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墳場：第一次英阿戰爭（2）

在選擇取代多斯特‧穆罕默德的人選時，英國方面出現了意見分歧。與伯恩斯齊名的探險家亞瑟‧康諾利上尉（Arthur Conolly, 1807 – 1842）屬意赫拉特的卡姆蘭‧沙，此君在英國暗助下力退波斯大軍而贏得聲望，且他與多斯特‧穆罕默德不共戴天，早就有意與英國結盟。

然而，奧克蘭勳爵更中意他的顧問、東方學家威廉‧麥克納騰（William Hay Macnaghten, 1793 – 1841）所提的建議。麥克納騰支持沙阿‧舒賈，並認為可以說服錫克人為英軍打前鋒。奧克蘭勳爵希望儘快行動，阻止波斯人繼續窺伺赫拉特；舒賈與他的支持者也樂於與英國人合作，並以割讓白夏瓦作為代價；反而是年事已高的錫克大君對此興趣缺缺，他不想在阿富汗的崇山峻嶺中打仗，只願意借道給英軍並提供有限的支援。

1838年10月1日，奧克蘭勳爵發表《西姆拉宣言》（Simla Manifesto），指控多斯特‧穆罕默德背信棄義，與外國合謀威脅印度邊境，為了維護印度的安全，英軍將要進攻阿富汗，將多斯特‧穆罕默德趕下台，由沙阿‧舒賈取而代之。西姆拉宣言在印度與英國本土政界反應兩極，如威靈頓公爵便認為出兵阿富汗多此一舉，反而會把其他鄰近國家推向俄國一邊；且波斯軍隊已經解除赫拉特之圍，英國根本沒有出兵的口實。

奧克蘭勳爵這邊則得到外交大臣巴麥尊勳爵（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of Palmerston, 1784 – 1865）鼎力支持，巴麥尊勳爵向來敵視俄國，希望藉由直接支配阿富汗以遏制俄國的擴張；且社會輿論也支持這次軍事行動，更讓奧克蘭勳爵信心大增。

英國東印度公司麾下擁有二十萬大軍，分成孟買、馬德拉斯、孟加拉三個軍團，基層官兵（Sepoy）幾乎全由印度人組成，但高階軍官清一色是英國人，指揮官與基層官兵關係相當冷淡。奧克蘭勳爵為此次行動召集了一萬五千名士兵，三分之一來自孟買軍團、三分之二來自孟加拉軍團，由於印度軍隊總指揮亨利‧費恩上將（Henry Fane, 1778 – 1840）對此行動並不熱衷，他並未派出最好的部隊參戰，除了部分英軍單位之外，其餘多數是素質參差不齊的印度單位，他們了組成「印度河兵團」（Army of the Indus），由約翰‧基恩中將（John Keane, 1787 – 1844）擔任總指揮。

沙阿‧舒賈也自掏腰包雇用了六千名印度穆斯林傭兵，這些人士氣不高且紀律低劣，能否成為戰力仍是問號；至於蘭吉特‧辛格理論上應該要給予英軍支援，但他最終不但一個士兵都沒派，還拒絕英軍借道過境。除了英印軍和舒賈的傭兵，還有近四萬名隨營者（Camp Follower）跟在大軍後方，為軍隊提供各種服務，軍隊的補給用上至少三萬頭駱駝馱負，顯然是一支龐大而笨重的隊伍。

印度河兵團於1838年12月出發，除了主帥基恩中將之外，伯恩斯與麥克納騰也在部隊之中；由於錫克人臨時拒絕英軍過境，印度河兵團無法從開伯爾山口（Khyber Pass）直取喀布爾，而是必須多花三個月繞道南方六百公里遠的波倫山口（Bolan Pass）翻越興都庫什山，在邊境城市奎達（Quetta）與沙阿‧舒賈的雇傭軍會合後，於1839年4月底抵達坎達哈，這座城市一聽聞英軍來犯，守軍根本無心抵抗，當即開城投降。

從波倫山口經奎達到坎達哈的交通十分難行，沿途常有俾路支人（Balochi）和吉爾吉人（Ghilji）襲擾英軍的補給車隊，使得基恩十分頭痛，他決定在坎達哈等待收成，印度河軍團又拖到6月底才向北進發；而為了節省時間，基恩決定將重武器留在坎達哈，以加速部隊行進。

7月21日，印度河兵團抵達中部重鎮加茲尼（Ghazni），這座城市是喀布爾的南方門戶，由多斯特‧穆罕默德之子古拉姆‧海德爾汗（Ghulam Hyder Khan）率領重兵防守。由於英軍將重武器全留在坎達哈，強行攻堅的難度大幅提升，但他們從俘虜和叛降者的口中得知，加茲尼的北側城門防禦最薄弱，這是攻城的唯一空隙。

23日凌晨，孟買戰鬥工兵團（Bombay Sappers）在砲兵掩護下展開攻擊行動，用炸藥爆破城門後，由羅伯特‧塞爾准將（Robert Henry Sale, 1782 – 1845）指揮的突擊縱隊奮力猛攻，就連他自己也身受重傷；阿富汗守軍雖然頑強抵抗，但英軍仍在幾個小時後大舉入城，當天即佔領加茲尼。

英印軍在加茲尼的勝利重振了士氣並繳獲大量物資，基恩中將以戰功被封為加茲尼男爵，其餘英、印軍官兵也各有封賞，代價是兩百餘名官兵傷亡。舒賈的部隊雖然沒有參與攻城，但他在外圍多次抵擋了吉爾吉人的襲擾，算是功不可沒，然而他將俘虜集體屠殺的作法也使不少英國人相當反感。

