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權力更替，“內塔尼亞胡時代”恐未結束

6月13日， 120名議員手握以色列的命運鑰匙，聚集在“信任投票”的帷幕前，準備著對第36屆政府的最終判決。

晚間時分，結果出爐。經歷了2年4大選的頻繁喧囂，以色列終獲喘息之機，由統一右翼聯盟領導人納夫塔利·貝內特、擁有未來黨主席亞伊爾·拉皮德共組的8黨聯盟政府，最終以60票贊成、59票反對、1票棄權的投票結果，通過了議會的信任投票。貝內特宣誓就任以色列第13任總理，接替了組閣失敗的現任總理內塔尼亞胡。

如此改弦易轍，既終結了某種政治慣例，亦創下不少政治第一。首先，內塔尼亞胡長達12年又55天的第二任期就此終結，若加上1996年至1999年的第一二期，這位貪腐醜聞纏身的總理共主導政局15年又73天之久，打破以色列近代史紀錄。而對在2009年加沙戰爭前後出生的青年而言，這是其人生第一次總理換屆，也是非內塔尼亞胡掌舵的生活伊始。

其二，此次組閣打破以色列政治慣例，多達8黨的聯合政府光譜左右兼有，更是首度吸納阿拉伯政黨入閣；問鼎總理之位的貝內特，有過“巴勒斯坦國對之後的200年會是個大災難”、“以色列這片小土地上不會出現一個巴勒斯坦的國家”等強硬發言紀錄，政治光譜保守右傾，既是以色列首位宗教正統派總理，也是所屬政黨席次最少的總理，相較於內塔尼亞胡統領的利庫德集團席次高達30席，貝內特的統一右翼聯盟僅有6席。

此次改朝換代，欲示著折衷的未來，與詭譎多變的政治權鬥。許多以色列人或許已在心中幻想無數次，內塔尼亞胡的下台將是如何悲慘痛快，國家又將如何墮落重生；但其未必能預期，一個內生矛盾不斷的新政府，會將後內塔尼亞胡時代的以色列，帶往何種“應許之地”。

細究此次新政府的組成，巴以問題、世俗與宗教之爭皆非重點，在號召各方一統的旗幟上，只寫了6個字：“反內塔尼亞胡”。

受此口號驅動，各方可謂盡棄前嫌、以獲取執政權為首要任務，新政府的政治光譜也因此由右翼的新希望黨、統一右翼聯盟、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黨，過渡到中左翼的擁有未來黨、藍白黨，再延伸至左翼的工黨、梅雷茲黨，最後加上了“阿拉伯聯合名單”黨中分裂出的拉姆黨，可謂左右兼具、民族融合。

然而如此組成，注定了新政府若要維持“和諧穩定”，便不能大刀闊斧。在巴以問題上，新總理貝內特的右翼程度與內塔尼亞胡相比，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為謀求左翼政黨的支持，其已在聯合談判時同意，不會在總理任內併吞一寸約旦河西岸領土，也不會推動擴建定居點的政策。此般承諾究竟值多長的保鮮期，無人能知，但至少是各方眼下力所能及的短暫均衡。

而此次組閣雖有代表阿拉伯民意的拉姆黨參與，卻無法在巴以問題上起到顯著作用。一來以色列的阿拉伯政黨並未因以色列壓迫而團結，反而在左翼、阿拉伯民族主義、伊斯蘭主義等三大板塊上交互廝殺。

儘管其自2015年起共組“聯合名單”，並一度選出15席的好成績，卻依舊難敵分化壓力：主打伊斯蘭意識形態的拉姆黨在2021年帶槍出走，致使諸多阿拉伯選民難以抉擇，乾脆索性不投，結果聯合名單與拉姆黨各得6席與4席，總席次還低過合體時期。最終聯合名單不願參與這般左右匯容的大雜燴組閣，拉姆黨的4席便更顯形單影隻。

二來拉姆黨入閣後，各方也未如對待統一右翼聯盟般，遵其為造王者（Kingmaker），而是將其隔絕在核心決策圈外，僅讓黨主席曼蘇爾·阿巴斯擔任總理辦公室的阿拉伯事務副部長。不少阿拉伯選民更譴責阿巴斯“投機政客”、“缺乏民族氣節”，正如2020年藍白黨黨主席甘茨與內塔尼亞胡共組輪換政府時，亦遭輿論圍剿“戀棧權力”、“背叛理想”般。藍白黨更在此後遭遇了選票崩盤的危機，由2020年的33席暴跌至2021年的8席，拉姆黨的未來恐將步此後塵。

而除卻巴以問題，宗教與世俗之爭亦是各黨的分裂引信。眼下貝內特是以色列史上首位宗教正統派總理，但與其組成輪換政府、即將在2023年接替總理之位的，則是中左翼的擁有未來黨黨魁拉皮德。細數其過往主張，拉皮德曾於2013年擔任財政部長時，於安息日增加公共交通運輸班次，打破了安息日下，多數公共交通必須強制停駛的法律規定，引發宗教選民的滔天怒意。

此外面對以色列婚姻制度，拉皮德更是砲火連連。原因在於，當今以色列缺乏民事婚姻制，猶太人的證婚與離婚皆由首席拉比等宗教人員控制，來自蘇聯的猶太移民，因在現行法律中不被識別為“猶太人”，首席拉比又往往拒絕替非猶太人證婚，故其無法在現今的以色列結婚。雖說為求補救，以色列也承認國外登記的民事婚姻，但如此作法，終究是捨近求遠、繞彎前行。

