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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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前一日， 在荔枝角收押所探望阿龍。他拿起聽筒就滔滔不絕，「不用擔心，我不會坐太久的，應該一年多吧！」還高興地說，「在這裏，很多人喜歡我的畫，畫到不想畫了。」
翌日，李威龍被判監3年2個月。
「我不是為了社會做的」
「有什麼心理準備嗎？」網友續問。
「沒有，沒準備就是最好的準備。」他笑著說。
在早上7時多再次醒來時，我還是有種難以言喻的失落。
忘了從那天開始，他們不見天日的行動方式成為常態，在責難自己沒有好好記著教訓的同時，又嘗試努力地安慰自己，「或許，有些影像是注定缺失」。
但今天的距離，與昔日強力部門封鎖的物理距離，於我而言是截然不同。
這是記者一個失語的時代。
不甘。
自從疫情蔓延，很久沒有進戲院了。那是一段極為平靜卻讓人從腦海中不斷撈取記憶的24分鐘，關於穿起黃雨衣的他，關於那一年，我們所經歷的一切是如何開始。
這裏不用買票進場，排隊取籌號就行了，這幾天來的人寥寥可數，不用太早也能輕易地拿得進出的憑證，一張印有編號與日期的橙色小紙。
這晚，我一架囚車都沒有追上，
我站在十字路口，
不知他們有多少和我一樣，
那些預備喊破喉嚨要說的話，一句也沒機會說。
一個失落的記者上。
（2021年3月4日，曾刊於香港媒體《誌 hk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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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片很難剪
其實由11月中已經開始處理，一直到周梓樂出殯，影片還是沒法如期完成。
曾經在半夜做剪接的時候，偷偷流淚，然後剪不下去。
《誌》主編常問：「梓樂的片好了嗎？」
我總是支吾以對。
拖拖拉拉的，一個月了，總算為周同學完成了一件事。
他說：「無所謂的，盡力吧！」
我想起讀書的時候，老師說過：
2020年6月12日，約下午五時左右，東區法院的囚車出入口的位置，約有三、四十人在守候聲援被捕人士，有人高舉「香港獨立」旗、「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
（寫於2020年6月12日當天，曾刊於香港媒體《誌 hkfeature》）
新一代的地產經紀
本以為樓仔是一位典型的地產經紀，會身穿全套西裝，一邊耳朵戴著藍芽耳機，有兩台手提電話響過不停。但來到眼前的，是一位高大的青年，穿著軍綠色的T恤，黑色長褲，波鞋，沒有半點「地產佬」的氣息。
「我們哪有Home Office，做到死都要上班，遲了一秒都會被人追死。」
樓市風雨不動
2019年7月31日，早上7時許，東區裁判法院大樓內的人仍不算多，我站在登記處附近等候，差不多八時正，地下的人潮開始魚貫進入，升降機來回了3、4次，仍未能把這段時間的人全部送上六樓。
沒有人急燥，四周平靜，小步小步的跟著，等待法庭職員的安排。
我接著說，「昨晚看見他了嗎？」
「沒有。」
最近教會母堂有人事調動，一位資深牧者調任，從過千人的獨立座堂大教會，調任一個細小屋邨分堂，擔任主任牧師。這是一件「明升暗降」、「發配邊疆」的安排。
反對陣營希望重燃疫情打斷的抗爭活動，複製2019年末區議會選舉大勝的模式，仗著反對《逃犯條例》修訂所累積的聲勢和民憤，順勢在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中奪得多數，並主導其後的選舉委員會選舉，一併奪得香港特區的立法權和行政權。但是反對陣營的如意算盤能夠順利打響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