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魷魚遊戲》談人性論

韓國網劇《魷魚遊戲》的全球性超人氣是現在進行式。自今年9月經由Netflix發行以來，它在頭10天已在90個國家排行榜首，在美國則是第一部排行榜首的韓劇；發行至28天已被全球1億4千2百萬戶觀看過，其人氣程度是前任榜首《權力的遊戲》(Game of Thrones)的7倍。目前它已形成一股熱潮，啟發了模擬劇中情節的cosplay，劇中的道具服、人偶、魷魚圖案等被行銷成一組商品，劇情所需的孩童時代玩過的遊戲以及吃過的椪糖也捲起了懷舊風。

《魷魚遊戲》是否與《寄生上游》、《天坑》一般諷喻韓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化，甚至透露仇富心理？它不可能在全球億萬觀眾間播下統一的觀點，尤其95%的觀眾是在韓國以外。就它自身來說，縱使從社會批判甚或仇富出發，但終歸在全球大眾文化的市場裡賺個滿盤滿砵。因此，對劇情的詮釋大可從“作者死亡”出發。

故事是這樣的：富人為了抒解無聊，作為娛樂，設計連場的生死博奕，招募走投無路者參與，他們是456名背景各異但都債台高築的男男女女。為了最後贏家通吃456億韓元，這一連串遊戲是淘汰賽，必須死剩最後一人，但在被招募之初，玩家們以為淘汰只是出局，不知道是被處死。遊戲設計者卻深深掌握了玩家的心理，在第一場遊戲出了人命後，宣佈假若玩家們多數票通過，可以中止遊戲，已喪生者的那份獎金額將分派給他們的家族，結果心有不甘、還想繼續送死的玩家只以一票之差落敗，遊戲中止，但遊戲主持人全面掌握退場者的底細: 他們會回來的。

事業失敗又妻離子散的成奇勳借了高利貸，已淪落到簽下以身體器官償還的切結書。曹尚佑是首爾大學的高材生，在母親和鄰里間維持成功人士的假面，事實上因期貨失利淪為身負超過60億韓元巨債的窮途末路者。脫北者姜曉已走上扒手生涯，仍無法籌得钜款從孤兒院中領出弟弟，以及將脫北失敗的母親救出來。來自巴基斯坦的非法外勞阿里為了改善生活，才和妻小遠赴韓國，因工傷斷指，卻從沒得到工廠醫療補貼甚至還被積欠半年薪資，如今一家的生計無以為繼，等等。

劇情裡最震人心弦的轉折發生在第3和第4場之間。第3場是拔河，玩家先被告知必須組成10人一組，他們自然從彼此已建立交情和信賴的基礎上組合，其後才被告知是在高臺上拔河，敗的一方將從高空摔死。宣告後才發覺: 包含戲中5名要角的那一組裡有婦女與老弱，而敵對方都是壯漢。但他們採用了患有末期腦瘤的七十多歲老人吳一男之計，竟然擊敗強的一方。接下來的第4場規定必須組成2人一組，較能掌控命運的玩家自然都極力爭取有交情和最可信賴的人，不料組成後宣佈的遊戲是每人獲發10顆彈珠，必須在30分鐘內以任何非暴力方式贏得隊友的10顆彈珠，輸者或未按時完成者將被當場槍斃。換而言之，在這一場裡，玩家必須把他認為最可信賴者害死，自己才能生存。有一組還是夫妻檔呢，結果必須一方死成全另一方。

劇情重點描寫的是曹尚佑和成奇勳以及他們各自選擇的組員。曹尚佑挑選了巴基斯坦非法勞工阿里，因為拔河比賽記憶猶新，阿里比較強壯，而且曹尚佑曾有恩於他，他對曹尚佑亦頗為景仰。這一組決定猜對方手中握有的彈珠是單數還是雙數，阿里一直贏，曹尚佑手中只剩下一顆，他發急了，就利用阿里對他的尊敬和信賴騙取他的19顆，令後者遭槍決。

成奇勳則選了老人吳一男，遊戲也是猜對方手中握有彈珠是單還是雙，也是老人一直贏，成奇勳就利用老人的失智，總是忘了前一次的結果，騙取了他的所有彈珠，當他離開去呈報時，老人卻拿出最後一顆，同時似乎真的犯失智了，竟然離開了遊戲，30分鐘將用完，兩人都將遭槍決。成奇勳急壞了，追上老人，哀求他繼續玩遊戲，老人此時告知成奇勳他假裝老年癡呆成全他，是鑒於自己是腦瘤末期，把最後一顆彈珠給了他，成奇勳含疚十分地接受了。

