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國方案”已非巴以衝突的務實解方

“我向你們呼籲讓我們的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獨立國家的主權。今天我帶來了橄欖枝，也帶來了自由戰士的槍，不要讓橄欖枝從我的手上掉落。我重複一遍，不要讓橄欖枝從我的手上掉落”，這是1974年，阿拉法特在聯合國大會的演講片段。彼時其乃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巴解更是阿拉伯國家首腦會議承認的巴勒斯坦人民唯一代表，以及聯合國授予的觀察員，如此疾呼承載的民族意義，不言而喻。

然而近半世紀過後，巴以衝突並未消解，巴勒斯坦的建國夢則依舊遙遠，橄欖枝顯然早已蒙塵，自由戰士的槍也難再替民族爭取尊嚴。1993年巴以簽署《奧斯陸協定》，雙方相互承認，以色列軍隊一度撤出部分佔領地，和平之風彷彿吹滿人間。但10年不到，巴勒斯坦便於2000年爆發了第二次大起義（阿克薩群眾起義），脆弱的互信由此碎成滿地瓦礫。

隨後的2008年“鑄鉛行動”、2012年“雲柱行動”、2014年“加沙戰爭”，更在在說明了巴以和平的步履維艱，正如近期已逼近全面開戰的齋月衝突。

5月10日晚間，以色列國防軍發表聲明稱，加沙地帶武裝人員於同日向以色列發射超過150枚火箭彈，已撤底越過“紅線”；作為報復，以色列亦空襲了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位處加沙地帶（Gaza）的130處目標，包括哈馬斯指揮官的居所、哈馬斯情報總部、火箭彈發射架、軍事哨所與地道等，造成8名以上武裝人員死亡。

5月11日，衝突愈演愈烈。以色列的空襲引發了內部阿拉伯人口的大規模示威，位處特拉維夫東南15公里的羅德市（Lod），便有3所猶太教堂與數10輛汽車被燒毀，市長只能請求中央介入，以平息“近內戰”的失控局面，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由此宣布羅德進入“緊急狀態”，打破1966年起便不曾對阿拉伯社區發布此令的紀錄。此外以色列北部的阿拉伯與猶太裔混居城市阿科（Acco），亦有餐館遭到焚毀，84歲的長者性命垂危。情況之混亂，由上述案例便可窺知一二。

5月12日，雙方開始了刀刀見骨的過招。以色列對加沙發動大規模空襲，摧毀了數10做警察局與安全設施；哈馬斯則發射了850多枚火箭彈，擊毀以色列建築物和汽車。以色列國防軍因此於同日宣布，強制部分以色列中南部學校停課一週。截至5月13日，已有72名巴勒斯坦人在衝突中死亡，其中包括17名未成年人以及多位哈馬斯高級將領，以色列方面則有6人死亡，100多人受傷。損失慘重的哈馬斯雖提出停火協議，卻遭內塔尼亞胡拒絕，以色列空襲恐將持續。

此次事件堪稱2014年加薩戰爭後，巴以雙方7年來最激烈衝突，究其原因，兩大關鍵點燃了仇恨的引信。其一，是東耶路撒冷謝赫·賈拉（Sheikh Jarrah）街區的定居點衝突。5月以來，以色列當局開始驅逐此處的巴勒斯坦居民，以暴力手段推進猶太近居點，引發了巴勒斯坦社群的極大不滿，後者由此走上街頭。

其二，是自4月起便隱隱發作的阿克薩（Al-Aqsa）清真寺衝突。4月13日，穆斯林齋月初始，以色列當局便以安全為由，在通往阿克薩清真寺的大馬士革門處設置路障，引發了阿拉伯居民、猶太居民、以色列警方的三方緊張。4月23日，大規模警民衝突在大馬士革門前爆發，緊張氛圍傳滿了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5月7日，聚集在阿克薩清真寺的示威者與警方衝突再起，導致超過200名巴勒斯坦人受傷。以色列政府順勢取消了5月9日的耶路撒冷日慶祝集會，並派遣軍警進駐東耶路撒冷維穩。

