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是我在2004年1月出版的「我的野人朋友―16個守護自然的遊俠故事」中的一位主角。(書中介紹她的文章附在後面)。
好多年前她就移居英國，但是每年總會有幾次回台灣看家人，每次回來我們也會一起喝個下午茶聊聊天。
原本講好這次回台時間比較充裕，要跟我們到台灣各地走走，無奈碰到台灣疫情緊張，家裡有長輩的朋友，都不敢出門，擔心輕症的年輕人感染了老人家。一青聊到英國採取佛系防疫，有疫苗可以打之後，全國就採取與病毒共存政策，完全維持正常起居作息，不過他們倒是用大量地快篩政策，讓陽性的人待在家裡，不會因大量的確診個案讓醫院崩潰。
一青說，在去年英國疫情高峰的那三個月，英國單單提供給各級學校師生，每日的免費快篩就用了三億劑快篩，是完全由政府免費提供喔。
同時他們在過去一年多(至今年四月止)，每個人可以隨時上網登記免費索取快篩試劑，每人每24小時可以索取一次，一份七個，政府直接郵遞送到你家，完全不用排隊，也不限制妳索取的次數。
看來他們的佛系防疫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放任老百姓自求多福，而是提供足夠的檢測工具讓老百姓自我防禦。
另外也聊到歐洲的電費跟台灣比起來真的很貴，像他們以環保為職志的一家三口，很節省用電，過去一年電費就會超過台幣15萬元，而今年四月起，因為俄烏戰爭，電費一下子漲了三倍，價格恐怕是電費補貼政策下的台灣很難想像的。
後面附上這位當年熱血的環境記者，如今代表英國參與歐盟科學研習計畫的審查委員，是永續發展的世界級專家，我在書裡面的介紹文章。
不受騙的環境記者―鄭一青 寫於2003年9月
「思源埡口的風呼嘯著，圍繞著簇簇跳動營火的他們，心愈來愈熱。一群來自不同地方的朋友，既醉心於台灣的美，也痛心於環境的破壞。
他們熾烈地討論:怎麼可以讓台灣交到子孫手上時，仍保有流水深深、禽鳥弄波的清澈，回復鷹隼盤旋、雁鴨繽紛的藍天?怎麼可以凝聚這一團熾熱的火，匯集眾人的力量，自己關心自己的環境?
那一夜，他們決心要成立一個以保護自然生態、推廣自然教育為宗旨的荒野保護協會。」
一九九八年五月號的《天下雜誌》，資深撰述鄭一青在專訪荒野的報導中這麼寫著。後來，她成為荒野的伙伴，我們經常就一些環境方面的議題進行討論。「媒體是一種搞運動的方式，」她深知在社會上具有影響力的媒體，可以引爆討論話題，也可以改變位居金字塔頂端決策者的思考。
「我要陳述事實，至少要知道我所採訪的對象是不是在騙我。」基於這樣的理由，她在一九九八年報導一系列有關盜採砂石的議題後，便赴美攻讀河川復育。四、五年後再回到工作崗位，以她敏銳的觀察及專業的判斷，陳述大多數人忽略的事實。
我要報導「真相」
一青念大學中文系時，曾在《人間雜誌》工讀，這是國內第一本以弱勢團體為關懷重點的刊物，從此開啟她對社會環境議題的探索。後來她在一九九二年進入《天下雜誌》，成為一名專職的環境記者，將報導的觸角更深入社會各層面，並曾榮獲國內外新聞報導獎。
但在從事多年環境議題的發掘及報導後，她發現一直以來只看見問題，卻始終得不到解答。尤其是每次都要等到環境發生反撲，才會有人重視問題，而環保團體也必須花更多力氣去拯救。但顯然大多數人沒有從中得到經驗，環境反撲事件仍然不斷地發生。
「台灣必須靠環境災難來改變，這個代價太大了。」相信這是每一個住在台灣的人，都不願意見到的事情。
這一陣子我一直在想，管理學上有所謂「做對的事，把事情做對」這兩種層次。這幾年經過太多議題的抗爭，以及不斷動員、耗費太多社會成本後，是否大家都只在爭論「事情做得對不對」。開發單位與保育團體在環境影響評估的項目上拉鋸，最後總是依法而「有條件通過」，或者雙方在爭以何種方式施工、該拓寬四公尺或三公尺的退讓等等。可是，我們能不能要求決策者告訴我們「這是一件對的事」，在進行每個個案之前，是否能以全盤性的規劃與願景來說服我們?
