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議員將棘手的法輪功問題擺給習近平

7月7日，香港建制派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法輪功問題向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質詢施壓（從立法會的會議記錄中的12:39:40開始）。

親北京的民建聯成員葛珮帆說，儘管中國從1999年7月開始禁止法輪功，但法輪功在香港已經活躍了20多年。她還說，「外國勢力利用『宗教團體』和『媒體』組織等作為偽裝，在香港擴大反華勢力」，然後指責「法輪功不是宗教組織，而是顛覆國家的組織」。因此，葛珮帆認為法輪功「應該立即被取締」。她隨後要求香港政府調查香港的法輪功是否進行了「非法集資活動和接受海外資助」，以及政府是否會禁止法輪功和限制其活動。

另外兩位民建聯議員周浩鼎和黃定光質詢鄧炳強，法輪功或其他政黨是否參與了7月1日的警察被刺事件。黃定光還指出，「孤狼式的恐襲者」很容易受到「激進出版物」的影響（黃定光所說的「激進出版物」，幾乎可以肯定是指與法輪功有關的媒體，如《大紀元時報》和香港的民主媒體）。

工聯會議員、香港行政會議成員黃國健呼籲對法輪功的資金進行調查，並在出現違法行為時使用港版《國安法》來凍結上述資金。

在2019年元朗事件中與無差別襲擊市民的黑社會分子握手，倍受爭議的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問道，在《基本法》第23條通過後，香港政府將如何處理法輪功或中共定性的「危害國家」和「邪教」組織。

獨立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謝偉俊認為，香港政府本可以在實施港版《國安法》之前，行使普通法來「處理」法輪功。他質問說，為什麼香港政府這麼多年，這麼軟弱不對付法輪功，為什麼允許法輪功擺街檔，香港政府是不是失責多年呢？

鄧炳強在回應建制派議員時，大部分時間是照本宣科。他說得很籠統，幾乎沒有直接提到法輪功。鄧炳強還經常逐字逐句地引用港版《國安法》或香港《基本法》的內容。

鄧炳強答覆中的重點包括：
1.鄧炳強指出，在香港，沒有人可以淩駕在上法律之上，包括香港國安法。特區政府一直依法辦事。他補充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反對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是違反港版《國安法》的行為，並告誡香港居民不要支持或資助「危害國家和顛覆國家安全」的個人、機構和組織。

2.鄧炳強指出，雖然香港政府會調查資助和其他與港版《國安法》有關的投訴，但不會公開評論個別案件或具體組織是否違反了港版《國安法》。

3.鄧炳強宣讀了港版《國安法》第四條，該條規定特區政府「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以及保護香港居民根據《基本法》享有的「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

4.在回答有關法輪功與7月1日刺警事件之間的聯繫時，鄧炳強指出，「目前證據顯示行兇者沒有多於一個人」。他還說，目前正在調查行兇者是否受到其他人的鼓動。

5.在回答有關《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詢問時，鄧炳強說，需要在立法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在本屆立法會（第六屆）結束前通過該法「非常困難」。下一屆立法會（第七屆）的選舉目前定於2021年12月21日舉行。

6.在回答為什麼香港政府在實施港版《國安法》之前沒有對法輪功採取行動時，鄧炳強說，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可以更有效執法。他補充說，自2013年以來，政府一直在政府土地上清除法輪功和其他團體的「未經准允」展示的宣傳品，已有3525次是針對法輪功。

1.在分析建制派議員的質詢和鄧炳強的回答時，似乎任何一方都不太可能是自發的。

正如我們在上文中所指出的，鄧炳強大多按照事先準備好的內容泛泛而談，沒有就法輪功是否違反了港版《國安法》作出任何清晰回應。除了公眾對法輪功和港版《國安法》的猜測外，他也沒有提供更多的內幕，即香港政府正在以國家安全為由調查法輪功。鄧炳強的謹慎、不確定的回應，以及他在香港政府和超級權力國家安全機構中的高級職位，表明他在處理香港法輪功問題時遵循黨中央的明確指導。

與此同時，建制派議員大多重複中共關於法輪功話題的要點，並明顯催促香港政府對法輪功採取行動。特別是議員試圖將7月1日的刺警事件歸咎於法輪功，這似乎是親中共分子在香港製造虛假信息和攻擊反共者而做出的一次重大努力。儘管過去二十年建制派議員有足夠的機會這樣做，但現在才努力來針對法輪功「問責」，這也表明他們別有用心。