對此現象，拉皮德曾於2015年率擁有未來黨提案，計畫在以色列建立健全的民事婚姻制度，但此案最終在議會中，被以50票比39票的結果否決，首席拉比由此保住了證婚權，拉皮德的改革野望亦就此鎩羽。

而回顧以色列2年4次大選的兵荒馬亂，打開潘朵拉之盒的關鍵，便是2018年的國防修正案。彼時宗教政黨們欲藉此免除全日制宗教學生的兵役義務，好讓“哈瑞迪”（haredim，猶太教極端正統派）們能更加專注在“脫產讀經”上，結果引發了世俗主義政黨的反彈，從右翼的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黨，到左翼的擁有未來黨、梅雷茲黨皆公開發難，要求解散議會。

內塔尼亞胡雖出面協調，無奈宗教政黨是其忠實盟友，各黨又欲藉機將這位貪腐纏身的政壇老將連根拔起，協調注定只剩破局的選項，以色列議會終在2018年12月解散，開始了內塔尼亞胡與政敵的多次拔河。

此次組閣各方雖未就宗教議題有所表態，但若欲保聯合政府的穩定運行，各黨領袖恐也不能如過往般大破大立，否則稍有不慎，便是再次解體，以色列亦將迎來近年的第五次大選。

而論及下野的內塔尼亞胡，失去了總理之位庇護，其恐怕會因貪腐醜聞鋃鐺入獄。故扭轉眼下劣勢的關鍵，便是讓8黨聯合政府自行解體，引爆以色列第5次大選，好讓其有機會再次問鼎總理，修法為自己開脫。而單論吸引選票的政治實力，內塔尼亞胡並非完全沒有機會。

綜觀2019年以來4次大選，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利庫德集團雖始終在30餘席的邊界漂浮，距離組閣門檻的60席尚有一段距離，卻次次都是第一大黨，囊括了最多選票。有此基礎，其方能在組閣被阻時玩弄各式權術，包括在2019年火速修法，強行在組閣結果出爐前解散議會，避免高居第二席的藍白黨奪得組閣權。

而細究內塔尼亞胡的民意來源，除卻哈瑞迪等宗教人口外，大抵可分為經濟建樹、巴以安全兩大板塊。

在經濟政績上，自2009年內塔尼亞胡執政起，到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以色列的人均GDP從27,500美元上升到了43,689美元，增幅多達60%，位居全球排名前20，以色列的失業率亦在疫情爆發前幾個月，降到了3.4%的歷史最低水平。儘管交通雍賭、人口老齡化、房價與物價高漲等問題依舊沉重，且短期之內難以解決，但以色列的經濟起飛全民普遍有感，自也就反映在了選票上。

而在巴以安全問題的場域，內塔尼亞胡崛起於以色列社會逐漸右傾的年代，民意氛圍可謂與其“反巴勒斯坦建國”主張不謀而合。1990年代，以色列政壇左翼當道，兩國論曾經頗有市場，社會上亦不乏同情巴勒斯坦的悲憫言論，如此氛圍在1993年巴以簽訂奧斯陸協定後衝至頂峰，接著便是被各式摩擦、暴力事件拉回低谷。

2000年巴勒斯坦發動第二次大起義，衝突持續5年之久，造成約1000名以色列人、5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徹底終結了奧斯陸以降的和平進程，亦讓以色列左翼大失民心。以色列選民逐漸期待強而有力的右翼領導人出現，保護人民免受暴力侵害，早在1999年便因貪腐下台的內塔尼亞胡，就此多了塊重返政壇的墊腳石。

二次上任後，因內塔尼亞胡提高了各安全部門的反恐預算，諸多巴勒斯坦恐襲計畫皆被提早偵破，確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普遍選民的安全需求，其近似特朗普風格的反巴勒斯坦言論，亦頗對右翼選民胃口；加上其與加沙地帶的哈馬斯（Hamas）發展出了畸形的“共生結構”，雙方看似以火箭、導彈相互痛擊、不共戴天，實則一方可用戰功同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較勁，一方則大打安全牌汲取選票，雙方在犧牲人民權益的現實下，各自獲得了政治利益。

上述操作，替內塔尼亞胡帶來了源源不絕的選票。回顧此次命運多舛的選後組閣，內塔尼亞胡雖於4月6日便獲以色列總統里夫林授權組閣，卻直到5月4日截止日皆未能成功，以致組閣權旁落至拉皮德之手。在此境況下，5月的巴以衝突便成了極好的操作契機，在內塔尼亞胡與哈馬斯一陣猛烈互襲下，以色列社會再陷安全恐慌的氛圍，不少左翼政黨由此卻步，不敢瞬即答應組閣要求。

雖說待到巴以協議停火後，各方再度重聚，內塔尼亞胡依舊要面對現實，但以色列社會的巴以立場逐漸右傾、宗教人口在高出生率下逐年上升，皆是不爭的現實。縱使聯合政府有意避免觸碰宗教改革的敏感議題，亦能在定居點問題上克制立場，民意恐怕也無法忍受過於“溫吞”的政府，更何況有時巴以衝突的觸發並非人為可控。

在此脈絡下，即便內塔尼亞胡最終輸給時間與判決，止步於此、無法東山再起，由當今的以色列社會氛圍觀之，出現下一個橫掃政壇的右翼民粹領袖，不過是時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