在這裡，遊戲的設計者是否在測試“人性”?曹尚佑的“反派”角色至此方開始露餡，他一直都是成奇勳和阿里和姜曉這一組人的領頭羊，而且曾照顧過阿里。在上一次玩家們投票終止遊戲後，主持人將他們蒙了眼，綑綁了運送到城郊丟下，讓他們互相鬆綁，各自返家，曹尚佑卻把阿里叫回來，問他住在哪兒，能走得回去嗎? 主動給了他一點錢，讓他乘公交，在韓國社會受歧視的阿里從此對曹尚佑很尊敬，一直稱他為"老闆"。後來到了性命關頭，曹卻利用了阿里對他的尊敬，施伎倆把他坑了。遊戲設計人是否在測試即使有同理心的人，面臨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難局，會變成“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成奇勳其實也好不到哪裡去，但他是本劇的主角，如果他在第4場就出局，那就沒有後戲，也沒有他與“反派”曹尚佑二人對決的終局，因此對他的描繪沒那麼負面。他沒使陰謀詭計，而是老人不斷表現失智，他在情況危急下順水推舟，而最後一顆則是他哀求老人給他的，並且十分內疚，與曹尚佑的鐵石心腸不一樣，到了最後一局“魷魚遊戲”他贏了，也並非殺死曹尚佑，而是後者自殺(這在最狠者方能生存的生存競爭規則上是說不通的—只為了把成奇勳的正面形象保留到最後)。他選擇老人為隊友甚至還有一點人情味，他的首選原本是曹尚佑，後者是與他在同一個鄰里長大的，是區裡大家都景仰的高才生，在遊戲中又較胸有成竹，但曹已經選了阿里，此時一位年輕人找上成奇勳當隊友，看起來比耆老的吳一男機靈，但成奇勳卻是在參加遊戲之初就結交了老人，睡的鋪位和他靠近，雖然老人在拔河遊戲中表現了智慧，但這回肯定不是拔河那樣的遊戲。該時成奇勳的考量是感情因素可互相取暖，對是否較利生存反而沒有曹尚佑那般理智，沒想到老人屢次贏他，求生的本能遂戰勝原來的感情。遊戲突出了善惡在乎一念，仍證實了遊戲設計人的人性觀。

然而，老人吳一男犧牲自己，成全對方又是一種什麼“人性”？他還可以說是到了腦瘤末期，但在劇情也花了一點筆墨描寫的姜曉與智英那組，後者求死成全隊友，這個所謂“人性論”就似乎說不通。這兩名女子基本上是陌生人，是沒人選她們當隊友才湊合的，或許是她們曾是拔河隊裡面的老弱成分，令人心有餘悸，與吳一男高齡沒人要只有成奇勳因人情因素選他搭檔一般。女隊該組選擇的比賽是看誰將彈珠拋得最遠，一次就決定贏家全拿，智英卻故意將彈珠落在自己腳下。在決定比賽方式之前，智英曾要求姜曉彼此交談生命史，姜曉就將從孤兒院領回弟弟，從朝鮮救出媽媽的心願告訴她；智英則是剛出獄，是因為殺父罪，她曾遭父親性侵，在父親把母親殺了後，她就把父親殺了。她告訴姜曉，如果後者參加遊戲是為了有家可歸的話，那麼就讓我也有這個代入感吧。在這裡，智英選擇了死，是為了終結比死更難過的人生，與老人吳一男為了擺脫腦瘤末期一般，這仍是趨樂避苦，是“人性”表現似乎也說得通。

事實上，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人根本沒有“無私”這回事。一個人願意被釘在十字架上，是因為他有“耶穌情結”，覺得自己比誰都“偉大”。這種死亡願望仍然是由“為我”出發，沒有“我”這個能源，則什麼都發動不了。那麼，似乎並非只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一種“人性”，也有“犧牲小我，成全大我”這類“人性”，否則不能解釋歷史上為何有那麼多犧牲自我的壯舉，也不能解釋士兵為何冒著槍林彈雨衝鋒陷陣。

