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被拘留的在港德國人（五）：一個人的愚蠢；所有人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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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3日，經過一輪搜捕，百多名身處香港的德國籍男性被帶到喇沙書院拘留營。起初這群德國人的生活頗為輕鬆，俱樂部、戲院、球場等一應俱全，甚至容許自設酒吧，與看守的英兵一同暢飲。驟眼會以為這裡不是拘留營，而是度假營。
不過，不論氣氛再輕鬆，這裡始終是拘留營，被拘留的德國人只要做錯一件事，一切都會打回原形。而很自然地，在有酒的地方，自然就會有人犯錯……
酒意正濃，天大的玩笑
根據被拘留者之一，德國工程師 Gerhard Neumann 在日後的回憶錄所記載，自營內酒吧取消分隔招待英國守軍與德國營友的時段後，有一段時間英兵與營友共同在酒吧內享樂，亦由於守兵將自己的步槍留置於酒吧門外，故此即使面對酒精，都少有不愉快的事件發生。
直至有一日，一名德國營友酒意正濃，酒過三巡後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在無人留意的情況下，他走到酒吧門外，隨手拾起一支守兵放置於門外的步槍，朝外不知指向什麼東西。「呯！」寧靜的夜晚被一發槍聲劃破，不但將酒吧內一眾醉意紛紛的營友以及守兵嚇醒，更驚動一眾營友與其他守在營內外的守軍。
此刻，營內一片大亂，在酒吧的守兵趕緊制服那個醉酒開槍的德國營友，酒吧內的營友「你眼望我眼」不知該怎麼辦，而在酒吧外的守兵則亂成一團，以為發生什麼大麻煩。
最後，這因酒而起的混亂一晚，以守兵將所有營友趕回宿舍而結束。
正是這一次的「醉酒偷開槍」事件，使拘留營內的氣氛急速轉變。原先的一部分基於白人之間互相尊重的自由被重新限制：取消容許營友僱用華人傭工洗衣的「優待」，營友要如同普通人般「自己的事自己做」；球場、俱樂部等被封，主要元兇的酒吧當然被關閉；甚至原本在營內看守的英國守軍（主要由米杜息士營士兵組成）都被替換，由一群來自皇家蘇格蘭團第2營的蘇格蘭籍士兵接替營內守衛，看守風格相較過去更為嚴格，如過去般「營友與守兵同坐共飲」的輕鬆氣氛不復存在。
而營內原先相對自由的時間表亦被調整成規限時間表：
早上七時：起床，梳洗
早上八時十五分：點名，早餐
早上十時：宿舍檢查
早上十一時：室外運動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午餐，自由活動
下午四時半：室外運動，探訪時段（如當日為探訪日）
傍晚六時：晚餐
晚上八時：點名
晚上十點：關燈，結束一日時間表
有限度獲釋
德國營友在此新的營內氣氛下生活了數個星期，直至歐戰步入「假戰」狀態 [1] 後，德國對英國的實質風險有所減低，對拘押境內德國人的需要大減。因此，當時的香港政府決定容許營內德國人在經過特設的軍事法庭審裁，確定並無納粹黨背景後，在本地英國人擔保下有限度獲釋。
至於未能獲釋的營友，則被繼續置於拘留營中，並隨著1940年初，香港政府向喇沙書院交還主校舍，而搬至以喇沙書院附屬校舍改建的新拘留營。
Gerhard 是其中一名有限度獲釋的營友之一，他獲得被拘留前的僱主的協助，由當時的顧客之一羅蘭士·嘉道理 [2] 出面擔保，致可離開拘留營並重新工作。不過雖然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以及可以工作，但既然是「有限度獲釋」，自不然有其限制：
