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斯蘭教齋月前夕發生的新疆喀什動亂，再次彰顯了巴基斯坦境內宗教極端組織對疆獨分子的直接支持，以及華盛頓近來不斷抱怨巴國官方尤其軍方與這些組織“剪不斷，理還亂”的明暗關連。
中印交惡半個世紀來，巴國成為北京南亞外交的基石。但是我多次指出：伊斯蘭是巴國立國以及與印度抗衡的根本。在伊斯蘭極端主義浪潮下，北京“巴國牌”的國際收益日漸有限，對中國國內安全的威脅卻明顯增加。在“維穩”開支超過國防經費的情況下，北京有必要對中巴“全天候”同盟關系的得失作出客觀分析，尤其是在各種政治、軍事、經濟上的內外壓力下，巴基斯坦的社會宗教化和國家體制的緩慢崩解有增無減。
國際關系說到底基于各國的自身利益，被華盛頓逼著“反恐”、日漸處于生存危機中的巴基斯坦更是如此。巴國與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間詭異的三角關系，明確顯示這種自身利益至上準則。
沙特是當今阿拉伯民主運動的最大輸家之一，特別是這一民主浪潮與波斯灣地區受到長期壓迫歧視的什葉派民權運動相結合，極大地威脅到沙特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使得沙特王室不僅成為反對穆斯林民主的專制堡壘，更把伊朗什葉派政權視作頭號敵手。
海灣小國和也門之外，伊拉克是沙特抗衡伊朗的“前線”，其結果是在沙特操縱下，包括基地（卡伊達）組織分子的伊拉克遜尼派力量在打擊什葉派之外，基本上停止攻擊美軍，造成美軍主要傷亡來自什葉派武裝，華盛頓因此新近指責伊朗串通基地組織，完全無視扎瓦希里升任基地組織新老大后的第一次視頻講話中，大力號召推翻伊朗的關鍵盟友——敘利亞阿薩德政權。
沙特“以巴制伊”策略開始生變
沙特對伊朗的態度，自然符合華盛頓和以色列的利益，但是對于沙特王室來說，美國在“阿拉伯之春”中的機會主義，拋棄合作多年的專制領袖，是個非常不安的信號，尤其是華盛頓不得不在表面上同情海灣地區什葉派人口的民主訴求，使得沙特王室擔心有朝一日像埃及穆巴拉克一樣遭到山姆大叔始亂終棄。
除了石油美元，沙特缺乏軍事實力，控制上層社會的數千名老沙特子孫大都是吃喝享樂的花花公子。一旦對美國保護傘產生懷疑，沙特不能不尋求“對沖（hedge）”保險，屢經戰陣的巴基斯坦軍隊是最好另擇。沙特不僅自己引進大批巴國雇傭軍，這批最有戰斗力的巴國軍人據報還積極參與了對巴林等國什葉派民眾的鎮壓行動。隨著與伊朗對抗競爭的激化，一旦伊朗完成核武計劃，巴國的核武也是沙特仰仗和引入的來源，以便抗拒伊朗在波斯灣的區域霸權。
沙特出錢、巴基斯坦出力的密切關系源遠流長，尤其是對抗蘇聯侵占阿富汗，以及后來扶植塔利班組織和宗教政權。巴基斯坦全國有沙特政府資助成立的4萬所伊斯蘭宗教學校，也顯示兩國關系的深度。
沙特企圖以巴制伊（朗）的策略，近來卻沒有得到伊斯蘭堡的積極響應，這是因為后者有自身利益的考慮。說到底，沙特的石油美元無法幫助逆轉巴國人均GDP從1985年領先印度6.5％，到今天（2010年）落后于印度30％的劣勢。在與華盛頓關系迅速冷化，而北京也不情愿填補美援漏洞的情況下，巴國需要為自己尋求對沖保險，不能為了沙特而不斷開罪鄰國伊朗。這還不說沙特支持的伊朗俾路支斯坦造反力量，助長了巴國俾路支斯坦省的分離主義。
于是出現新近的巴-伊關系改善，巴國總統在三周內兩訪德黑蘭是個例證。這也是對白宮暫停對巴8億美元軍援的一種外交抗爭。具有長遠影響的是伊朗-巴基斯坦輸氣管的鋪建，預計會提供四分之一到一半的巴國天然氣需求。
最令沙特不快的，是巴國改善與伊朗的宗教關系。雖然巴國據估計有10-20%的什葉派（包括布托家族），日本藤素哪裡買絕大多數人口還是遜尼派。巴國政府新近派遣許多遜尼派領袖到伊朗與什葉派交流，力圖同時改善與伊朗關系和國內教派矛盾。
總之，巴基斯坦的首要國家利益是長遠生存。在深重的內外危機之下，尤其是在軍方信譽不斷下降，而普什圖、俾路支斯坦、甚至信德分離主義此起彼伏的情況下，伊斯蘭代表了唯一的國家凝聚力，巴國政治主流既無法也不會消除各種伊斯蘭勢力的生存空間。這不僅是中國外交“巴國牌”必須考慮的現實，也告誡北京對印度慎重使用“喀什米爾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