因此，從求生還是求死去定義“人性”此路不通。伊斯蘭聖戰份子在自己身上綁了炸彈，在人群中引爆，或騎劫飛機，將它撞在世貿大廈上，如果你是認同他這種信仰的，就稱他一聲“烈士”，如果不認同的，則罵一句“滅絕人性”。

將“人性”對比“獸性”或“神性”也是此路不通的。如果真的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一種“人性”，那麼，它就是所有動物共有的求生本能，它反而必須用文明化社會化的“人性”去平衡、去稀釋。生物本能屬於遺傳系統。根據卡爾‧薩根的《伊甸園的飛龍》，生物界對自身的遺傳系統加工，不始於人類，在石炭紀出現的爬蟲身上，其進化已達這般地步，使其腦裡儲藏的來自體外的信息開始超過由遺傳因子設定的信息，亦即是說：在這類生物中，體外信息的比重首次超過了體內的，生物在受遺傳信息支配外，還需不斷學習適應環境，亦即是體內與體外這兩組數據的不斷協商，它能夠調配的數據也就多了，開始有“選擇”這回事。到了人類，這組體外的信息就被強化為他的符號大環境。這個符號系統甚至可以用反指令取消遺傳系統求生本能的指令。

但是，動物界也有“社會動物”，動物也有自殺行為，它既然不是由符號系統決定的，那麼，求生本能之外似乎還有求死本能。某類螞蟻與白蟻為了保衛家園，用自毀的方式排毒抵禦入侵者。豌豆蚜昆蟲甚至用自我爆炸、與入侵的瓢蟲同歸於盡，保護巢穴裡的其他成員。這類表現既然是由遺傳系統決定的，遂無人類的“壯烈”可言。另一方面，人類的文明越高，能用計算、伎倆、詭計幹“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管道就越多樣化，既能其他動物之不能，是一類“禽獸不如”的“人性”—或如歌德在《浮士德》的序幕中所言: “比禽獸更禽獸”。

看問題得避免簡單化。人類也是動物，而動物也具社會性，兩者都有生存本能，也都有“犧牲小我”的精神（這裡“精神”是指超肉體而言）。但在人類中心的話語裡，不會將動物行為倫理學化。人類會說動物的犧牲小我是遺傳因子決定的，並非出自個人選擇，動物有否人類的“個人”意識、生命意識、死亡意識、未來意識都成問題，肯定是沒有清晰的“自殺”概念。

然而，大多數的狗都不會殉主，因此殉主的才會當作忠烈哀惜，該不是由狗的遺傳系統決定的吧？某些狗在主人走掉後，絕食而死該是在人間也罕見的“忠心”表現吧？但這能說明什麼呢？是哺乳類共有的管理情感作用的中腦（midbrain）作用在狗身上的比重超過人類，不像人類的中腦般受到處理理性分析的大腦皮層左半部的制衡，因此，“忠心”即不忠於腦。另一方面，你如果豢養冷血動物蛇當寵物，則不要期待它會殉主，因為它的行為主要是小腦和脊椎反射（整條蛇就像皮包的小腦和脊椎）。人類如果有“忠犬”行為，是“自由選擇”還是被洗腦，值得商榷。問題在：“忠犬”是否倫理楷模呢？它因為主人死了，陷入深度憂鬱症，拒絕從陌生的手處領取食物，是一種自殘的傾向，但牠有否自殘會導致“自殺”的意識呢？

固然不該將動物擬人化，另一方面，“擬人化”的犧牲觀能否適用於人類自身都成問題。國家爆發戰事，公民被徵召入伍，都是希望平安歸來，和家人團聚的，沒有人趕著去送死。冒著槍林彈雨衝鋒陷陣是在吹響的軍號下的小腦反射，這固然是長期軍訓培養的小腦反射對中腦與大腦發出的反指令，但該也以保家衛國的民族感情為基礎，少不了愛國心的培養，以及長期的宣傳—所謂“認知戰”—對大腦的塑造。這些信息都是來自體外，確實與由遺傳系統決定的螞蟻或白蟻的犧牲行為的指令很不一樣，但人類的行為像是後者的數據比較繁複的進階版。

