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埃及到緬甸，軍隊掌權命運有何不同演繹？

當地時間2月1日，緬甸國務資政昂山素姬（Aung San Suu Kyi）與總統温敏（Win Myint）遭軍方扣押，其餘全國民主聯盟（簡稱「民盟」）高層領導人亦在受拘行列。軍方隨後接管政權，正式宣布為期1年的緊急狀態，並表示將在此後重新大選。緬甸民間亦由此爆發10年來最大規模示威，大批公務員皆參與其中，致使軍方於2月15日起切斷國內互聯網服務，並於街頭部署裝甲車。

這番變局看似突兀，實則早是風聲滿城。2020年11月8日，緬甸舉行議會大選，昂山素姬領導的民盟一路過關斬將，獲取議會兩院498席中的396席，軍方支持的聯邦鞏固與發展黨（簡稱「鞏發黨」）則明顯落居下風。見此發展，軍方開始了輿論攻勢，指控民盟「選舉舞弊」，言辭間更夾雜「明令暗示」，例如2021年1月26日的軍方發言：若選舉委員會未能達到軍方調查要求，軍方將「採取行動」，其中不排除發動政變。

而伴隨緬甸聯邦選舉委員會對「舞弊」的持續否認，仰光等大城開始出現支持軍方的相關示威，政權的平穩過渡漸成泡影；2月1日，軍方終究訴諸行動，以槍桿子瓦解了大選結果。如今民盟領導人大多獲釋，昂山素姬與温敏於2月3日遭起訴，軍方亦在滿街罷工與示威喧囂中，組建了國家領導委員會。但面對外界的漫天質疑，其亦再三保證：必在選後交權執政黨。

此次事件看似圍繞「選舉爭議」而生，實則暗藏軍方的角色焦慮。自20世紀反抗英國殖民起，軍方便是緬甸的近代史要角，其先於1958年至1960年成立看守政府，又在1962年、1988年發動政變，掌握了國家政經社脈動60餘年。如今三度出擊，用意便是迫使民盟「自斂鋒芒」，畢竟2010年實施政治轉型後，民盟已於2015年、2020年兩次大選中攻城略地，逐步蠶食了軍方的統治根基。

而此次政變雖展現緬軍強悍，卻也暴露其權力隱憂：1962年、1988年兩次政變時，軍方皆未公布下次大選時程，今次其不僅承諾將於1年後重新大選，更罕見以《緬甸進出口法》、《緬甸災害管理法》起訴昂山素姬、以後者起訴温敏，並在2月16日下午完成首次開庭，意在力證己身「師出有名」，底氣顯然不如過往。政變後的全國示威，亦體現民盟的廣泛支持度，軍方縱於此時奪權成功，要將出籠民盟鎖回權力禁區，着實不易。

綜觀各國，緬甸的軍人干政並非特例。

從反殖運動到冷戰，曾有無數軍人掌握一國權柄，無論是非洲大陸、拉美諸國、希臘或韓國，軍方作為政治要角，皆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血筆。究其崛起緣由，多為新生國家甫脱殖民母國與舊帝國體系，社會整合未半，便隨即迎來文人與政黨政治結構，結果羸弱的政府不僅無力調和各方矛盾，反讓社會整體深陷黨爭與衝突；加上國家步入工業化進程後，不僅化育中產階級，亦加劇了階級不平等，底層的怒火遂與中產的參政欲交織焚燒。

最終，後殖民時代的獨立新國幾乎共步類似困境：在底層與上層高度脱節的現實下，政治權威日漸衰朽，制度與憲法幾成空文，虛化的政治空間漸由軍方勢力填補，干政與政變遂成難以避免的終局。然當軍方亦無法調理國家的政經矛盾時，日趨保守的立場將讓國家深陷示威輪迴，其中埃及便為典型案例。

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開始後，埃及中階軍官納吉布（Muhammad Naguib）、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不甘大地主與親英殖民遺老掌控國政，遂秘密成立自由軍官組織（Free Officers Movement），夥同軍方於1952年發動政變，推翻法魯克王朝。納賽爾更自1956年修訂新憲起，擔任埃及總統長達14年，直到1970年逝世。

