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釀影評｜《輿論製造公司》：在演算法與自主之間，人權和民主還算數嗎？

更新於 2024/09/23發佈於 2021/09/24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輿論製造公司》劇照／台灣國際人權影展提供

文／王冠人

資訊戰的虛實攻防：舊戰機、隱形藥水、疫苗與吹箭

讓我們試著回憶如下標題和報導：「國防部當冤大頭，130 億美元買過時飛機。」「蔡英文大勝原因抓到了！源頭性做票來自 CIA 兩種特殊隱形墨水。」「台灣政府只要求 100 萬劑 AZ 疫苗。」「已有傳言，蔡政府打算用吹箭強制人民打高端，大家請保護好自己的脖子跟手臂。」

或許許多人認為，這不過是動動手指便能查證的謬誤，或者點一下事實查核中心的網頁便能推翻的假消息、Line 群組政治梗，但換個心情和政治立場，這些誤植的印象便顯得真切實在。影音圖文傳送的瞬間，彷彿細密雨點在螢幕平面激起漣漪，也像旋風撩撥點火。這些針對特定政治對象發動的雲端攻擊，以符號與修辭為砲彈，回應群眾情緒、牽引集體行動，確實帶來一圈又一圈的影響效果。

2020 年 9 月，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在一篇名為〈【中國資訊戰】不實訊息選後不減反增台灣成打擊謠言成功典範〉的文章中，提出七大發現：包括選後反增力道的不實訊息、馬來西亞內容農場的中國觀點傳播，及台灣數位行銷公司在政治不實訊息中扮演要角等項。

如今，不只台灣社會面對此真實窘境，全球早已經歷各式以秒速計的「假新聞」（Fake News）量產和席捲。沃草公民學院（Watchout）在〈假新聞種類分析和舉例說明〉一文中援引社群網站研究者克萊兒・華得（Claire Wardle）的研究，進一步區辨了「錯誤訊息」（misinformation）和「不實訊息」（disinformation）的差別：前者乃是內容有錯誤，但並沒有惡意，譬如編輯時的錯字漏字；後者則是內容有錯誤，且是故意為了傷害特定對象，譬如資訊誤用、圖文不符、真實事件移植到錯誤情境，及內容造假和刻意操弄。本文一開始舉的四個例子，便屬此類不實訊息。

值得我們研究的是，不實訊息的傷害程度究竟多大，以及背後想要傷害特定對象的動機為何？包括誰想要、誰能夠發動這類資訊戰，誰又是投放的目標？產生的效應是什麼？生產者與接收者之間，有怎樣的獲益管道？種種發生在雲端、看似隨意的攻防，足以拉出一張張「輿論軍火商」（或也可簡稱網軍）的國際版圖，並推促我們更加費心於下列關鍵字的領域：AI 人工智慧、數據新石油、演算法、資訊人權。

《輿論製造公司》劇照／台灣國際人權影展提供

沒有煙硝的戰爭：客戶擁金權、民主愈危脆

《輿論製造公司》片頭，頻頻出現一個視覺符號：以同心圓輻射向外的雷達弧線。這讓人聯想到廣播的電訊電波、物體的旋轉、唱片的轉盤，甚至錶面或時鐘的環型構造。明白宣告了這時代的資訊輸送，如何超載且跨越邊界。

影片圍繞著惡名昭彰的英國政治公關公司「貝爾波廷格」（Bell Pottinger），尤其著眼於主要創辦人提姆・貝爾（Tim Bell）的崛起和末路。他 1980 年代從電視廣告起家，起初加入捧紅英國航空的「上奇廣告」（Saatchi & Saatchi）集團，後與皮爾斯波廷格（Piers Pottinger）共同創辦貝爾波廷格公司，自己當起廣告商，大力宣告著「我們使命傳達，別管我們的手段如何。」（We’ll deliver. Never Mind How）。

同時，他以極富爭議的負面攻擊手段操盤英國保守黨的政情選舉，尤以「工黨無用」（Labour Isn’t Working）為代表口號，不僅獻策打造了瑪格麗特・柴契爾的媒體與政治形象，也毫不客氣把持著身為首相幕僚的政治紅利，將手段帶到了南非、智利等地，繼續幹著政治公關的勾當。

這多少讓我們想起川普和他的前幕僚史蒂芬班農的故事。諸如川普的上台、英國脫歐、右翼政治於歐陸崛起，幕後都有他暗黑操作的身影。政客夥同政治公關術，形塑崇拜的舞台、打造動聽的選舉語言；狗哨政治（dog whistling）、種族主義、恐懼與憤怒彼此加乘，始終是門賺錢的生意。有人賦予這行業「spin doctor」一詞，稱作政治化妝師、策士或抬轎人，用來形容他們的作為，猶如在賽事對決的局面中，投下、踢出一顆旋轉的變化球。然而，是什麼讓政治公關、輿論風向的影響力如此深遠，得以展現與傳統的廣告銷售不同的風貌？關鍵來自於資訊科技，諸如人工智慧、數據庫、演算法的引入。

