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埃及到緬甸,軍隊掌權命運有何不同演繹?

2021/02/24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當地時間2月1日,緬甸國務資政昂山素姬(Aung San Suu Kyi)與總統温敏(Win Myint)遭軍方扣押,其餘全國民主聯盟(簡稱「民盟」)高層領導人亦在受拘行列。軍方隨後接管政權,正式宣布為期1年的緊急狀態,並表示將在此後重新大選。緬甸民間亦由此爆發10年來最大規模示威,大批公務員皆參與其中,致使軍方於2月15日起切斷國內互聯網服務,並於街頭部署裝甲車。
這番變局看似突兀,實則早是風聲滿城。2020年11月8日,緬甸舉行議會大選,昂山素姬領導的民盟一路過關斬將,獲取議會兩院498席中的396席,軍方支持的聯邦鞏固與發展黨(簡稱「鞏發黨」)則明顯落居下風。見此發展,軍方開始了輿論攻勢,指控民盟「選舉舞弊」,言辭間更夾雜「明令暗示」,例如2021年1月26日的軍方發言:若選舉委員會未能達到軍方調查要求,軍方將「採取行動」,其中不排除發動政變。
而伴隨緬甸聯邦選舉委員會對「舞弊」的持續否認,仰光等大城開始出現支持軍方的相關示威,政權的平穩過渡漸成泡影;2月1日,軍方終究訴諸行動,以槍桿子瓦解了大選結果。如今民盟領導人大多獲釋,昂山素姬與温敏於2月3日遭起訴,軍方亦在滿街罷工與示威喧囂中,組建了國家領導委員會。但面對外界的漫天質疑,其亦再三保證:必在選後交權執政黨。
此次事件看似圍繞「選舉爭議」而生,實則暗藏軍方的角色焦慮。自20世紀反抗英國殖民起,軍方便是緬甸的近代史要角,其先於1958年至1960年成立看守政府,又在1962年、1988年發動政變,掌握了國家政經社脈動60餘年。如今三度出擊,用意便是迫使民盟「自斂鋒芒」,畢竟2010年實施政治轉型後,民盟已於2015年、2020年兩次大選中攻城略地,逐步蠶食了軍方的統治根基。
而此次政變雖展現緬軍強悍,卻也暴露其權力隱憂:1962年、1988年兩次政變時,軍方皆未公布下次大選時程,今次其不僅承諾將於1年後重新大選,更罕見以《緬甸進出口法》、《緬甸災害管理法》起訴昂山素姬、以後者起訴温敏,並在2月16日下午完成首次開庭,意在力證己身「師出有名」,底氣顯然不如過往。政變後的全國示威,亦體現民盟的廣泛支持度,軍方縱於此時奪權成功,要將出籠民盟鎖回權力禁區,着實不易。

