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疫情入侵聖地:沙特如何與病毒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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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沙特而言,近來正是多事之秋,既要應對石油戰,也得防堵新冠疫情擴散。截至4月29日,沙特已有20,077例確診、152例死亡,這在中東乃至世界,都還稱得上可控案例,此般結果自是有賴於沙特的超前部署。然而疫情對沙特的真正衝擊,卻遠在人員傷亡之外。

超前部署與大刀闊斧

早在新冠疫情前,沙特已於2012年起定期遭遇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侵襲。此病毒往往是藉駱駝、駱駝產品、感染患者傳遞,即便傳染性不強,卻仍導致1,029例感染、452例死亡,致死率高達44%。故沙特一直以來都不乏與冠狀病毒搏鬥的機會,只是今年換上了新對手。
3月2日,沙特驗出首例新冠肺炎確診患者,是名自伊朗返國、在巴林轉機的沙特公民。然而在此之前,沙特已於2月6日宣布禁止公民和居民前往中國旅遊,並停飛中沙直航,更在 2月27日公告暫停穆斯林至麥加與麥地那兩大聖城的副朝(Umrah)。
相比於伊朗掙扎至3月16日才宣布封閉庫姆的清真寺,彼時全國已有高達14,991人確診、853例死亡;沙特倒是相當果斷,在零確診階段便自我限縮宗教活動。兩者反應之所以如此不同,與彼此的統治正當性有關,即取決於「封閉聖地」是否牽涉政權存亡。
對伊朗而言,其社會階級分化嚴重,中產階級與精英過着世俗化的生活,並不執着於做禮拜與朝聖,但底層人民多以此為人生依歸。而近年來伊朗社會愈發不穩,中產與精英厭憎宗教禁令與壓抑的政治氛圍,底層人民則苦於凋敝經濟,政府位處其間,既要遏制反對勢力,也得小心討好群眾,自然不敢隨意封閉清真寺,以免觸怒底層人民。
反觀沙特,雖以瓦哈比為主要宗教意識型態,但其更多是作用於伊斯蘭世界的外交場域;人民雖需遵守性別隔離、不得飲酒等一系列宗教禁令,卻未必視開放朝覲為政府的維繫之本。在實際生活層面上,沙特因石油而累積了大量財富,導致全國有超過一半民眾依靠政府提供的公共部門宂職過活,這或許才是人們對政府最直觀的支持來源。故而沙特能較無內部罣礙地封閉兩聖城。
此外沙特於3月8日宣布關閉全國教育機構,同時對東部的卡提夫省(Qatif)實施宵禁,彼時全國雖只有11位確診案例,但卡提夫為沙特什葉派的集中地,與伊朗往來密切,故沙特可謂先下手為強;3月14日,全國餐廳消毒,遊樂園和娛樂區也盡數關閉,政府更下令禁止所有社交活動,包括葬禮和婚禮;3月15日,除藥房與超市外,所有公共場所一律不得開放營業;3月19日,宗教當局取消在麥加和麥地那兩地清真寺的每日祈禱與週五聚禮,此禁令隨後擴及全國清真寺;3月20日,沙特封國禁止外人入境,同時暫停所有國內航班、火車、公共汽車和出租車營業。 截至此日,全國不過344人確診。
由沙特的反應可看出,一來其相當畏懼疫情失控,二來其不似土耳其、伊朗等,因擔憂經濟而未敢停工,畢竟石油礦藏得天獨厚,沙特可將其轉化為經濟收益,用失業補助、福利津貼等贏取民心。故3月24日起,其又加碼宣布全國宵禁,所有國民不得於晚上7點至凌晨6點間外出。這時全國也不過767例確診。