2.僅從中共的特點和運作角度考慮7月7日立法會有關法輪功的質詢，中共似乎正在為進一步在香港迫害法輪功作準備。

中共可能認為在香港打擊法輪功的時機已經成熟，原因有以下幾點：

如果中共準備對香港的法輪功採取行動，那麼7月7日立法會建制派議員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之間的對話，只是為未來的程序提供合法的外衣。議員們扮演的是「關心民意」的民選代表的角色，他們對一個「非法的假組織」如何通過與該組織有關聯的媒體渠道和明顯的激進主義來「激化」香港人感到不安。同時，鄧炳強扮演了一個「公正的」高級執法官員的角色，向議員和公眾保證，調查是在沒有任何偏見的情況下進行的，有罪的人將被「依法」處理。當鎮壓真的來了，在國際上引起軒然大波時，香港政府和中共可以回過頭來指著立法會會議，聲稱一切都是按程序辦事。

3.然而，如果考慮到中共精英階層的派系鬥爭，對7月7日立法會會議的解釋就不那麼簡單了。

正如我們之前所解釋的，法輪功迫害運動是前中共黨魁江澤民和江派的政治遺產，是江派和習近平陣營權力鬥爭中的一個關鍵斷口。根據我們的研究，在2012年習近平上台前，習近平和他的一些核心成員既沒有明確表態，也沒有積極參與對法輪功的迫害。這與江派的許多成員形成鮮明對比，其中包括薄熙來和周永康等高官，他們因積極執行江派的迫害運動而飛黃騰達。此外，眾所周知（至少在中國異議人士圈子內），中共高官和黨內太子党的許多親屬，包括習近平的親屬，在1999年大陸鎮壓法輪功之前都曾修煉過法輪功。曾任江澤民時代中紀委書記尉健行的筆桿子、大紀元專欄作家王友群在接受採訪時說，在迫害之前，中南海有一個法輪功煉功點，高官及其親屬會經常去那裡煉法輪功。

習近平陣營對法輪功的立場不明確，對江派構成了生存威脅。自中共建政以來，中共的領導人竭盡全力保護他們的政治遺產（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即使這意味著更換精心挑選的接班者或進行致命的清洗。例如，毛澤東無情地清洗了劉少奇和彭德懷這兩名跟隨他鬧革命的建政者，因為他們批評了他的大躍進運動，後來又打擊了自己的接班人林彪。同時，鄧小平因天安門屠殺事件將趙紫陽撤職，並在江澤民對推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猶豫不決時威脅要將其撤職。

對江澤民和他的派系來說，習近平在法輪功問題上的模糊立場，增加了在其執政時結束迫害，給法輪功「平反」的可能性。鑒於以往中共領導人希望在退休後保護自己的政治遺產的例子，江派自然有動力不惜一切代價防止這種逆轉——如果法輪功在現任領導下得以平反，屆時迫害的責任肯定會歸咎於那些發起和實施迫害運動的人。

我們發現江派或其成員多次試圖在法輪功問題上促使習近平出手，要麼讓他澄清自己的立場，要麼讓現任領導人積極參與迫害——背負奴役、酷刑和精神虐待以及強摘器官的包袱。讓習近平領導層在中共政權運作和意識形態的外套之下從江派權力網中接過「韁繩」，為他們提供保護，因為共同犯罪者不太可能背叛同犯。

然而，習近平在很大程度上拒絕承擔江派的迫害責任，並似乎在打法輪功牌，以在派系鬥爭中獲得籌碼。雖然迫害法輪功的運動仍在進行，但習近平已執行了相當於削弱迫害機制的措施，包括在2012年廢除勞教（在江澤民時代，很多法輪功學員被勞教）。2016年責備「610辦公室」，並在2018年將其解散，在第二任期內停止軍隊和武警的有償服務（國家和軍隊醫院系統被認為與強摘器官有很大關係），並不斷清洗參與迫害法輪功運動的人員。習近平的這些舉動對江派來說是致命的打擊，而且這些舉動也正值習近平鞏固權力的關鍵時刻；在習近平獲得「習核心」稱號和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2016年和2018年）的那幾年，「610辦公室」成為打擊對象。