「不合時宜」但存在

綜觀各國,緬甸的軍人干政並非特例。
從反殖運動到冷戰,曾有無數軍人掌握一國權柄,無論是非洲大陸、拉美諸國、希臘或韓國,軍方作為政治要角,皆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血筆。究其崛起緣由,多為新生國家甫脱殖民母國與舊帝國體系,社會整合未半,便隨即迎來文人與政黨政治結構,結果羸弱的政府不僅無力調和各方矛盾,反讓社會整體深陷黨爭與衝突;加上國家步入工業化進程後,不僅化育中產階級,亦加劇了階級不平等,底層的怒火遂與中產的參政欲交織焚燒。
最終,後殖民時代的獨立新國幾乎共步類似困境:在底層與上層高度脱節的現實下,政治權威日漸衰朽,制度與憲法幾成空文,虛化的政治空間漸由軍方勢力填補,干政與政變遂成難以避免的終局。然當軍方亦無法調理國家的政經矛盾時,日趨保守的立場將讓國家深陷示威輪迴,其中埃及便為典型案例。
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開始後,埃及中階軍官納吉布(Muhammad Naguib)、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不甘大地主與親英殖民遺老掌控國政,遂秘密成立自由軍官組織(Free Officers Movement),夥同軍方於1952年發動政變,推翻法魯克王朝。納賽爾更自1956年修訂新憲起,擔任埃及總統長達14年,直到1970年逝世。
在此期間,埃及三度土改、施行義務教育、力推國有化政策,中小資本家與國企工人比重躍升,社會整體相對活絡,城市化與現代化更是穩步進行。軍方亦借民心加持趁勢坐大,不僅深入國家政經部門,亦開始打壓其餘可能競爭勢力,從共產黨到穆斯林兄弟會(簡稱「穆兄會」),皆受遏抑。然此時埃及發展繁榮,社會矛盾未顯,軍方尚能穩坐權力顛峰。
納賽爾逝世後,將領出身的薩達特(Anwar Sadat)、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先後接下總統權柄,帶領國家走上私有化與市場化改革之路。然而埃及經歷數十年的人口高速增長,其糧食自給率始終未能等速跟上,國家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亦未成熟,故而高人口數不僅未能有效化入勞力市場,反成國家發展負擔。此外,私有化加劇了埃及的貧富差距,致使中產階級不斷脆化失血,底層貧困人口數亦直線上升。
在此境況下,社會矛盾叢生,群眾不滿儼然重回1952年軍人政變前夕。穆兄會雖已被查禁,卻在底層的怒火中暗自茁壯,成為軍方勁敵。2010年阿拉伯之春後,埃及以民選方式將穆兄會出身的穆爾西(Mohamed Morsi)送上總統寶座,成功打破軍方執政慣例,卻也誘發埃及近代史上第二次軍事政變:2013年,軍方逮捕穆爾西,陸軍將領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於2014年正式執掌權柄,擔任埃及總統至今。
但軍方再臨亦無改埃及治理弊病,故塞西執政年間,埃及依舊持續示威,軍警則屢以武力鎮壓回應。眼下穆兄會遭壓制,政壇唯軍方獨大,社會由此陷入示威循環。

軍人如何退居幕後

而同為軍人干政,埃及可謂是光譜的極端,其餘國家至今已少有軍方長年執政之例,而是大抵分為幾種類型:
一是軍方高度外於政府體制,並屢在各方勢力陷入矛盾時發動政變,形成軍文交替的干政現象,蘇丹、泰國、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上台前的土耳其皆為此例;二是軍方與文人政府結盟,並保有在政治、經濟與社會領域的影響力,其效忠度高於政變可能,例如伊朗;三是伴隨歷史遞進,逐步走入體制,並由自治組織成為國家部門,韓國、土耳其皆屬此例。
而如今的緬甸,乃是位處埃及過渡至第一類干政型的尷尬中。緬軍過往長年宰制國家的政社經部門,並曾兩度政變奪權,放眼緬甸內部,除地方少數民族武裝外,幾無勢力可堪匹敵;然而1990年代後,民盟的崛起打破了軍方的獨大,正如穆斯林兄弟會曾威脅埃及軍方般。而導致緬甸朝向第一干政型變遷的關鍵,在於民盟與穆兄會的條件差異。
首先,民盟因政治改革、反軍政府立場,受到國際普遍支持,更有西方盛讚的「民主女神」昂山素姬加持,故其外援多於沾染宗教極端色彩的穆兄會;此外,穆兄會雖於底層茁壯,卻始終受偏向世俗主義的埃及知識分子質疑,故其支持群眾仍有限制,不如民盟在緬甸民間受歡迎。
外援與支持群眾,決定了政治勢力面對軍方時,得以動員的資本與底氣。眼下民盟雖遭壓制,卻也令軍方陷入某種騎虎難下的窘境。對後者而言,其唯一可靠資本,便是打擊少數民族地方武裝的軍功。雖說經歷4次「21世紀彬龍會議暨聯邦和平大會」後,其與少數民族武裝的交火烈度不如過往,但地方武裝問題一日不解,緬甸便註定要在軍政分離、中央地方分裂的破碎中掙扎,軍方便也有了專斷空間。
但民盟崛起仍是必須面對的現實,軍方眼下有幾條路可供選擇:一是拖延大選舉行期限;二是進行政黨與選制改革,打破民盟一黨獨大的局面;三是直接解散民盟。然而一與三皆將引來國際譴責與民意挑戰,成本過高,唯有二可堪試用,但民意會否如軍方預期般四散,有待時間驗證,且儘管緬甸成為多黨制,亦無阻反軍政府方的結盟可能。
歸根結柢,如今的緬軍勢力仍在,但已產生與文人的結盟需要,不論對象是否為民盟。何以在軍文博弈、國家治理間求取平衡,將影響緬甸的發展之路。
本文發表於:
2021年2月17日《香港01》:
2021年1月18日《多維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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