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大軍的殘餘
1月6日，英軍正式退出營地，他們將要穿越封凍的興都庫什山脈，前往140公里遠的賈拉拉巴德（Jalalabad），一直被矇在鼓裡的沙阿‧舒賈則被扔在巴拉希薩爾自生自滅。由埃爾芬斯頓率領的隊伍共有四千五百名官兵（其中英軍約七百人、印度兵三千餘人，還有一些是舒賈的人馬）以及至少一萬兩千名非戰鬥人員，包含軍眷、僕役、文職人員、隨營者等，一些無法行走的傷病人員則被留在營地中，埃爾芬斯頓認為對方起碼會善待這些人，但事情當然沒有他所想得那麼簡單。
《從阿富汗撤退》（The retreat from Afghanistan, 1842），英國畫家亞瑟‧麥考密克（Arthur David McCormick, 1860 – 1943）於1909年所繪。
英軍前腳剛跨出大門，在外等候許久的叛軍和暴民便湧入營地大肆劫掠，留在營地中的傷員病患盡遭屠戮，所有的建築物也付之一炬。接著，叛軍開始攻擊落隊的士兵和隨營者，隊伍後方開始陷入混亂，而應該前來護送的阿克巴則不見人影。好不容易逐退叛軍和暴民後，阿克巴到第二天才姍姍來遲，他自稱需要花時間疏通沿途的部落首領，這才來不及派出護送隊。埃爾芬斯頓雖然不太相信這番說詞，但也無可奈何。
1月8日，英軍開始通過拉塔班德山口（Lataband Pass），這座山谷長達六公里，毫無掩蔽可言。由於大多數的火砲與物資都在前日的混亂中被拋下，英軍只能硬著頭皮走進山谷，迎接部落武裝的伏擊。正如他們所料，山谷內早有大量吉爾吉人埋伏，他們用繳獲的英軍步槍和傳統的傑薩爾火槍（Jezail）從制高點向下狙擊，英軍根本無力反擊，只能冒著槍林彈雨和風雪強行通過。
手持傑薩爾火槍的阿富汗部落民兵，這種武器多半以手工製作，槍身上的華麗雕花象徵使用者的身分；這種武器雖然原始，但反而適應了技術相對落後的阿富汗鄉間，就算到了21世紀的戰爭中偶爾還能見到傑薩爾火槍的身影。
英軍在山谷中至少失去了三千人，大多數人陣亡或凍死，也有一些人在絕望中自殺；更多的士兵則苦於凍傷，彈藥與補給已見了底，就連槍砲也在嚴寒的天氣中損壞。
開始有士兵掉頭逃跑，但他們絕大多數都在途中被殺害或凍死，一些軍官家眷則向護送隊（他們在襲擊開始時總是跑得不見人影）求助，家眷們以塞爾准將的夫人弗蘿倫提雅（Florentia Sale, 1790 – 1853）為首，被護送隊帶回喀布爾，但除了「有價值的」英國人和一些地位較高的軍官外，剩下的普通印度士兵、隨營者和僕役們先後遭到屠殺。
弗蘿倫提雅‧塞爾，外號「穿襯裙的擲彈兵」（Grenadier in Petticoats），她的勇氣絲毫不遜於丈夫。塞爾夫人在這段期間仍保持寫日記的習慣，後來出版為《阿富汗的災難之旅，1841-42》（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1841-42）。
1月11日，英軍只剩下兩百餘名官兵抵達了賈加達拉克（Jagadalak）這座小村莊，大批部落武裝和叛軍緊追在後，剛被提拔為上校的謝爾頓拼命反擊，儘管身負重傷但還是成功擊退了這波攻勢。緊接著，神出鬼沒的阿克巴又出現了，並邀請埃爾芬斯頓等人出面談判，無計可施的埃爾芬斯頓找來謝爾頓和休‧強森上尉（Hugh Johnson）隨行，但他們三人一到談判地便被扣押，全部當了俘虜。好在埃爾芬斯頓還是做對了一件事，他臨行前留了口信給副將托馬斯‧安奎蒂爾中校（Thomas John Anquetil, 1784 – 1842），要他們儘快乘著夜色撤走。
賈加達拉克山谷，這幅畫由詹姆士‧拉特雷少尉（James Rattray, 1818 – 1854）事後所繪，他也是印度河兵團的一員，此時人在坎達哈駐防，但他也有位兄弟在恰里卡爾喪命。
留在村莊內的安奎蒂爾眼見長官遲遲不歸，便決定依令行事，強行闖越前方叛軍設下的路障。叛軍沒料到英軍會在半夜行動，雙方在一片黑暗中大打出手，但叛軍人數眾多，只有第44東埃塞克斯步兵團（44th East Essex Regiment of Foot）的20位軍官和45名士兵，以及另外十幾位失去建制的官兵逃脫外，包括安奎蒂爾中校在內的一百餘人都在賈加達拉克喪命。