在此期間，埃及三度土改、施行義務教育、力推國有化政策，中小資本家與國企工人比重躍升，社會整體相對活絡，城市化與現代化更是穩步進行。軍方亦借民心加持趁勢坐大，不僅深入國家政經部門，亦開始打壓其餘可能競爭勢力，從共產黨到穆斯林兄弟會（簡稱「穆兄會」），皆受遏抑。然此時埃及發展繁榮，社會矛盾未顯，軍方尚能穩坐權力顛峰。

納賽爾逝世後，將領出身的薩達特（Anwar Sadat）、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先後接下總統權柄，帶領國家走上私有化與市場化改革之路。然而埃及經歷數十年的人口高速增長，其糧食自給率始終未能等速跟上，國家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亦未成熟，故而高人口數不僅未能有效化入勞力市場，反成國家發展負擔。此外，私有化加劇了埃及的貧富差距，致使中產階級不斷脆化失血，底層貧困人口數亦直線上升。

在此境況下，社會矛盾叢生，群眾不滿儼然重回1952年軍人政變前夕。穆兄會雖已被查禁，卻在底層的怒火中暗自茁壯，成為軍方勁敵。2010年阿拉伯之春後，埃及以民選方式將穆兄會出身的穆爾西（Mohamed Morsi）送上總統寶座，成功打破軍方執政慣例，卻也誘發埃及近代史上第二次軍事政變：2013年，軍方逮捕穆爾西，陸軍將領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於2014年正式執掌權柄，擔任埃及總統至今。

但軍方再臨亦無改埃及治理弊病，故塞西執政年間，埃及依舊持續示威，軍警則屢以武力鎮壓回應。眼下穆兄會遭壓制，政壇唯軍方獨大，社會由此陷入示威循環。

而同為軍人干政，埃及可謂是光譜的極端，其餘國家至今已少有軍方長年執政之例，而是大抵分為幾種類型：

一是軍方高度外於政府體制，並屢在各方勢力陷入矛盾時發動政變，形成軍文交替的干政現象，蘇丹、泰國、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上台前的土耳其皆為此例；二是軍方與文人政府結盟，並保有在政治、經濟與社會領域的影響力，其效忠度高於政變可能，例如伊朗；三是伴隨歷史遞進，逐步走入體制，並由自治組織成為國家部門，韓國、土耳其皆屬此例。

而如今的緬甸，乃是位處埃及過渡至第一類干政型的尷尬中。緬軍過往長年宰制國家的政社經部門，並曾兩度政變奪權，放眼緬甸內部，除地方少數民族武裝外，幾無勢力可堪匹敵；然而1990年代後，民盟的崛起打破了軍方的獨大，正如穆斯林兄弟會曾威脅埃及軍方般。而導致緬甸朝向第一干政型變遷的關鍵，在於民盟與穆兄會的條件差異。

首先，民盟因政治改革、反軍政府立場，受到國際普遍支持，更有西方盛讚的「民主女神」昂山素姬加持，故其外援多於沾染宗教極端色彩的穆兄會；此外，穆兄會雖於底層茁壯，卻始終受偏向世俗主義的埃及知識分子質疑，故其支持群眾仍有限制，不如民盟在緬甸民間受歡迎。

外援與支持群眾，決定了政治勢力面對軍方時，得以動員的資本與底氣。眼下民盟雖遭壓制，卻也令軍方陷入某種騎虎難下的窘境。對後者而言，其唯一可靠資本，便是打擊少數民族地方武裝的軍功。雖說經歷4次「21世紀彬龍會議暨聯邦和平大會」後，其與少數民族武裝的交火烈度不如過往，但地方武裝問題一日不解，緬甸便註定要在軍政分離、中央地方分裂的破碎中掙扎，軍方便也有了專斷空間。

但民盟崛起仍是必須面對的現實，軍方眼下有幾條路可供選擇：一是拖延大選舉行期限；二是進行政黨與選制改革，打破民盟一黨獨大的局面；三是直接解散民盟。然而一與三皆將引來國際譴責與民意挑戰，成本過高，唯有二可堪試用，但民意會否如軍方預期般四散，有待時間驗證，且儘管緬甸成為多黨制，亦無阻反軍政府方的結盟可能。

歸根結柢，如今的緬軍勢力仍在，但已產生與文人的結盟需要，不論對象是否為民盟。何以在軍文博弈、國家治理間求取平衡，將影響緬甸的發展之路。

2021年2月17日《香港01》：

2021年1月18日《多維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