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元支票

人生中收過最小銀碼的支票，不是25元。然而那天收到一張25元的支票，讓我歡喜讓我憂，那份意義不在於銀碼的大小，而是支票背後蘊含的驚訝。我認真地去銀行將支票兌現，這25元雖不足以吃一個午餐，也許連搭車出外去銀行入票的車費及時間成本也虧掉，然而當我細看這支票的源由時，內心卻有種說不出的激動。

(文章有點長，有興趣才看下去。)

這是康文署與香港書刊版權授權協會合作的「推廣本地出版書籍及閱讀文化先導計劃」下的一項對作者的回饋，書是我2014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說《八百後》，在進駐公共圖書館多年後，因應這個計劃，根據圖書館的書目數量，分予作者的款項，由出版社代為發放支票。

我終於明白25元的意義，原來並不代表借過幾多次，而是只要是借出量在2萬以下，我就會分到50元的一半，也就是25元，而出版社則分得另一半。意味着這是等級之分，屬第一類的書，應該是市民最喜歡的類別。我當初還以為以每借出一次當一元計算，那麼按常理推斷，我的書應該被借出25次，現時仍有15本書分散在不同圖書館內，而能夠借出25次，實在已是難得。如今看來，可能借出只有一次(甚至零)，都已取得25元，可能與借出超過100次的書一樣。

現階段已參與「先導計劃」的出版單位提供了大約67000項書目資料予本地書目資料庫供讀者參閱。而「先導計劃」為期3年，由2020年4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經政府的額外撥款推行，共涉3000萬元。出版機構只需為納入公共圖書館館藏的香港出版書籍提供書目資料，便可透過計劃每年獲發放以每書目計的款項，也就是說我應該在3年間獲得75元，也只能是75元，因我只有一本書。而我認識的作者別我，則有2項書目，故他應該每年獲得50元。

我好奇借閱量高的書是否會超過2萬借閱量，那麼第一類的書究竟門檻有多高，才可以按每本書取得190元。翻看康文署的最高借閱記錄，2019年最多人借的中文小說頭10位，金庸的武俠小說佔了6本，第一位是《射雕英雄傳》，借閱量為11053，故此即使是小說類首位，也遠不到2萬的借閱量，故此首類書目的門檻，應不是以超過2萬借閱量去計算，可能在數千之間。除金庸外，借閱榜頭10名的其餘4名，皆屬亦舒的小說，位列第6至9位，包括《好好好》、《去年今日此門》、《這是戰爭》及《結或不結 離或不離》，而借閱量則由5521至5678不等。

假如金庸及亦舒著作的出版社有參與「先導計劃」，他們的書應可順利納入第一類書目，書目代表每一本獨立書名的項目，例如圖書館有100本《射雕英雄傳》，都只會計算作一個書目，也就代表《射雕英雄傳》會獲得190元。故此，我搜尋圖書館資料庫，共有金庸著作1169項，這些未必代表所有書目，惟粗略計算，他應獲得超過11萬元。

也許我的計法有誤，但這方式是鼓勵作者多出版，以書目的數目獲得最多的得益，這個不計算借閱量，只以書目數量的計法，對於我這些幾乎沒有借閱的無名作者，25元無疑是一個最原始的獎勵。

然而，不少本地作家(曾經)以出書為生，這筆收入對他們而言相當重要。例如曾經高產至一年內出版超過10本著作的本地作家王貽興先生，館藏資料顯示他的著作共有124項，已包括個人或合著，以及DVD等影音產品，當全部都納入計算當中，每項達到第一類書目(190元)，他會獲得11780元，若跌入第二類的話，他只能獲得3100元。

當然，這個計算都只是憑數字去推算，真正所得收益要個別作者才會知曉。這項計劃能夠回饋作者，但願能吸引更多本地作者出版，而能夠獲圖書館採納，繼而讓計劃恆常化，讓多產的作家即使書本到了圖書館，每年也會獲得一點收入。

我絕對不少看我獲得的25元，因為對於一個無名作者來說，25元代表大於零，但願《八百後》會有多於一個市民曾經供閱，曾經把她帶回家，不知道會不會放在飯枱上令她沾上蒸排骨的氣味。

我明白若按照借閱量去統計，不但有助推動借閱風氣及鼓勵更多市民看書，還能夠讓作者知道自己的書究竟是否有人借閱，但另一個觀點就是若作者的書真的沒有人借閱過，數字是零的話，對於一些人來說會是很傷痛的打擊。而圖書館是海量書籍的集中地，相信借閱量零的書本也的確存在，也許包括了我的書。然而日後或可考慮在給予作者「保底費」後，也可按其借閱量而提升收益，如每本書借出一次可增加一元，那麼也是對作者的一種鼓勵。

順帶一提，原來非小說類中文書最高借閱量的首10名，清一色為旅遊書，看來香港人還是很喜歡旅遊。過去2年無法出國，會借旅遊書一解鄉愁的，亦大有人在。若果有一天，我的小說能夠擠身借閱量的頭10名，也只是每年會獲得95元收益，是多是少無關重要，只要能夠在架上沒有塵封，希望她能沾上蒸排骨的氣味外，還會有茉莉花香水味，古龍水味也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