組無盡拼圖的其中之一。然而除去那些被怪異感染的特定人群，這些角色、包括作為主角的久保小姐與小說家「我」，都不曾因為小說的存在從而擁有世俗定義裡「角色的臉孔」。他們就像那些隨意在路上接受記者採訪的群眾，五官暴露在烈日艷陽下、不曾有過任何修飾與描繪。形象淡漠的完美復刻了那些就住在自家隔壁的點頭之交，無論彼此之間互相當了多久的鄰居，留下的印象始終只是那點頭問好間制式刻板的社交臉孔、僵硬的笑容、事不關己的親切。那些身陷怪談的主角在他們口中各自生得奇形怪狀，夾帶各種憑據薄弱的臆測與推斷，毫無障礙的朗朗宣之於口，卻又描述不過三五句，就陷入「忘了」、「記不清處了」，這些讓調查毫無斬獲的回覆、歸根結底，他們不曾在實際上記住任何人。但流傳出去的、終究覆水難收，而我們不禁心生疑惑，既然記憶淡薄至此、為何最後仍然被記憶甚至流傳了下來？

「說出怪談本身、就是怪談的一部份。」，「我」在那之後從同行口中得到了這句看似無關的解答。也直至此刻，前期耗費大量篇幅予以鋪墊的那些凌亂的線索，終於因為那句話而有了明確的支點、進而體現了小說中不曾明說的社會關懷視角。

而這也是《殘穢》讀起來不落俗套、令人驚喜的原因。如果都市傳說的存在都已經被允許與接受，那些街談耳語、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怪談，其歷史甚至更加古老。與其說怪談借鑑歷史，不如說其體系本就源遠流長，然而構成脈絡的個別故事，從本質上來說、其實都只是單一的事件，存在著可度量的深度供書寫者透過文字挖掘，從情節本身、到故事之後隱藏著的各種寓意。然而同樣涉及了小說與社會的連結，《殘穢》的書寫比起映射社會、更在同時針對怪談的本質進行了冷靜清晰地剖析。將歷史源流連結土地與人，關於現代都市裡的怪談為什麼會出現與流傳，在沒有文字記載的狀況下仍然斷斷續續地被記憶至今，除了人與人之間最為原始的口耳相傳形式至今都不曾改變之外，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成因之一，竟是源自於個體間的疏離。

人們並不會意識到、自己正說著的就是怪談。關於人、因為疏離、所以能儲存進記憶的斷片也變得有限，他們不曾意識到、自己早已難以在腦中拼湊出完整的「他人」。換句話說，那陌生「他人」的身影，即便是早已平靜生活在自家隔壁多年的鄰居，換個場景相見，他們與怪談的本質其實相去不遠，驚嚇、使人不安、擔心自己會不會因此受害。以至於稍有風吹草動、疑神疑鬼的效應就超乎想像。表面上，《殘穢》一書中對於怪談的形成給出了明確的定義，因為被人視為怪異的不潔附著於土地，於是感染著接續而來的住民、從而代代相傳。只是歷史一路走來，不好的事件持續發生，怪談的形式同時演進，被述說流傳的對象，在不知不覺間由想像的怪物、演變為就在你我身邊的「誰」。

那當中變與不變的轉換、才真正令人玩味。作為故事的一種類型，怪談的流傳形式自然依附資訊傳播的發展史，口耳相傳與紙本書物乃至大量印刷的商業出版體系發展的先後順序無須贅述，關鍵卻在於書寫者取材的方向在數百年間也發生了轉變。在小說開場，「我」首先坦承自己以讀者來信為底本書寫怪談，那在開頭就說明了一切，怪談的流傳除了歷史的疊加、口耳相傳的不變之外、其實也包括著書寫者的採集。三者之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循環系統，作者與讀者在歷史之上彼此相互依偎的生長，想留住的與想丟棄的、卻都留給了土地。書寫者從廣大讀者提供的素材中撰寫怪談以餵養讀者，而在視覺可見的讀物之外，個人之間茶餘飯後的閒言碎語、小道消息，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相濡以沫。他們不可預知，這些最原始的耳語會在哪一刻又輾轉流傳到作者手中，而又會過頭來以另一種形式餵養自己。

只要被記憶著、就彷彿有了力量，效果各異、好壞皆然。單單了解怪談的成因卻不足以解釋《殘穢》在故事上的全部趣意，雖然久保小姐與「我」為了追尋怪談的源頭早已踏遍土地尋訪一切，但放大來說，那些被訪問過的人們，之於整片土地、也不過滄海一粟。在這之間形成的恐怖早已超越被驚嚇的當下，因為受訪的共通點在於他們其實和怪談都或多或少地沾上了關係，無論是親身經歷或從旁聆聽，與實際上影響了自己生活的怪異共處過所以能對異象做出煞有其事地描繪。然而在那之外又是如何？書中反覆強調著受到怪異影響的人們，與「在那之外的人們」之間隱藏著的尖銳矛盾，為什麼身處同一個地方、有些人就是會感受到，卻也同時存在著另一群不曾有過感應的大多數人。以書中用「感染」來解釋怪談延續的規則來理解，這當中細思極恐之處才逐漸蔓延開來。