因此，如果把“人性”當作天上的太陽般實有的東西，那麼就犯了喬治·愛德華·摩爾(George Edward Moore)所謂的“自然主義的謬誤”（naturalistic fallacy）。摩爾是分析哲學的鼻祖之一，批判日常用語常把“價值”當作“事實”，並且把特有所指的用語之含義當作是該詞唯一的定義。他以“好”為例，人們常把某事某物對自己來說很好的“好”當作是“好”本身。這個“好”如果鑲嵌在用粗體字大寫的“真善美“或者“真善忍”一類定義的真空管裡，甚至還被實體化為膜拜對象。

舉一些簡單的例子：“這是一個好的警察”和“這是一個好的賊”這兩句陳述該是指十分不同的東西，甚至同一句裡的“好”都存在歧義。“這是一名好警察”可指他很清廉，從不魚肉百姓，也可指他很有效率，每次辦案都能夠抓到賊。“這是一個好的賊”可指他很專業，從不失手，警察也從來抓不到他，也可指他是羅賓漢，犯案的目的在劫富濟貧。一個對車子相當外行的人去購買車，他心目中的“好”車就是外型很適合他美感的那種，有點認識的購買者則會看引擎如何，是四輪驅動的還是二輪驅動，才決定什麼是“好”車。對鄧小平來說，能抓耗子的貓才是“好”貓，對家中已經沒有老鼠的人來說，則視貓對主人的療癒作用而定。

分析哲學警惕我們：不要將人文世界的事物與自然界混為一談，尤其勿把價值當作事實。代分析哲學而興的後現代主義則更進一步，說連“自然”一詞也是符號。這並非說語言以外的世界不存在，而是說人類對世界的理解限於他用符號掌控的那部分，其他可存而不論，也沒法“談”，一有得“談”就已將它納入符號世界。符號世界有它自身的規律，一個符號在一個意義對照組中才有意義，對照組卻不只一個，同一個“意符”遂有很多的“意指”，例如，與“非自然”、“反自然”、“超自然”以及“人工”或“文明”甚或＂造物主＂對照的“自然”，各自的意義都大不相同。因此，後現代主義對思維謬誤的批判就不限於“自然主義的謬誤”，而是進階為“本質主義的謬誤”(essentialist fallacy)，這種謬誤就是認為一個“意符”只對應一個“意指”、它就是它所指的對象本身、符號代表了一種“本質”。

日常用語不能苛求，否則水至清則無魚，妨礙社交。甚至著書立說，也必須物有所指，不能學解構學大師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般用一條刪除線槓掉的名詞作為討論對象，否則這部著作誰會看。日常生活必然也必須是“含混其詞”，常見的情形是：兩造在辯論一個理念，其中一方在拋出這個理念、引起對方駁斥之時，對它並沒有下過清晰的定義，而是理所當然認為他口中的就是唯一定義（事物本身），在駁斥方心中這個理念卻具另一種“唯一定義”，他接嘴時遂照他單方的定義唸下去，以為在談同一回事，在雙方都缺乏清晰定義的情形下，而你攻我守陣線移動又各自都產生定義位移，到後來就不只是兩種定義在打混戰。這類在流沙上進行的搏擊，爭吵到面紅耳赤，是一場誤解—卻是一場很好的宣洩。

所謂“嚴謹”的學術著作比較抽離日常生活，思想也比較受過訓練，因此少出現“人性論”一類的論述。“人性論”論述的謬誤性似乎得在台灣70年來的反共著作中取例。其中一個亙古不變的命題是共產主義“違反人性”。這個“人性”可指“人皆愛好自由”，也可指“人皆有私心”，或視兩者為一物兩面，但在行文時往往無需交代，似乎對讀者是自明之理般。

“愛好自由”只是一句話，在歷史上更常見的是為了安全感和確定性而“逃避自由”之舉。因此，討論這個問題不應視“自由”為一種抽離歷史的、無時空性的“本質”。至於“人皆有私心”，不知是否“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較溫和版？亦即是它在較合理的市場規則底下的“開化的利己主義”，但這樣一來，該去論證的就不是“人性”而是資本主義的合理性，這個合理性如果不是抽離歷史的理想化，那麼就是福山所認為的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站，歷史還沒跑完，猶待論證。

在反共著述中，另一個也成陳腔濫調的命題是“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腐化”。它如“人皆有私心”一般被當作物理定律般拋出來，不知是否同一個“人性”的延伸？卻反足以論證共產政權是“最符合人性”的，因為它正體現了“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腐化”。要防止它，就必須設定一些人為的“反人性”的制度將它壓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