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疫情入侵聖地：沙特如何與病毒作戰

於沙特而言，近來正是多事之秋，既要應對石油戰，也得防堵新冠疫情擴散。截至4月29日，沙特已有20,077例確診、152例死亡，這在中東乃至世界，都還稱得上可控案例，此般結果自是有賴於沙特的超前部署。然而疫情對沙特的真正衝擊，卻遠在人員傷亡之外。

早在新冠疫情前，沙特已於2012年起定期遭遇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侵襲。此病毒往往是藉駱駝、駱駝產品、感染患者傳遞，即便傳染性不強，卻仍導致1,029例感染、452例死亡，致死率高達44%。故沙特一直以來都不乏與冠狀病毒搏鬥的機會，只是今年換上了新對手。

3月2日，沙特驗出首例新冠肺炎確診患者，是名自伊朗返國、在巴林轉機的沙特公民。然而在此之前，沙特已於2月6日宣布禁止公民和居民前往中國旅遊，並停飛中沙直航，更在 2月27日公告暫停穆斯林至麥加與麥地那兩大聖城的副朝（Umrah）。

相比於伊朗掙扎至3月16日才宣布封閉庫姆的清真寺，彼時全國已有高達14,991人確診、853例死亡；沙特倒是相當果斷，在零確診階段便自我限縮宗教活動。兩者反應之所以如此不同，與彼此的統治正當性有關，即取決於「封閉聖地」是否牽涉政權存亡。

對伊朗而言，其社會階級分化嚴重，中產階級與精英過着世俗化的生活，並不執着於做禮拜與朝聖，但底層人民多以此為人生依歸。而近年來伊朗社會愈發不穩，中產與精英厭憎宗教禁令與壓抑的政治氛圍，底層人民則苦於凋敝經濟，政府位處其間，既要遏制反對勢力，也得小心討好群眾，自然不敢隨意封閉清真寺，以免觸怒底層人民。

反觀沙特，雖以瓦哈比為主要宗教意識型態，但其更多是作用於伊斯蘭世界的外交場域；人民雖需遵守性別隔離、不得飲酒等一系列宗教禁令，卻未必視開放朝覲為政府的維繫之本。在實際生活層面上，沙特因石油而累積了大量財富，導致全國有超過一半民眾依靠政府提供的公共部門宂職過活，這或許才是人們對政府最直觀的支持來源。故而沙特能較無內部罣礙地封閉兩聖城。

此外沙特於3月8日宣布關閉全國教育機構，同時對東部的卡提夫省（Qatif）實施宵禁，彼時全國雖只有11位確診案例，但卡提夫為沙特什葉派的集中地，與伊朗往來密切，故沙特可謂先下手為強；3月14日，全國餐廳消毒，遊樂園和娛樂區也盡數關閉，政府更下令禁止所有社交活動，包括葬禮和婚禮；3月15日，除藥房與超市外，所有公共場所一律不得開放營業；3月19日，宗教當局取消在麥加和麥地那兩地清真寺的每日祈禱與週五聚禮，此禁令隨後擴及全國清真寺；3月20日，沙特封國禁止外人入境，同時暫停所有國內航班、火車、公共汽車和出租車營業。 截至此日，全國不過344人確診。

由沙特的反應可看出，一來其相當畏懼疫情失控，二來其不似土耳其、伊朗等，因擔憂經濟而未敢停工，畢竟石油礦藏得天獨厚，沙特可將其轉化為經濟收益，用失業補助、福利津貼等贏取民心。故3月24日起，其又加碼宣布全國宵禁，所有國民不得於晚上7點至凌晨6點間外出。這時全國也不過767例確診。

除了積極杜絕感染外，沙特的防疫力道也體現在醫學表現上。除了透過固有的健保體系提供免費醫療，沙特政府也在4月派出150個醫療團，奔赴各市主動篩查，以發掘潛在感染源。在無數醫護人員努力下，沙特已進行超過500,000次篩檢，截至今日，在20,077例確診中，共有超過82%的患者是透過主動篩查驗出。

4月26日，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沙特王儲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通話商議後，沙特國家統一採購公司（NUPCO）與華大基因（Beijing Genomics Institute）簽署價值2.65億美元的醫療合同。在此框架下，中方將向沙特提供900萬盒病毒試劑，並派遣500名專業技術人員赴沙建立6座病毒檢測實驗室，同時培訓當地醫療人員。此一工程完畢後，沙特的病毒檢測能力將可上升至每日60,000次。