所有獲釋的德國人均須領有特別的粉紅色身份證 [3]，該證不但有持證人的相片與指模，更大字列明「Enemy Alien」（敵僑）字眼，在被軍警截查時必須主動展示；可以前往的地方受限制，一般情況下只容許穿梭在住家及工作場所之間，嚴格禁止靠近維多利亞港兩岸的岸邊區域；每逢星期五的下午必須到居住地或工作地點附近的警署報到等等。
在此等限制下，雖然不能享有被拘留前的自由，但大多留下的德國人都接受了這些逗留條件，終歸希望保留仍然在香港生活的機會。
只是，戰爭的發展往往不會如普通人所願而平息。
急轉直下，最後通牒
1940年5月10日，德國開展西方戰役（Westfeldzug），進攻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劍指英、法兩國，結束「假戰」狀態。短短六個星期，荷、比、盧、法等國淪陷，在對抗德國的戰線上，英國雖勉強借由「發電機行動」從敦克爾克拯救剩餘的盟軍軍力，但毫無疑問這是一大挫敗。這使得任何身處在英國境內的德國人都是對英國的嚴重威脅 —— 包括身處香港的德國人。
1940年6月底，仍在香港的所有德國人，今次包括老弱婦孺，都收到香港政府的通牒：立即前往喇沙書院拘留營報到，並在四十八小時內自行離開香港，否則必須接受政府安排，轉移至英屬錫蘭（現今的斯里蘭卡）的拘留營中。
雪上加霜的是，一大部分德國人在報到之後，即被香港政府扣留護照，亦要求在四十八小時限期前，有意繼續在外安排離開路線而申請免被扣押的人，自行支付負責貼身監管的士兵開支（約每日港幣五元）。
對於不少德國人而言，此舉近乎是迫使他們在返回德國與進入英屬錫蘭的拘留營兩者中作出選擇，特別是在缺乏護照的情況下，根本無法進入大多數國家。
Gerhard 相對而言幸運，藉由香港朋友的協助下，以中國航空公司（CNAC）僱員的身份，無護照下前往中國昆明，避過轉移的命運。
至於其餘無法自行離港的德國人，在1940年7月就被送到英屬錫蘭，送入位於軍事設施迪亞塔拉瓦駐屯地（Diyatalawa Garrison）的拘留營中，連同來自新加坡的當地德國人，以及日後英國在北非戰場中捕獲的意大利戰俘等一同被拘押。
直到1942年初當地被日軍空襲，不再處於戰線後方相對安全的地帶後，大部分人再度被轉移至英屬印度的內陸地區台拉登（Dehradun）扣押，最終到二戰結束後才獲釋放。
[1] 假戰（Phoney War）指1939年9月德國攻陷波蘭後到1940年5月之間，在宣戰後長達8個月的時間，德國與英法之間軍隊只作對峙及零星衝突，未有爆發大規模正面交戰的「奇異時刻」。
[2] 羅蘭士·嘉道理（Lawrence Kadoorie）。無錯，就是來自那個「嘉道理」家族。當時的羅蘭士尚未是男爵，亦未受勳，但已經是當時香港數一數二的名流。其家族當時已掌握中華電力等重要公共事業，並涉獵與金融、地產、貿易、酒店等業務，在戰前香港已經有一定影響力。
[3] 要留意的是，當時香港尚無任何「全民身份登記」的制度。最早在香港出現的全民身份證制度是由日佔香港政府所推行。
1939年的盛夏，德國入侵波蘭，伴隨著英國、法國對德宣戰，歐洲局勢急轉直下，動盪之勢亦隨之帶到香港。這一段短暫的歷史，在歷史書上最多僅有短短一句：
「英國對德宣戰，香港政府逮捕德國在港僑民」。
之後呢？他們被拘留後的生活，以及最終結局呢？歷史書上沒有再寫下去了。
身處現代的我們，在想像「戰時集中營」生活之時，或者都會聯想到當年猶太人置於納粹黨手中的恐怖景象；而在想像被拘捕者的心態時，亦可能會覺得他們對看守者恨之入骨。
但若果我們抱著這種心態去看二戰被拘留的在港德國人，應該會大吃一驚……
在這個有著特殊混雜的情況，
如何為這僅僅存在約8個月的拘留營，帶來異於常態的氣氛。
【《二戰被拘留的在港德國人》，根據史實及回憶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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