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氏與屏山文物徑內建築的關係對推廣屏文物徑的阻礙

引言

屏山文物徑內的文物建築乘載著鄧氏文化、歷史以及身分認同，特別是對於坑尾村的人來說，村內建築物意義甚大，例如達德公所就是當時因接管新界並在大埔墟搭設警棚，其後新界居民有組織地對抗港英政府的證明，因抗爭行動被港英政府鎮壓加上發展重點不在新界，新界居民可以慢慢地建立屬於自己的內群，而香港的氏族因爲自身氏族文化與移民者產生疏離。宗族再也難以被大眾接觸，鄧氏也因此難以被外來人接受，而回歸後情況依然沒有改變，反而因新界鄉紳享受的特權而備受質疑。香港基本法第四十條列明：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保護，合法權益也在日後被界定為財產權益，財產權益的保護也連帶著的是政治上的話語權，著都讓新界原居民與非原居民產生隔閡[1]。而除了在歷史原因問題產生了隔閡之外，原居民本身的文化更令到隔閡加深，也就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鄧氏的身分認同如何阻礙鄧氏文化的推廣，而香港有規模地整合鄧氏文化就只有屏山文物徑，因此以下從鄧氏宗祠看鄧氏的身分認構成，並與非原居民的身分認同的分別，探討屏山文物徑難以推廣的原因。

以宗族作為鄧氏族人的身分認同

鄧氏長期地被人稱為五大氏族之一，但鄧氏的身分認同來自於宗族而不是氏族，根據費孝通的說法，氏族是具有政治、經濟、宗教等複功能，家也會因爲利用親屬倫常去組合社群、經驗事業變得氏族性[2]，因此從費孝通的理論可以基本了解到氏族是具有血緣關係的政治群體，而非一個身分上的認同或者是社會群體。而鄧氏一直以來被冠以氏族之稱，我認為是與外來人口移入新界有關，鄧氏在於宋開寶年間已經移入現時錦田定居，並在新界發展成為單一姓氏的村落，其他姓氏以及外來人口移入後才強調鄧氏，因此才與其他姓氏並稱五大氏族，而鄧氏更應該是稱之為宗族。宗族中最重要的是血緣，就是由各個家庭的男性組成宗族的成員，是源自於共同祖先的血緣，血緣把每個家庭連結起來成為組成宗族的基本要素，當中拜祭就是體現血緣在宗族的重要性的活動之一，其次宗族會組織修續族譜、發放義糧、開辦私塾義學，並透過建立族產、推廣農業來鞏固地主土地[3]，目的為了鞏固封建經濟的基本秩序，最後利用宗族家法管理宗族成員，有過犯者均是有宗族處理，此外，宗族之間的紛爭也是有族中的尊長先行調解[4]，由此可見，宗族作為一個社會上的群體，基本上從教育，經濟活動以及司法制均是由宗族內解決，身分認同也是來源—血緣也是由先天決定，而不是經過後天建立。鄧氏作為一個宗族，其身分認同感是十分強烈，這令到外姓人難以融入以及接觸，也影響到外人對於屏山文物徑內的歷史建築不感興趣甚至是敬而遠之。

鄧氏宗祠內的隱喻

祠堂是供奉宗族祖先的地方，為一個地區的宗族必建的建築，供奉祖先的祠堂可以分為宗祠，房祖祠，家祠以及書室，而宗祠最重要的是一個供奉祖先的地方之一[5]，鄧氏宗祠現時有兩座鄧氏宗祠，現時屏山文物徑是由鄧氏五世祖鄧馮遜於元朝初年所興建[6]， 圍繞著鄧氏宗祠所建立出來的社群早已經成為了一個小城市，認知鄧氏宗祠所包含的隱喻可以先了解柄谷行人對於都市中的看法，柄谷行人認為都市內部的集合時層層相疊的構造，他舉出一個美國都市內的例子：位於十字路口的店舖門口有一個自動販賣式的報紙架，行人停下來等紅燈時就會購買報紙，因此報紙、十字路口以及店舖就成為了一個單元產生功能，單元的凝聚力需要結合單元內的各個元素的力量以及單元內的生活系統[7]，都市內的建築物以及物件都有關聯性，有了關聯性才會產生功能性。因此以柄谷行人的理論來說，鄧氏宗祠是由宗祠內的物件、各個房間以及宗祠外的平地形成了一個單元，而只能把坑尾村內的歷史建築才有功能性，因此鄧氏宗祠是無法脫離其他建築物。鄧馮遜在興建鄧氏宗祠為了維繫族人，使族人有聚集之地，即以鄧氏宗祠來維繫鄧氏的身分認同感，因此以下會從鄧氏宗祠與坑尾村內的建築以及傳統習俗的關係，討論其如何產生出來的身分認同感。

