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逃」回台灣時,曾經覺得像是回家,但卻慢慢成為故土上的旅人。急著離開的那些在日本的一切,則漸漸像是出門後忘了關的電燈,眼不見,但卻總在腦海裡閃閃爍爍。
時序進入2月,翻了護照才發現2020/2/24那天我從疫情前夕的日本匆匆逃回了台灣。轉眼竟已過了兩年。
受惠於作風自由開明的公司,這兩年我一直繼續任職於東京的本社,不同的只是將辦公室搬回了熟悉的台灣。在這個混亂的世界中,我自覺這是頗為奢侈的運氣,是以從回到台灣以來常常興發一種「吾愛吾社(註1)」的感覺(也可能只是社畜許久不見豬舍後的錯覺)。
(註1) 会社,日文中的「公司」
去年年底日本限縮了入境的資格,在新聞上常常被視同是半鎖國。已經在台灣遊手好閒、享受台灣美食好友親情友情許久的我,似乎也因此找到了正當化繼續旅台的好藉口,所以上周收到學姐轉寄給我的「日本將重啟商務人士入境」的新聞時,心中有點百味雜陳。
「妳什麼時候要『回』日本?」這個問題開始在周遭朋友口中,以及我自己心裡浮現。「返」日之行計畫了無數回後,最近也終於有些似乎快要成行、不再是杯弓蛇影(?)的預感。旅台兩年,不可否認的我有點錯認家鄉為度假小島—這裡說的不是工作上說的度假,更像是人生中難得出現的假期,所以「可以回日本囉~」這種宣告,彷彿是有人過來煞風景的通知妳「假期結束了,gather your shit and move on」。
日本,是一個要返回的日常,而那個遠離家人朋友家鄉的日常,竟然被標記成彷彿張手歡迎你回的家。
古人傷春悲秋,現代人傷收假悲收假。在這假期與無法言喻的某種常態的縫隙,被現代社會豢養的動物突然感受到了像是看到落花的惆悵。
所以決定在這收假的前夕(雖然以我眷戀台灣人情溫暖的心態,與持續提倡數位游牧的敝公司,我也說不準什麼時候會真的「回國」),忠誠的記錄下自己的一些回想與展望,以留住這個人生假期的影子聊以日後回想。
離開日本後我很少想起在日本最後的那段日子,部分原因是當時無論工作還是人際關係都遇到了瓶頸,疫情帶來的逃難感讓最後一只皮箱以外的一切都被盡數拋下。
最近隨著比較具體的考慮返日行程,才漸漸打開那個許久不曾注視的記憶的角落。有天跟弟弟討論我那閒置在東京的公寓,弟弟悠悠的說:「妳那個房間就一直停留在2年前妳離開的那一天了耶。」
於是那一天,人類想起了那個卡在過去某個時間點上沒有前進的鬼屋。鬼,來自封存起來卻不再與現實相襯的時間斷層感;鬼,來自不忍卒睹某段時光的苟且心虛。打開大門,要面對的是鬼的回憶殺。
很煽情狗血連我自己都覺得尷尬,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那個離開東京的早上,自己會失去平常的淡然。所以我決定要來遠距遙望那個心中的鬼屋,以及離開它使它漸漸風化成時空膠囊的那一天。
2020的年初我與在富山(註2)工作的學妹相約在2月的時候要到她家作客,沒想到1月底疫情開始向世界傳播,到2月中時已經感覺情況不樂觀。當時在台灣的家人紛紛催促我如果可行盡快返台,我在2月中倉卒的決定如期北上富山後,從那裡直接飛台北松山機場。
(註2)日本富山縣位於本州(日本最大的那一塊,不是北海道不是四國不是九州)中部日本海沿岸(日本西岸)的北陸區域
做了決定、取得公司同意到出發前往富山之間,只有短短的3天時間。離開東京那天早上,我第一次感覺到行李收拾不完的焦慮,拿起一個東西後又放下,將一個東西收入行李箱後又取出,反反覆覆覺得我忘了什麼、錯了什麼。住了5年的房間東西很多,從很多的帶不走中取出帶走的,這個動作大概就是割捨。
弟弟當時還是在東京研究所讀書的學生,放寒假的他比我早一周離開日本。臨走前他託付給我的盆栽在我桌上曬著光,而我快要趕不上去富山的新幹線。房間很亂但又不是真的很亂,可能是我心很亂,最後竟然老套卻也是生平第一次的抱頭蹲在房間的正中央發出意義不明的悲鳴(對人類的聲音形容太少無法言喻)。手心冒汗胸口發悶,身體是唯一想要趕上電車的那一個,四肢自動化的行動而我內在默默的展開emotional breakdown。
離開房門前我覺得我還有那麼多那麼多沒有處理好的、沒有道別的、可以更珍惜地收拾的,但那班該死的車要走了,我也要走了,那個該死的病毒可能會殺死人,所以沒有該死的時間可以該死的多愁善感,房間該死的沒有收拾到讓人覺得we're ready!的程度,而我知道we were never ever gonna be ready for this goodbye cause it's not what we had planned for.
我出門,我回頭,我關門,我鎖門。我又把鑰匙插回去想要開門,我看了手機,我趕快把鑰匙拔出來,我進電梯,我快步出大樓。一切是混亂成一團的,沒有時間被賦予意義的。
上了電車後就不重要了,我的emotional breakdown was under control again. 所以你看,人類是很不可靠但也很可靠的生物,前一秒還在那裡好像沒有收拾好的房間是天大的事情,下一秒其實又覺得一切都可以忍受了、不會有事了。
離開日本的所有情緒,幾乎都只在那個東京的早晨有些展演的機會。我很幸運回到台灣,日本的房間管理公司會去檢查不會有事的......後來的後來,剩下的只剩下這些。我還是沒能明確的指認出那個早上過度氾濫的情緒是什麼,就如同我說不上來我在台灣的兩年是否棄置了什麼。因為我在這兩年得到了很多,所以拋下的部分就可以被抵銷了?就如同因為那個早上我有目的、自發地出發,所以被離開的部分就因此合情合理了?
大部分的我回到台灣了,只有一小部分未收尾的什麼懸宕在日本,但不再吸收養分所以風乾停留。絕大部分的我正常前進兩年了,只有很少的時候—真的很少但不是沒有—那個時間差顯得中途半端(註3)。
(註3)ちゅうとはんぱ,日文中「半調子、不徹底、不完全未完整」的意思。
兩年前離開日本的時候,很湊巧的藉機離開當時瀰漫在生活中的自厭。疫情是大世界的,自厭是我的。逃掉疫情躲掉自厭,但回到台灣我通常只羅列前者並策略性遺忘後者。
人的自厭或許是某種自戀,那些討厭的自己的碎片,或許曾經也為我心愛著,曾經希冀一些心理治療式的和解—雖然這種希冀也是種自戀,未必健康。但大世界推動著我,而我推動了自己的命運,割捨下的那個當下混亂而不乏疼痛,但就算偶爾感覺不完整最終也成了完整的新定義。
那個房間裡留下來的,曾經是我的一部分,但已經不是現在的我。之前覺得回去日本是去面對被我留下來的生活,但我想不對,不是「回去」日本,是「去」日本。如果我出發,也是現在的我的新旅程。空間中或許殘存著一些固執的痕跡,但在自己推動的命運裡,它們握有的意義就那樣了,不再是生命中某種待拯救的主角、該去生硬承接的未完待續。
中途半端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