無獨有偶，除了自中國進口試劑外，沙特也同時從美國、瑞士和韓國輸入測試套件和化學試劑，屆時沙特的測試量預計將上升至1,450萬人，占人口總數的40％以上。此外為避免第一線醫護人員遭大規模感染，沙特已讓機器人醫生投入檢測工作中，其配有聽診器、耳鏡、護目鏡與內置攝像頭，有助於醫護人員自遠程判斷患者的基本健康狀況，減少接觸風險。

綜觀沙特在醫療上的種種舉措，應可將疫情控制在一定範圍內。然而病毒真正衝擊的，卻是沙特在伊斯蘭世界的話語權。

如前所述，與其餘穆斯林國家相比，沙特的防疫反應可謂相當迅速。埃及著名宗教學院艾茲哈爾大學直到3月下旬，才勉強建議穆斯林無需前往清真寺參加週五聚禮，以免發生群聚感染；但沙特早在零確診的2月便宣布暫停副朝，接下來是否宣布取消今年正朝（Haji），則尚在研擬中。

由公共衛生的角度觀之，沙特此舉自對防疫有利，卻也需付出經濟與政治代價。首先，朝覲每年可為沙特帶來數十億美元的經濟收益，但倘若世界疫情持續延燒，即便沙特自我防控良好，為避免境外輸入，也只能繼續封閉聖地，以免前期耕耘功虧一簣。如此一來，便勢必得放棄朝覲的經濟利益。

此外，沙特封閉聖地之舉，也會在無形中削弱其宗教話語權。放眼現下的伊斯蘭世界，多極化的潮流正在湧動。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沙特力行「伊斯蘭大團結」的外交政策，透過各式慈善組織、宗教學校、獎學金等計劃，向整個伊斯蘭世界輸出瓦哈比思想；然而這股力道，卻在近年遭遇了阻礙。

在海灣地區，卡塔爾是穆斯林兄弟會最大的贊助者，即便為此觸怒沙特與埃及，也在所不惜，甚至還在阿拉伯之春後加大讚助力道，並把招攬的雙手伸入敘利亞自由軍陣營；阿聯酋則偏好贊助海外蘇菲團體，尤其用心經營非洲大陸上的蘇菲派，時常邀請該區知名蘇菲學者前來出席會議。

而在巴爾幹半島，土耳其宗教事務局（Diyanet）也有所著力，其不僅出資修繕蘇聯時期拆毀的奧斯曼清真寺，也負責組織該區穆斯林前往麥加朝覲；伊朗則更是積極，這些年來，德黑蘭的呼喊傳入與印度尼西亞、波斯尼亞等地，以輸出軟實力、推廣波斯文化之名，逐步建立自己在宗教領域的話語權，更支持也門、伊拉克、黎巴嫩等地的武裝勢力。

雖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上述挑戰未必能顛覆沙特現有影響力，畢竟沙特已成功將反蘇菲、反什葉派等宗教理念主流化，並在許多國家播下聖戰的種子，此般成功經驗實難複製。但沙特地位逐漸下降也是不爭的事實，穆斯林諸國雖皆重視朝覲，卻也因近年的沙特政經影響力變化，而漸有政治化之舉。例如突尼斯、利比亞等地的伊瑪目便以「沙特介入也門內戰屠殺平民」等緣由，要求國民抵制朝覲。

此次疫情下，沙特帶頭封閉聖地、超前部署，卻少有穆斯林國家仿效，反而多在封閉清真寺與否上陷入膠着。原因一來是因各國皆有自己的苦衷與軟肋，二來則是沙特已非穆斯林的唯一領導，自然沒有一呼百應的榮景。而一旦缺乏人流支撐朝覲，沙特所謂兩聖地監護人地位，便也自然不再尊貴。疫情既揭露芸芸眾生的各行其是，也無疑加速了伊斯蘭世界的多極化進程。那空無一人的麥加天房，既是沙特的疫情腳註，也是伊斯蘭世界的碎片化隱喻。

本文發表於：

2020年4月29日《香港01》：

2020年4月30日《多維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