多斯特‧穆罕默德在加茲尼損失了兩千名士兵，其中四分之一陣亡，其餘投降或淪為俘虜。由於阿富汗的軍隊全以部族武裝組成，沒有正規軍，當多斯特‧穆罕默德的部隊在加茲尼遭到重創後，他的權力基礎也受到動搖，許多早有異心的部落也開始蠢蠢欲動。

7月30日，印度河兵團繼續向北進軍，直逼喀布爾。多斯特‧穆罕默德自知不敵，便遣使向英軍談判，表示願意放棄權位，臣服於沙阿‧舒賈，但卻遭到後者的峻拒。隨後，多斯特‧穆罕默德便逃離喀布爾，向北方的布哈拉汗國求援；不料布哈拉的埃米爾納斯魯拉汗（Nasrullah Khan, 1806 – 1860）卻直接將他逮捕下獄。

多斯特‧穆罕默德在地牢中遇見了另一位英國軍官查爾斯‧斯托達特中校（Charles Stoddart, 1806 – 1842），這位倒楣的軍官在英軍出發前被派來布哈拉擔任使者，希望說服納斯魯拉釋放境內的俄羅斯奴隸，以免俄國以此為藉口干預中亞事務。但他似乎得罪了布哈拉的當權者們而被指控為間諜，因而成了階下囚，還巧遇了同樣倒楣的多斯特‧穆罕默德。

然而，多斯特‧穆罕默德幾個月後便逃出地牢，不像斯托達特最終落得悲劇下場；但他已經失去影響力，即便回到阿富汗也於事無補。在幾次和英軍追兵交手失敗後，多斯特‧穆罕默德與1840年底宣布投降。

得意洋洋的沙阿‧舒賈坐上了闊別三十年的寶座，又借英國人之手活捉了他的死敵多斯特‧穆罕默德，但沒想到英國人居然放過了這位敵國君主，只是將他送到印度軟禁，得到的待遇就和自己以前差不多，更是令他大失所望。

對事態發展最滿意的人無非奧克蘭勳爵，他只用極小的代價便將阿富汗納入大英帝國的支配，麻煩人物多斯特‧穆罕默德已被捏在自己手中，不受歡迎的舒賈只能仰賴英國支持，隨後俄國人對希瓦汗國的災難性遠征更是凸顯了奧克蘭勳爵輕鬆寫意的勝利。下一步便是將中亞三汗國與波斯納入英國的勢力範圍了。雖然還有受困布哈拉的斯托達特，但他已請康諾利出面斡旋，相信快就會得到好結果。

將沙阿‧舒賈按照承諾推上阿富汗統治者的寶座後，印度河兵團功成身退，基恩將大部分的軍隊從阿富汗撤回印度，只留下約八千名官兵防守喀布爾、加茲尼、坎達哈等大城與主要交通線。然而，舒賈的殘暴統治絲毫不得人心，各地的反抗此起彼落，甚至連杜蘭尼部落也起兵反抗同出一脈的舒賈。由於喀布爾缺乏可靠的戰力，舒賈也沒有資金雇請新傭兵，遑論建立穩定的常備軍，他只能依賴英軍為他撲滅蜂起的叛軍，也使得英軍疲於奔命。

為了維繫英軍的士氣，麥克納騰便允許官兵將家眷接到阿富汗居住，他自己也以身作則，在喀布爾購置一座豪宅，讓從未見過歐洲莊園的阿富汗居民瞠目結舌。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印度人和英國人來到喀布爾，對當地的社會秩序造成影響，使得本地居民感受到威脅，他們原先認為這些入侵者總有一天會離開，但現在看起來這些人要長住下來了。

傲慢的麥克納騰忽視了潛在的威脅，奧克蘭勳爵已應允他接任孟買總督，他可以不須理會阿富汗接下來的亂局了，這顆燙手山芋即將傳給他預定的繼任者伯恩斯。伯恩斯雖然作為英國在阿富汗的二號人物，但對於自己的好友多斯特‧穆罕默德被趕下台而愧疚不已，卻又不願放棄平步青雲的機會，這種矛盾心態使他趨於消沉，不願管事還沉湎於酒色；不少阿富汗人將他指為背叛者，使他在喀布爾城內名聲掃地。

駐喀布爾的英軍原先以城南的巴拉希薩爾古堡（Bala Hissar）作為基地，但舒賈也看上了這座城堡，麥克納騰遂決定另覓地點修建兵營，但這座位於東北側的新營地[1]對駐軍而言面積太廣、難以防禦，更糟的是他們的補給倉庫居然不在營地內。駐軍指揮官威廉‧埃爾芬斯頓少將（William George Keith Elphinstone, 1782 – 1842）[2]是打過滑鐵盧戰役的老兵，但他自從1815年之後就沒有上過戰場了，雖然好不容易等到復出的機會，但他的健康狀況不佳，對印度與阿富汗的情況又不熟悉，使得營地的秩序十分糟糕。

就在如此惡劣的情況下，英軍即將迎來最可怕的一個冬天。

[1] 大約位於現在的維齊爾‧阿克巴汗區（Wazir Akbar Khan District），現在是各國的使館區。

[2] 前述蒙特史都華‧埃爾芬斯頓的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