在過去的七個月裡，中共精英圍繞法輪功的派系鬥爭似乎在香港已經很明顯。一方面，在香港的法輪功問題上出現了一些不符合中共特性的事態發展，如反法輪功的香港青年關愛協會在2020年底解散，香港警方史無前例地逮捕了兩次襲擊法輪功攤位的暴徒，以及儘管2020年6月通過了港版《國安法》，但香港政府對法輪功缺乏應有的行動。另一方面，暴徒襲擊了與法輪功有聯繫的《大紀元時報》的香港印刷廠，並用棒球棍襲擊了大紀元時報的一名當地記者。

從派系鬥爭的角度考慮，7月7日立法會建制派議員與鄧炳強討論法輪功問題，似乎是習江鬥爭的又一次公開表現，鄧炳強代表黨中央（習）發言。同時，議員們在這個時候強調法輪功問題，似乎把自己著色成代表香港根深蒂固的派系勢力（江派）的觀點。

4.僅從中共的特性和運作來看，法輪功在香港遭到中共的鎮壓只是時間問題，因為港版《國安法》、第23條等措施破壞了香港的自由。然而，在考慮到派系鬥爭的因素後，這種可能性就變得不太確定了。

習近平近幾個月的行動清楚地表明，他正在提升「權威」，希望能為2022年中共二十大打破常規連任鋪平道路。但是，隨著內外交困日益嚴重，這給他的政敵提供了現成的理由來合法地挑戰他的第三任期，習近平就必須保留所有的選項，包括法輪功牌。

在我們關於冠狀病毒大流行及其對中共派系鬥爭影響的特別報告中，我們發現了中南海的政治遊戲規則的轉變，反習精英們意圖清除或邊緣化習近平，即使習近平下台意味著共產黨統治的結束和蘇聯式的過渡。

在這種「同歸於盡」的派系鬥爭中，派系或個人利益可能超越了中共政權的利益。因此，隨著對現任領導層的怨恨和不忠與日俱增，習近平更關心的是如何轉移政敵的攻擊，包括防止江派和更廣泛的「反習聯盟」將香港變成一個「反習」基地，從而在短期內破壞其第三任期的野心。當法輪功學員在香港街頭打出「天滅中共」的橫幅時，香港政府在港版《國安法》實施整整一年後仍無所作為，似乎不是偶然的官僚主義拖延，而是北京方面故意的模棱兩可，因為習近平想避免任何給江派帶來優勢的行動。

如果習近平打算繼續打「法輪功牌」，並暗中威脅要清算江派的政治遺產，那麼他很可能最早在中共二十大之後才會對香港的法輪功進行嚴厲的鎮壓。法輪功在香港的活動可能會受到更多的「軟」限制，包括對街頭攤位的限制、對學員的監視以及更嚴格的資金監管。然而，香港政府官員可能會對法輪功的其他活動（如媒體運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以等待北京的進一步指示。

然而，習近平對香港法輪功的持續「容忍」，只會增加江派的恐懼，使他們更有動力將與習近平權力鬥爭推向高潮。為了促使習近平「承擔」迫害的責任，江派可以利用其在香港的勢力搞假旗行動（在港版《國安法》和總體趨向於習近平管治的背景下，在香港已出現涉及法輪功或《大紀元時報》的事件的報導），並與中國境內外的「反習聯盟」合作，將迫害法輪功的責任推給習近平。例如，受益于「反習不反中共」議程的媒體和專家可以利用越來越多的維吾爾族被拘留者被強摘器官的報導，聲稱習近平應對這一罪行負責，同時模糊2000年代與江澤民有關聯的中共官員擴大囚犯移植系統以處理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的事實。國際關注中共在香港打擊法輪功的行動以及習近平在其中扮演的實際或假定角色，將急劇增加中共領導人面臨的個人政治風險，升級中共精英的內訌，並進一步使習近平的第三任期前景複雜化。

政府對香港法輪功的關注度越來越高，有可能在中共的重要會議和審議（北戴河會議、六中全會、中共二十大等）之前將中共派系鬥爭公開化。習江鬥的嚴重升級預示著中共的「柏林牆時刻」即將到來。企業、投資者和政府必須跟蹤中共派系鬥爭的發展，以及香港政府如何處理法輪功問題，以避免猝不及防中國的政治黑天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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