「我們應該用知識的厚度，來支持環境改革運動。」身為一個媒體工作者，一青經常得為一個議題採訪好幾個部會，而且在對立的開發單位和保育團體之間，她的心中必須有一把尺，以判斷其中的是與非。一九九八年，她為了盜採砂石、河川水泥化及截彎取直等議題，採訪了水利單位。
「全台灣所有的專家都在水利局。」這是對方的說詞，她無法認同，但當時國內也沒有任何一個民間團體或個人，足以反駁他們的「專業」。於是，她決定赴美攻讀河川復育。
其實，我也一直很希望能夠組織專家，以增強民間環保團體的力量，一青的決定，多少是對國內未來的環境改革抱持著理想，希望以一個媒體工作者的角色，做好「報導真相」這個看似簡單、實際上卻不太容易做到的工作。
改革的關鍵在社會價值
一青是個單親媽媽，帶著年幼的女兒在華盛頓念書時，女兒有氣喘病，但在美國四、五年間，完全沒有復發過。因此一青拿到學位後，曾經考慮待在美國，甚至在西岸安排好相關的學術工作。可是，她對這塊土地無法產生感情，因為她的根在台灣。
「我們都希望呼吸乾淨的空氣、喝乾淨的水，我們都希望有好的工作和好的機會，我們都希望這些在我們所愛的子女身上，也仍能夠看到。這是我們的故鄉，我們的家，故鄉的未來，家的願景，應該大家一起來塑造。」
這是一九九二年，第二次全球環境高峰會議中，所揭櫫的念一世紀各國永續發展綱要。我想，這也是一青放棄美國的工作，回到台灣的理由。
再回到工作崗位，國內的大環境沒有改變，許多大改革仍在原地踏步，而小改革的速度也很慢，一青還是得在不斷地發現問題、卻沒有獲得解答的情況下，完成報導。但至少她做到了「以知識的厚度來支持環境改革運動」，在各方莫衷一是的說法中、在開發單位的官腔中，她以專業作為度量的標準，不再被似是而非的論調模糊了真相。
「環境改革關鍵在於『社會價值』。」這麼多年下來，一青深刻地感覺到，台灣的社會環境是「便利」，許多建設都是為了便利人類的需要，希望路直接開到河邊、希望多建一些水壩，而不去思考人與萬物如何共存、共享大自然，留一塊乾淨的土地、一條清澈的河川給我們的下一代。
「這個改變不是一蹴可幾的。」她以華盛頓的波托瑪克河為例，這條穿過美國首善之都的河流，以前曾是一條臭水溝，經過四十年的整治，才有今天清澈的面貌。而台灣目前的環境整治工作還在起步階段，估計一條受汙染的河川，至少需要二十年，才能回復清澈。
但一青對於台灣未來的環境改革仍抱持著希望，她說，當我們在羨慕像挪威、瑞士，這些生活中無處不自然的歐美國家時，也別忘記他們是累積了一百年以上的環保工作歷史，才有如此令人欽羨的成績。
不再羨慕別人的好山好水
一青經常對我說，媒體工作無法背負太大的責任，也很難改變這個社會和世界，她只能把她的工作當成一種教育。許多時候，我們的想法是教育應該往下扎根，但一青所處的媒體環境，使她希望能夠改變具有社會決策權的上位者思考。不過，她也沒有忽略下一代的教育，無論工作如何忙碌，每隔兩星期一定會帶女兒到戶外走走，也會鼓勵女兒參加荒野炫蜂團的活動。
「荒野的伙伴都是喜愛大自然的人，當這種單純的喜愛深植於人心時，環保工作就很好推。」一青的提醒給了我莫大的鼓舞。
這些年來，我在推動荒野會務及與其他團體面對社會議題的努力上，常被人批評不夠激烈，我半開玩笑地說我是「無為而治」。但我認為，民間團體的批評應該置於理性的框架之下，若用很激烈的方法只會得到反效果，我希望透過荒野柔性的訴求，讓更多人對自然產生單純的感動，適度地推動環保觀念，或許這比任何激烈的抗爭在長期來看是較有效的。
我深信，總有那麼一天，我們的下一代不再羨慕別人的國家，因為我們所擁有的好山好水，比任何一個國家都不遜色。
讓民間參與規劃!
在環境改革的步調上，台灣落後許多國家許多年，目前雖然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的名單裡，加入了民間團體的參與，但是，在整個國家政策的制定與推動上，還是以「菁英團隊」與「地方派系利益」兩極化化為主導。
一青為此非常憂慮，她表示，聯合國廿一世紀議程的重要精神之一，就是民間參與。她在一篇評論中寫著:
「一旦台灣在規畫初期，沒有正式的管道讓地方民間的聲音納入(所謂地方民間，可以廣義的包含地方政府、企業團體、社區團體、環保團體和原住民代表等)，很有可能很快地在「參考」(或說抄襲)各國的廿一世紀議程之後，就修修改改訂了台灣的廿一世紀議程，可以擺在行政院辦公室中，一但有外賓來訪，可以告訴別人，台灣也有了廿一世紀議程，但上至總統，下至地方政府、平民百姓，沒有人覺得和它有關。這是我們想要的嗎?」
我不知道有決策權的政治人物會怎麼回答，或他們到底會不會回應這個問題，只希望他們之中能有幾個人讀到一青文章，產生認同並付諸實行，那麼我們這些「民間人士」也就稍微感到安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