上述兩大事件招致哈馬斯警告，但以色列政府顯然未多加留意，這才有了5月10日起的一連串衝突。平心而論，綜觀衝突結構，事態的失控雙方皆有責任，巴以衝突行至今日，已近乎步入和解死結，困於其中的平民屢屢受害，更令仇恨難以化解。

而細究困局之所起，首要原因，便是巴勒斯坦議題的逐步邊緣化，不論是在國際場域，抑或阿拉伯世界，各界已難如過往般，為其拋頭顱灑熱血，致使巴勒斯坦淪為猶太復國主義的俎上肉，任憑以色列軍警宰割。但會有如此發展，又與中東各國的血淚過往息息相關。

自1948年起，巴以衝突先後在中東引爆四場大規模戰爭，以色列、黎巴嫩、埃及、敘利亞、約旦等皆被捲入戰火漩渦，黎巴嫩更因巴解滲入南境，觸發了國內敏感的宗派衝突，於1975年爆發長達15年的內戰，曾經的“中東小巴黎”輝煌難續。其餘參戰各國，則因軍事開支大為壓縮發展預算，而頻現內部治理問題。

在此境況下，阿拉伯世界的精神狀態漸遭敗績反噬：1950年代起，“泛阿拉伯主義”曾在埃及帶領下一度風靡，彼時的巴勒斯坦建國事業，被奉為阿拉伯國家責無旁貸的義務、一代“阿拉伯人”的鬥爭目標。然而初始的奉獻心念有多強，未來的悔恨厭棄便有多深。1970年代起，屢戰屢敗的挫折，耗盡了人們對“阿拉伯人大團結”的信仰，不僅埃及與約旦於1979年、1994年先後與以色列建交，各國亦不願再為巴勒斯坦大動干戈，有志之士僅能團結在“泛伊斯蘭主義”的旗幟下，盼以宗教這把穿雲箭，為反猶太復國主義陣營添柴加火，故1980年代起，反以主力成了穆兄會、哈馬斯等激進伊斯蘭組織。

然而這般掙扎，終究沒能扭轉乾坤。不論是“阿拉伯人”抑或“穆斯林”，面對以色列的鐵蹄，似乎都只能臣服在戰敗的宿命下。巴勒斯坦建國事業亦漸成燙手山芋，各國雖願在某些場合“演示”感人兄弟情，從集體譴責到演講力挺等，不一而足；但若論及實際行動，便是往往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要而論之，當年西方強制扶持以色列於中東建國，一來是為培養戰略跳板，二來是為遮掩二戰中，各國皆在一定程度上響應納粹反猶屠殺的罪惡，是故滿足猶太人的建國要求勢在必行，卻也注定了往後的屍山血海無可避免，且一切成本全由中東各國承擔。

在此境況下，倘若各國懷有“阿拉伯人休戚與共”的信仰，則敗績與犧牲或都能被寬宥，甚至還會成為某種光榮勳章；但如今的世界，乃是主權國家與民族主義當道的年代，不願為巴勒斯坦建國事業無限犧牲己身福祉，其實情有可原，正如“約旦人”、“阿聯酋人”、“巴林人”、“蘇丹人”、“摩洛哥人”等，亦會將國族身分視作高於“阿拉伯人”的存在，並為國家利益而同以色列建交般。

面對巴以近年次次衝突，外界對阿拉伯各國的譴責從未停下，然而除卻以“冷漠”、“缺乏民族情感”等字詞口誅筆伐外，人們或許也該反思，各國對巴勒斯坦曾經的情義相挺，乃是“泛阿拉伯主義”年代下的特殊產物，如今時移世易，外界仍徒以過往情懷苛責今人，不啻又是另一種事不關己、自我投射的冷漠。自中東經歷了從泛民族主義，到國族主義的精神變遷起，巴勒斯坦議題的邊緣化，便注定會是種無奈的歷史必然。