人們在長年居住間與巨大而不可視的惡相互同化，撇除在現實中也常作為理由的體質問題，小說選擇將感受的有無歸結於人的流動。因應著不斷發展的都市，住民的流動在數百年的歷史發展中已超乎想像的速度持續加劇，連帶居住的型態都逐漸往極端分化。代代世居的家戶在同一片土地上逐年遞減，卻都屹立不搖，住民的流動促成怪談的流動，而留下來的人們之所以能如常生活，雖然書中不曾言明，又未可知一旦與怪異同居到一定程度、也就漸漸地不會察覺他的存在，也或者只是時候未到。例如在調查之初登場的小井戶家，當街坊鄰里已經習慣長年瀰漫土地的惡臭，也只有到死亡真正發生，才會多少意識到，這一切從一開始就不正常。而這份一開始就存在的「不正常」、同樣可以在前述提及的作者與讀者間的循環系統中予以討論，事後的遺憾與當下的漠視自然也成為怪談形成與流傳的一部份，但小說中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訪談得到那個隱藏的結論，如果當下沒有漠視，怪談或許就不會形成、甚至流傳。

漠視與口傳豢養起無數也許根本不會被記載的怪談，人們說著小井戶家是垃圾屋，曾經的鄰居有人臆測著高野家女兒的行為背德、於是遭到嬰靈作祟，母女不堪其擾、接連離世與音訊斷絕，年代久遠的報紙刊登了大雜院裡母親殺嬰的新聞，然而內容煽情、於是也難辨真偽，耆老流傳著停業工廠裡一到晚上就可能看見從前死於工傷的焦屍，據說政春一家後來都迷上了奇怪的新興宗教，人們常看到某家的兒子鬼鬼祟祟，某家的兒子有暴力傾向、據說後來也被送進了精神病院。族繁不及備載的事蹟在小說中被一一列舉，但追根究底，沒有一件存在著確鑿的證據，無論要連結的是怪力亂神、或者真相。

唯一確定的只有他們都在事後被說了出來，反之，只要不說、怪談就不會被流傳，或者、只要在當下說了些什麼，怪談就根本不在事後會形成。換句話說，一切的成因，終究要回歸到人的行為與選擇，但作者並不選擇將這些在小說中都明白寫出，它避免了小說在最終流於傳統的說教，同時在本上守住了作為恐怖小說的基調。他在故事的最後仍舊遵循了恐怖小說獨有的留白手法，僅只將這一切都隱晦的結論為，那取決於你「觀看世界的方式」。從這點來說，手法新穎的《殘穢》，仍舊在深處乘載了怪談在歷史中古老的道德教化寓意。而這層寓意最終也以某種「恐怖」的形式被體現出來，你無法說他的結局是光明而有希望的，就像最終他們放棄繼續追索了一樣。一路伴隨著整個故事的巨大無力感、正是在於他們找不到一切的源頭，直到小說最終，一切其實都還處在進行式裡，形式上、奧山家的礦災事件某種程度已經扮演了源頭的角色，然而在那之前的一切，因為查無可查、所以沒人敢保證。

沒辦法在實質意義上斬草除根，更甚者、即便清空了源頭，正在流傳的仍然持續進行，同時也包括著怪談的演變，它沒說的是沒有人能趕上那速度。「我」與久保小姐在結尾的放棄追查，存在著無比複雜的多重涵義，現實層面存在史料與人的斷絕，二來即便知道自己已經碰觸了太多仍然想要收手的亡羊補牢，是自我保護、也是和大多數的人一樣選擇了漠視。當個體面對眼前難以撼動的龐大體系，唯一的選擇也只剩去改變「觀看世界的方式」。這個類似於精神勝利法的勵志註腳在此處同時也體現了巨大的諷刺，虛妄或者真實，端看個人如何認定，但人的抉擇，比起對自我意志的強烈堅信，更多似乎、仍舊展現在個體的隨波逐流之上，而外在環境的一切煽動與渲染，實際上仍舊是人們一手鑄就，所以他才會在小說前段特別騰出了篇幅，述說著那個泡沫經濟從高樓蓋起直到幻滅的年代。大起大落之間，朝夕相處的物事時時刻刻都在變幻，在一個恆常存在變動、不穩定的社會裡，未來的不可預期被無限放大，怪談生長的空間，竟也變得詭譎的舒適。

直到結尾，久保小姐曾經居住的房間仍然空蕩，然而新生活卻在經歷過一切後安穩如常。沒有解決任何問題、日子還是照就過了下去，所以「我」歸根結底的堅信，一切都取決於「觀看世界的方式」。如果不改變自己，就只會原地踏步，然而改變了自己、一切就會有所改變嗎？這個開放式的結局才是小說留給讀者最大的課題，在驚嚇與恐懼之餘，這一切會不會發生，其實都只是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