第44步兵團於次日早晨逃到甘達馬克（Gandamak）附近的一座山頭上，他們在此遭遇叛軍包圍，但官兵們拒絕放下武器，戰到了最後一刻，只有四位官兵存活下來，戰死士兵的遺骸至今仍留在那座山頭上。
《第44步兵團在甘達馬克的最後一搏》（The Last Stand of the 44th Regiment at Gundamuck），由英國軍事畫家威廉‧巴恩斯‧沃倫（William Barnes Wollen, 1857 – 1936）繪於1898年。
另外一群脫逃者費盡千辛萬苦抵達了距離賈拉拉巴德25公里遠的小村莊福特哈巴德（Futtehabad），當地人願意讓他們在此歇息。然而，有村民已經向叛軍通風報信，大批叛軍很快殺進村莊，村內的15名英軍官兵中有十人當場被殺，逃走的五人中也有四人被追上，只有一個人逃出了包圍圈，他狂奔了整整一天才終於抵達賈拉拉巴德要塞，將慘劇的始末告知當地守軍。
1842年1月6日至12日，英軍的撤退路線（橘色）。
威廉‧布萊登（William Brydon, 1811 – 1873）是位軍醫，在東印度公司的孟加拉軍團服役，在遠征阿富汗期間也擔任舒賈的隨侍醫師。布萊登在撤退途中仍不忘記錄日記，將1月6日至12日之間發生的悲劇寫了下來。布萊登在賈加達拉克突圍時頭部埃了一刀，削掉一片頭骨，好在他的帽子裡塞了本雜誌保暖，否則他絕對無法倖存。他和另外十幾位同伴逃到福特哈巴德，又成為唯一一個逃出包圍的人；在最後一段路上，他又遇見好幾批阿富汗叛軍，讓他與他的馬身上多了幾個彈孔與刀傷，但最終幸運之神仍然眷顧著他，讓他活著回到賈拉拉巴德。
軍醫威廉‧布萊登，這場災難中最著名的倖存者，他的故事成為不少藝術家與作家的題材，比如福爾摩斯的好夥伴華生醫生便參考了布萊登的經歷，雖然華生在設定中參加的是第二次英阿戰爭。
《大軍的殘餘》（Remnants of an Army），伊莉莎白‧湯普森，巴特勒爵士夫人（Elizabeth Thompson, Lady Butler, 1846 – 1933）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創作於1879年第二次英阿戰爭期間。
傳說布萊登是大軍唯一的倖存者，其實並不然，還有幾位印度兵和隨營者比他稍晚逃回賈拉拉巴德，他們之中有些人不治身亡，有些人康復後依然留在軍中服役，但幾乎沒有留下名字。另外尚有約兩千名俘虜，包含一百多位英軍官兵及家眷仍被扣在喀布爾等待救援。
布萊登的遭遇和英軍覆滅的消息很快地傳回印度，奧克蘭勳爵得訊後啞口無言，不敢相信不久前還信誓旦旦的表示情況萬無一失的麥克納騰死了，長袖善舞的伯恩斯與老練的埃爾芬斯頓也完蛋了，阿富汗從可能的盟友變成英國的敵人，所向披靡的英軍竟然被落後的阿富汗叛軍打得全軍覆沒，而英國的外交戰略與他自己的前途也毀於一旦。
在阿富汗的軍事災難消息也傳回英國本土，震撼了英國的輿論。羅伯特‧皮爾（Robert Peel, 1788 – 1850）的保守黨內閣將出兵的責任全推給之前的輝格黨內閣，畢竟出兵的決議是當時首相墨爾本子爵威廉‧蘭姆（William Lamb, 2nd Viscount of Melbourne）通過的，自然與他無關；至於阿富汗叛軍之所以能取勝，則被歸咎於俄國人的陰謀，他們要幫維特凱維奇復仇，借阿富汗人之手幹掉伯恩斯。而奧克蘭勳爵本來就即將卸任，他的前途與皮爾首相沒什麼關係，反正他也是個輝格黨人。
1842年2月28日，奧克蘭勳爵卸職，印度總督一職由埃倫博羅勳爵愛德華‧羅（Edward Law, 1st Earl of Ellenborough, 1790 – 1871）接掌，他先前曾三度擔任英國政府對東印度公司監督委員會（Board of Control）的主席，對印度事務相當熟稔。他原本的任務是要安排駐阿富汗英軍的撤離、縮減東印度公司的支出，沒想到才一踏上印度就發現事態遠超預期，現在只能順應民心上去打一仗了。
埃倫博羅勳爵，其實這時他還只是男爵。除了阿富汗的難題之外，他還得處理印度境內瓜廖爾（Gwalior）和信德（Sindh）等地的動亂與迫在眉睫的錫克戰爭，雖然於1844年以戰功晉升伯爵，但他已預見了英國東印度公司來日無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