鄧氏宗祠與鄧氏建築的關係

從宗祠門口進入後可以看到於同治十年欽點鄧蓉鏡為翰林院庶吉士的牌匾，庶吉士在進士之上，從此可知，鄧蓉鏡的學識之高，而鄧蓉鏡得到如此成就與鄧氏所重視的價值關有關，此外如書香世代、詩禮傳家的牌匾均掛在宗祠內的當眼處。屏山鄧氏的述卿書室、仁敦岡書室，鄧氏宗祠覲廷書室以及若虛書室五棟建築均為向鄧氏族人提供教育，而在科舉制度廢除後依然有達德學校提供現代化的教育。從現存的於屏山鄧族文物館中文物得知，當時鄧氏族人會學習《唐詩三百首》、《四書補註備旨》、《增訂詞料教科書》等，當中《四書補註備旨》是由鄧氏鄧鳳洲篇寫，從教學內容中，鄧氏對於教育重視目的為了考取功名當官。帝制時期有著強大的官僚體制，只有透過科舉才能進入到制度內工作，而只有進入制度之內才能獲得更多的資源以及地位發展鄧氏，而屏山文物徑內的建築多數也是有考取功名後的鄧氏族人興建，此外成功考取功名均是光宗耀祖的事情，鄧氏也能過分享到這份榮耀感，增加對自身族群認同感。坑尾村中就有五所提供教育的設施，結合鄧氏宗祠內的牌匾以及供奉的先祖中不少是成功考取功名的進士，均表示這鄧氏所重視教育的價值觀。

鄧氏宗祠與傳統習俗的關係

宗祠內的神主牌就是族人供奉的對象，神主牌一般均有祖先名號，名號代表上層社會人士，鄧氏宗祠內除了在第八排的中央位置擺放著林召棠的神主牌，林召棠是一位狀元，因對屏山鄧氏幫助極大，林召棠沒有後人，鄧氏先祖命令永遠供奉林召棠在鄧氏宗祠內[8]，其餘的都是鄧氏族人。供奉先祖於祭祖的目的相近，而只不過祭祖是一個大型的傳統習俗。祭祖是鄧氏最為重大的事件，也是現今依然保留的宗族活動之一，目的為求各宗族成員紀念祖先，祭祀分為春秋二祭，會為於村內祠堂舉行，祭祀後，男丁可領取燒豬肉，或是在山墳上享用盆菜宴，俗稱「食山頭」[9]。祭祀的步驟嚴謹，現時屏山鄧族文物館中的文獻依然可以看到鄧氏族人所記錄下每一個祭祀的步驟，可見鄧氏對於祭祖這項活動的重視，而所祭祀的正是鄧氏宗祠內供奉的鄧氏先祖，擺放祖先神位的兩旁也可以見到「弟」以及「孝」兩個大字，此外宗祠所延伸出來的就是族譜對於宗族的重要性，族譜記錄著從南陽鄧氏至九十九世，之後延伸出各個地方都族譜，例如《屏山鄧氏族譜》以及《錦田鄧氏師儉堂家譜》[10]，沒有族譜，鄧氏後人根本無法追根求源，祠堂也不知供奉誰。因此族譜、宗族祠堂以及祭祀，三者建構成的一項功能，即是子孫要以孝為緣由強化族內血緣的觀念，以及因同根的自豪感。建築以及傳統習俗兩者的關係帶出鄧氏所形成獨立於外族的身分認同，強調血緣的宗族關係以及重視教育等意識型態，鄧氏宗祠的存在就是代表著鄧氏族人的身分認同。