《個資風暴：劍橋分析事件》劇照／Netflix 提供

大選戰、新石油：科技公司聯手政治公關業者，打造武器級數據

「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或許是最廣為人知的案例。該機構透過不當取用臉書數以億萬的使用者個資，並依性格特性做出分類；選民成為「資料點」，使得政客能對那些可影響、可說服的群眾（類似中間選民）強力投放特定政宣，影響其投票行為。別忘了，這個公司的副總曾是史帝夫班農。也因此，當我們點開劍橋分析所屬母集團「戰略溝通實驗室」（Strategic Communication Laboratories，簡稱 SCL）的網站，可以發現其分支中包括：軍事承包商部門（SCL defense）和選舉部門（SCL Elections），就不令人意外了。

紀錄片《個資風暴：劍橋分析事件》（The Great Hack，2019）詳實地解析了這個「全方位政宣機器、改變集體行為」的機構，如何在美國傳播學者大衛・卡洛（David Carroll）決意提出跨海訴訟，向這間英國公司取回自己的數據，及吹哨者如布特妮・凱瑟（Brittany Kaiser）等人的協力下，面對一連串調查介入，終在 2018 年 5 月迎來起碼的咎責懲治：法庭要求劍橋分析交出所有不當取得的選民數據，執行長亞歷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也因此下台並宣布公司破產、停止營運。但片中未提及的壞消息是，一間名為 Emerdata 的新公司，正由劍橋分析的人馬重新運作。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曾任職於劍橋分析的布特妮，學生時代曾是歐巴馬參選總統時的實習生，一度走訪印度從事人權運動的研究，儼然遵循著進步青年、自由派人士的路線；然而家庭的經濟因素、加上亞歷山大・尼克斯的積極招募，使他轉身投入了共和黨與川普的選戰舞台，大展說客長才，學著扮演上流階級的模樣。這看似極端的轉向，該如何解讀？究竟是個人心理需求的某種匱乏所致，或者政商金權與演算科技結合的舞台太過誘人？

《疫後大未來》一書的作者史考特．蓋洛威（Scott Galloway）長期關注壟斷市場的科技巨頭，如 Facebook、Google、Amazon 等，認為其本質是運用科技手段的大型廣告代理商。《個資風暴》片中一位受訪者，也毫不猶豫地形容臉書儼然一個「超級國家、數位黑幫」。彷彿自註冊加入的一刻，人們就逐漸取得一組得以識別的公民或幫眾身份，只是這身份既不要求義務與責任，也不帶來民主與權益，卻總在我們未能意識與預測之際，暗中存取一切數位足跡，猛烈地反饋反噬，如同一座精準的投石機。用戶面對隱身其後、來自四面八方的獵食者們，只能化作一系列可輕易販賣、收受、交易的美味數據。民主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礎，譬如信任透明，譬如公平自主等概念，也只能逐步動搖和斷絕。

《輿論製造公司》劇照／台灣國際人權影展提供

誰在看著你？

這種時時刻刻、無所不在的數據特性，也助長了特定政體或機構的監控。在《編碼偏見》（Coded Bias，2020）片中，我們跟隨著喬伊・布拉維尼（Joy Buolamwini）──一位迦納裔女性電腦科學與數位媒體學者的腳步，以及「演算法正義聯盟」（ Algorithmic Justice League）的成立，關注這些看似客觀中立的演算法，其實是複製甚至強化了現實社會中性別與種族的不公現象，透過充滿偏誤的演算學習，加速且自動化「懲罰窮人、提升富人」的壓迫過程。

尤其當警政體系、求職招募、教師價值評估等領域，都大幅引入這充滿偏見的演算法當作執行工具：倫敦街頭的監視器開始出現中共式的人臉辨識系統，或者某個弱勢社區的保全業者，擅自把門卡密碼換成人臉辨識的監視系統，把住宅打造成「金庫和監獄的混合體」，這時我們才發現，生活的每個角落都不對勁。

這不免讓人想起《楚門的世界》（The Truman Show，1998）裡，一場娛樂味十足的實境大秀與窺視舞台的真假瘋狂；或者《迴光報告》（The Final Cut，2004）裡深植入腦的記憶監控科技和媒體改造；《鷹眼》（Eagle Eye，2008）裡國家打造的人工智慧如何超越人類，反過來執行人類社會未能預見的指令；以及《紅路》（Red Road，2006）裡一座位於蘇格蘭的「監視器城市」如何建構了隱私暴露的溫床，進而演變成監視螢幕裡外界線模糊，人際與人倫隨之失控的驚悚局面。

面對如此無望、或許空前的傾斜局面，何處還能予人啟發？我們不妨看看《輿論製造公司》片中，南非的菲姆齊爾・范達米（Phumzile Van Damme）女士與其夥伴，面對貝爾波廷格公司的介入和臉書的種種放任，展現出無比的膽識與決心；即使煽動造假的資訊總會設法流竄，他們仍持續用清晰的思路和行動面對分裂與對立的社會，而不被動屈服。

在人權與民主實踐的天秤上，這樣的身影、話語、理念和創意交流，或許很難立即抵禦、反擊不實訊息與數據推送的攻勢，但若藉此讓更多人留意螢幕背後的「媒體－金流－政權」產製結構，逐步搭建起一道道數位識讀的裝備，那麼，我們已大筆遞交出去的命運，或許還能稍稍拉回來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