逐日增長的篩檢能力

除了積極杜絕感染外,沙特的防疫力道也體現在醫學表現上。除了透過固有的健保體系提供免費醫療,沙特政府也在4月派出150個醫療團,奔赴各市主動篩查,以發掘潛在感染源。在無數醫護人員努力下,沙特已進行超過500,000次篩檢,截至今日,在20,077例確診中,共有超過82%的患者是透過主動篩查驗出。
4月26日,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沙特王儲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通話商議後,沙特國家統一採購公司(NUPCO)與華大基因(Beijing Genomics Institute)簽署價值2.65億美元的醫療合同。在此框架下,中方將向沙特提供900萬盒病毒試劑,並派遣500名專業技術人員赴沙建立6座病毒檢測實驗室,同時培訓當地醫療人員。此一工程完畢後,沙特的病毒檢測能力將可上升至每日60,000次。
無獨有偶,除了自中國進口試劑外,沙特也同時從美國、瑞士和韓國輸入測試套件和化學試劑,屆時沙特的測試量預計將上升至1,450萬人,占人口總數的40%以上。此外為避免第一線醫護人員遭大規模感染,沙特已讓機器人醫生投入檢測工作中,其配有聽診器、耳鏡、護目鏡與內置攝像頭,有助於醫護人員自遠程判斷患者的基本健康狀況,減少接觸風險。
綜觀沙特在醫療上的種種舉措,應可將疫情控制在一定範圍內。然而病毒真正衝擊的,卻是沙特在伊斯蘭世界的話語權。

對伊斯蘭話語權的衝擊

如前所述,與其餘穆斯林國家相比,沙特的防疫反應可謂相當迅速。埃及著名宗教學院艾茲哈爾大學直到3月下旬,才勉強建議穆斯林無需前往清真寺參加週五聚禮,以免發生群聚感染;但沙特早在零確診的2月便宣布暫停副朝,接下來是否宣布取消今年正朝(Haji),則尚在研擬中。
由公共衛生的角度觀之,沙特此舉自對防疫有利,卻也需付出經濟與政治代價。首先,朝覲每年可為沙特帶來數十億美元的經濟收益,但倘若世界疫情持續延燒,即便沙特自我防控良好,為避免境外輸入,也只能繼續封閉聖地,以免前期耕耘功虧一簣。如此一來,便勢必得放棄朝覲的經濟利益。
此外,沙特封閉聖地之舉,也會在無形中削弱其宗教話語權。放眼現下的伊斯蘭世界,多極化的潮流正在湧動。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沙特力行「伊斯蘭大團結」的外交政策,透過各式慈善組織、宗教學校、獎學金等計劃,向整個伊斯蘭世界輸出瓦哈比思想;然而這股力道,卻在近年遭遇了阻礙。
在海灣地區,卡塔爾是穆斯林兄弟會最大的贊助者,即便為此觸怒沙特與埃及,也在所不惜,甚至還在阿拉伯之春後加大讚助力道,並把招攬的雙手伸入敘利亞自由軍陣營;阿聯酋則偏好贊助海外蘇菲團體,尤其用心經營非洲大陸上的蘇菲派,時常邀請該區知名蘇菲學者前來出席會議。
而在巴爾幹半島,土耳其宗教事務局(Diyanet)也有所著力,其不僅出資修繕蘇聯時期拆毀的奧斯曼清真寺,也負責組織該區穆斯林前往麥加朝覲;伊朗則更是積極,這些年來,德黑蘭的呼喊傳入與印度尼西亞、波斯尼亞等地,以輸出軟實力、推廣波斯文化之名,逐步建立自己在宗教領域的話語權,更支持也門、伊拉克、黎巴嫩等地的武裝勢力。
雖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上述挑戰未必能顛覆沙特現有影響力,畢竟沙特已成功將反蘇菲、反什葉派等宗教理念主流化,並在許多國家播下聖戰的種子,此般成功經驗實難複製。但沙特地位逐漸下降也是不爭的事實,穆斯林諸國雖皆重視朝覲,卻也因近年的沙特政經影響力變化,而漸有政治化之舉。例如突尼斯、利比亞等地的伊瑪目便以「沙特介入也門內戰屠殺平民」等緣由,要求國民抵制朝覲。
此次疫情下,沙特帶頭封閉聖地、超前部署,卻少有穆斯林國家仿效,反而多在封閉清真寺與否上陷入膠着。原因一來是因各國皆有自己的苦衷與軟肋,二來則是沙特已非穆斯林的唯一領導,自然沒有一呼百應的榮景。而一旦缺乏人流支撐朝覲,沙特所謂兩聖地監護人地位,便也自然不再尊貴。疫情既揭露芸芸眾生的各行其是,也無疑加速了伊斯蘭世界的多極化進程。那空無一人的麥加天房,既是沙特的疫情腳註,也是伊斯蘭世界的碎片化隱喻。
本文發表於:
2020年4月29日《香港01》:
2020年4月30日《多維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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