外來移民建立的民間社會

大部分香港為外來移民，來到香港的原因不外乎是中國變得動盪，為求保全自身都會選擇遠離戰爭，而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由大英帝國保護成為中國逃難的理想地，例如於一八五零年代清朝與太平天國的戰爭，由於大部分戰事在廣東發生，廣府紳商人遷居香港，他們利用自身財力在民間結社辦理公益事務以及興辦善堂[11]，一方面令初到港英殖民地的窮人有所依靠，另一方面團結來港英的人對抗港英政府。換言之，外來的窮人必須進入由廣府紳商人所建立起來的社區，才可以得到善堂的贊助，由於港英政府以一八五零年代才建立港英殖民地不過二十年，更不無力也無意插手，反而港英政府需要廣府紳商人管理外來人口，維持社會的穩定，因此也得到港英政府默許，而日後的南北行公所東華醫院也促進華人對於社區的自治，因此形成了港英政府—廣府紳商人—華人的溝通渠道，而無論是鄧氏或是其他宗族均被排斥出當時的溝通渠道，而鄧氏也更加需要維持自我的身分認同，在現今這樣的關係所然得到改善，宗族能夠以鄉議局的身分進入立法會，但港英政府乃至現時的港府均無意改善宗族以及外姓人的關係。因此外來移民所建立的民間社會與鄧氏族人建立已宗族為群體的社會無法相融，還因爲社會事件產生隔閡。

對推廣屏山文物徑的影響

根據康樂及文化事務處的資料提供，屏山鄧族文物館從二零一四年到二零一八年入場人數均約在七萬人，而在二零一八到二零一九年減少七千至六萬三人次[12]，明顯地說明屏山文物徑對於市民的吸引力下降，而我認為主要的不同來自於到鄧氏對於其他外群的隔閡，而這些隔閡正是來自於屏山文物徑中的建築，特別是鄧氏宗祠所帶有強調祖先、血緣等特徵，均是阻礙屏山文物徑對外推廣的障礙，歷史建築以及文物均是建構對於自身民族的身分認同，對於非鄧族人來說，了解鄧氏文化以及歷史對於自身沒有任何得益，即無法建構自身的身分認同。若果減少強調屏山文物徑內與鄧氏對關係，而加強建築物對於香港發展的重要性，例如達德公所對於新界原居民對抗港英政府的歷史，或是屏山鄧氏對於天水圍漁業的發展，但是這樣行為可以預測會被鄧氏強烈的反對，此外，增加屏山文物徑對非鄧氏人的關係，無疑是反其道而行之，脫離了保育屏山文物徑價值的本質。因此現實難以推廣屏山文物徑，只能從改善地區交通以及社區環境入手，但是這也只對於屏山文物徑只有小許幫助。

[1] 鄭家駒 ： 香港新界原居民特權身份的歴史建構過程 ，《嶺南@文化研究》，第二十三期，p.1

[2] 費孝通著：《鄉土中國》，北京：生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p.38-39

[3] 蕭國健著：《香港新界之歷史與文化》，香港：顯朝書室 ，2014年。p.41

[4] 蕭國健著：《香港新界之歷史與文化》，香港：顯朝書室 ，2014年。p.41

[5] 蕭國健著：《香港新界之歷史與文物》，香港：顯朝書室， 2014年。p.44

[6] 鄧昌宇等篇：《屏山故事》，香港：中華書局有限（香港）公司 ，2012年。p.66

[7] 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著，林暉鈞譯：《作為隱喻的建築》（定本 隠喩としての建築），台北：心靈工坊文化，2020年。p.85

[8] 鄧昌宇等篇：《屏山故事》，香港：中華書局有限（香港）公司 ，2012年。p31-32

[9] 鄧昌宇等篇：《屏山故事》，香港：中華書局有限（香港）公司 ，2012年。p146-151

[10] 鄧昌宇等篇：《屏山故事》，香港：中華書局有限（香港）公司 ，2012年。p28-31

[11] 徐承恩著：《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台灣：左岸文化，2017年。p171-176

[1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答覆編號：HAB400，「管制人員的答覆」，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