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3日晚上7時，最後通牒時限屆滿，英國對德正式宣戰。
「咯咯」相隔不到數分鐘，就從我的門外傳來敲門聲。
「先生，你好。」
站在門前的英國人向我問好，身旁站著一名英國軍官和兩名戴著頭巾，手持步槍的印籍英兵。他態度頗為友善，但帶點嚴肅。
他要求我出示我的德國護照，檢視過後要求我收拾行裝，跟他們走一趟。
此時我知道，最少在一段時間內，我不能回到自己的家和工作的地方了……
被帶走的，是到港工作僅三個月的年輕德國工程師 Gerhard Neumann，和他一樣被帶走的人不是個別例子。事實上當宣戰一刻過後，英國官員與英軍、香港警察、政治部探員等，就已經全面出動，在港九搜索並帶走仍然在港的「德國男性」[1]。
這並不是香港政府第一次在港搜捕和拘禁德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經已發生過，且有趣的是，兩次都是星期日開始執行。
香港工商日報：1939年9月18日
雖然德國駐港領事曾經估計，在8月開戰氣氛濃厚之時，已有不少德國人離港到澳門、上海、岷里拉（即馬尼拉）、曼谷等地，到開戰之時應只有約五十名德國人尚未離港，唯事實上開戰後港府卻能找出超過一百人「德國男性」[1] 並將其帶走。
德國駐港領事曾估計，到開戰之時應只有約五十名德國人尚未離港。 Hong Kong Daily Press：1939年9月4日
根據 Gerhard 的回憶，當他被帶到中央警署時，經已有廿多名德國人在內等候並登記身份，隨著時間的過去，至4日凌晨2時左右，已經聚有90人。Gerhard 回憶在等待過程中，有一名相信是負責拘押工作的英國人，就他們在拘押過程中所受到的不便而致歉，Gerhard 雖感到意外，但相信該英國人是真心抱有歉意。
經過登記後，Gerhard 與其他人分批被押上巴士，送到仍在趕工中的喇沙書院拘留營內。Gerhard 回憶到當巴士駛進喇沙書院，望出車窗外，見到於深夜中趕工的一批批華工，在大燈的照射下，在校園四周豎起木樁釘上鐵絲網。
他們到步後，經駐守營地的英軍米杜息士營士兵搜查過他們的隨身行李，扣起證件、報紙、私人文件等過後，獲發肥皂、剃刀等貼身用品，並被安置在書院頂樓的大房中，一人一床，開始他們在拘留營的生活。
身處現代的我們，在想像「戰時集中營」生活之時，或者都會聯想到當年猶太人置於納粹黨手中的恐怖景象；而在想像被拘捕者的心態時，亦可能會覺得他們對看守者恨之入骨。但若果我們抱著這種心態去看德國人在拘留營，應該會大吃一驚。
據 Gerhard 所認為，英國人在拘留營的最初期，顯然未有考慮過該如何定位被拘押的人，在客觀事實上英國拘留的不是「戰犯」，而只是「平民俘虜」，而且在當時營內外仍有一眾尚在趕工的華工，英國人或者因此不得不在他們面前對同為「白人」的德國人維持著一點尊重。另一方面，被拘押的一眾營友，不少都未有對被拘押之事有過多怨言，其當中不少均長期居於香港，甚或是從歐洲逃亡到港的猶太人，大多都理解香港政府在戰時的決定，並將自己落得如斯田地的原因歸咎於希特拉與納粹黨身上，故均配合守軍所令。
正因如此，雖然營內定明守則、設有時間表，但起初未有設過多限制，營友與守軍之間亦互相尊重，無明顯衝突。營友每星期有兩日可獲英軍安排與營外親友相聚觀談，甚至可以聘用營外華人替其洗衣，其工資則由每星期香港政府向營友所發放的四十元 [2] 中扣取。
在如此背景下，營內初時的生活頗為輕鬆，驟眼以為這是度假營而非拘留營。有營友趁自由時間到營內所設俱樂部玩紙牌遊戲，或在由課室改建的戲院觀賞電影，喜好音樂的營友可用營內鋼琴自娛一番，亦有營友到室外曬日光浴，或樂於在球場打網球出一身汗，更時常因將球打到鐵絲網外，而要勞煩負責監視的英軍由瞭望塔爬下代為拾回。營內三餐更是由其時身處營內的數名德籍猶太與匈牙利廚師自行負責，食材則由香港大酒店供應。
因為營友與當時的英軍守軍司令關係良好，在司令同意下，營友出資在拘留營內營運酒吧，每晚八時到九時開放予營友，不單如此，酒吧更在緊接的九時到十時為看守的英軍服務。據 Gerhard 回憶，酒吧營運後數日，有營友在「德人時段」自費邀請看守的一眾「Tommies」[3] 共飲一杯，英兵們亦樂於接受。
此後，營友向守軍司令提議，讓英兵與德人同時共用酒吧，無須分開時段。
「Why Not?」
自此取消守軍與營友分隔時段，英兵與營友共同使用酒吧，亦因此這個酒吧成為這尤如度假營的拘留營內，最明顯的異象：英國守兵將自己的步槍留置於酒吧門外，與自己負責看守的對象 —— 被拘押的「德人」 —— 共坐一張吧枱，共享一樣的酒，同桌共歡。
不過，即使在這個相當自由的拘留營，仍然有人試圖逃走，而且還成功；而即使有著能讓英、德同樂的酒吧，亦因為之後發生的一件事，打破了拘留營內相對輕鬆的氣氛……
[1] 有留意到的話，或者會問道：「只有男性被送入拘留營嗎？」是的，據當時的政策，原則上只考慮統一拘押「對香港防務有實質風險的德國適齡服役男性」，部分被拘押的老弱或超過服役年齡的德籍男性，亦在數日後便「有條件釋放」。對於為數更多的德籍婦孺，港府則容許她們在受到警察及政治部的監視下，繼續居於原有住所。
[2] 其時一般華人熟練工人（如巴士司機、工匠等）周薪約為七至十多元不等。有指該四十元是屬被拘押德人的私人財產，被政府沒收後從中作個別支取；亦有指是從所有政府沒收的德國人財產總額中，劃分部分並在營內作整體分發。關於政府沒收私人財產部分，將另文補充。
[3] 「Tommy」作為俚語，用以泛指英國陸軍士兵。
1939年的盛夏，德國入侵波蘭，伴隨著英國、法國對德宣戰，歐洲局勢急轉直下，動盪之勢亦隨之帶到香港。這一段短暫的歷史，在歷史書上最多僅有短短一句：
「英國對德宣戰，香港政府逮捕德國在港僑民」。
之後呢？他們被拘留後的生活，以及最終結局呢？歷史書上沒有再寫下去了。
身處現代的我們，在想像「戰時集中營」生活之時，或者都會聯想到當年猶太人置於納粹黨手中的恐怖景象；而在想像被拘捕者的心態時，亦可能會覺得他們對看守者恨之入骨。
但若果我們抱著這種心態去看二戰被拘留的在港德國人，應該會大吃一驚……
在這個有著特殊混雜的情況，
如何為這僅僅存在約8個月的拘留營，帶來異於常態的氣氛。
【《二戰被拘留的在港德國人》，根據史實及回憶錄創作】
📓 二戰歷史創作系列《盟軍中的德國佬 Gerhard Neumann》連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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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刊於 Matters，並略經修改後重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