而巴以衝突的第二層困境、亦是外界最常忽略的，便是“兩國方案”的窒礙難行。簡言之，以色列當今輿論已少有此般空間，巴勒斯坦更是已在內部實現了“兩國方案”。

綜觀以色列政壇，左右光譜約有兩大分斷依據，一是對巴以衝突的立場，二是對以色列國體的想像。在前者的場域中，左派向來主張兩國方案、兩大民族的和平共存，右派則力主持續推進軍事占領、對巴勒斯坦強硬、反對和談等；而在後者的輿論樣態中，左派向來主張維持以色列的世俗路線，右派則堅持保留猶太教的信仰規範。

回顧1990年代的以色列，乃是工黨等左翼政黨的天下，社會輿論也普遍同情巴勒斯坦人，故而能有1993年的《奧斯陸協定》，巴以和談備受期待，“兩國方案”亦在討論議程上。然而2000年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義爆發後，諸多無辜平民受害，巴以和談的輿論市場大為流失，工黨等左翼陣營亦逐漸泡沫化，各界普遍期待強硬的右翼政府，能以相對高壓政策，保護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內塔尼亞胡從而重返政壇，並自2009年擔任總理至今。

在其治理下，以色列內閣號稱“有史以來最右”，不僅持續開闢定居點，更頻頻壓縮巴勒斯坦人生存空，引爆此次齋月衝突的“謝赫·賈拉定居點爭議”，便是此般脈絡下的產物。如此蠻橫行為若發生在1990年代，或許還會招致以色列左翼指責，表示“撤出佔領地才能保障國民安全”；但在今日右翼氛圍瀰漫的以色列社會，“併吞等於安全”的邏輯，才是多數的政治正確，要將“兩國方案”提上議程，無異緣木求魚。

而在巴勒斯坦一方，“兩國方案”看似是最佳解方，卻也無異於天方夜譚。原因便在，巴勒斯坦並非外界想像的、深懷民族團結獨立意識的的統一實體。當今各國承認的，是法塔赫（巴解中最大派別）主導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其由阿拉法特一手創立，代表海外、世俗的巴勒斯坦獨立勢力；然而實際控制加沙的，卻是於1987年成立，代表本土、伊斯蘭路線的哈馬斯，意即此次齋月衝突的當事方之一。

在是否承認以色列上，哈馬斯立場相對激進，不願同法塔赫一般承認以色列，故其反對“兩國方案”，欲行只有巴勒斯坦一國的“一國方案”；而在行事手段上，法塔赫近年多是談判至上，哈馬斯則向來主張武裝鬥爭，故而會有諸如齋月衝突中，對以色列的火箭襲擊。法塔赫與哈馬斯不僅在諸多議題上立場相左，更難在同一政府中共處，雙方競爭由選票走向街頭，終在2007年爆發了加沙戰役，超過600為巴勒斯坦人喪生，哈馬斯最終成功奪取加沙控制權。

此後象徵巴勒斯坦團結的大選便被持續推遲，至今皆未舉行。即便哈馬斯最終與法塔赫在政治規劃上達成妥協，同意在1967年的邊界基礎上建國，而非徹底推翻以色列，雙方仍是水火不容、各自統治，對外談判更是各說各話，以色列右翼之所以認為“併吞即是安全”，有一原因便來自“巴勒斯坦的說話不算話”，即就算與法塔赫主導的政府簽署和平協議，也擋不住天外飛來的哈馬斯火箭。巴勒斯坦內部的“兩國方案”，已讓其失去坐上談判桌，洽談真正“兩國方案”的資格。

眼下的齋月衝突，在阿拉伯各國無心支援、哈馬斯要求停戰的背景下，應不至於演變為全面戰爭，而是有更大機率重複過往巴以加沙戰爭的模式：在國際頻頻勸阻下，以色列結束空襲，但巴勒斯坦平民付出慘痛代價，而衝突將在幾年後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