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真寺到治理：疫情中的伊斯蘭世界

伊斯蘭世界曾是人類的醫學殿堂，影響了歐洲近百年的醫療發展；然時移世易，在此波新冠疫情肆虐下，其終究無可避免地淪陷。從西亞、中亞、東南亞到北非，伊斯蘭世界共有超過3萬多人確診，其中伊朗尤其嚴重，已有近3萬起確診案例，並共造成2千多人喪命。

然而病毒看似可怕，卻不過是引子。此次疫情就像野火，以人命為薪，直燎伊斯蘭世界的核心，既撼動固有宗教實踐，也激化治理權的爭奪戰，更令隱於其中的脆弱生命暴露無遺。

疫情的第一衝擊，便是重挫了清真寺的空間政治。於穆斯林而言，集體禮拜是維繫認同、動員社會的重要途徑；而這一切的作用力道，便發酵於清真寺這個空間裏。

在人類的日常生活中，所謂空間看似不過物質、幾何、材料與結構：咖啡館有濃鬱烘香、書店有滿堂經笥、教室儘是桌椅設備、清真寺遍地拜毯，人類棲身其中，安憩、閲讀、學習、禮拜，任時間流動而過。在這種視角下，空間看似紋風不動，是種客觀靜態的存在，是被賦予功能的純粹形式，但實則不然。

以伊斯蘭世界的清真寺為例，所謂空間，並不僅是意識形態的場域，也是關係的集合體。在清真寺中，禮拜、聚會、讀經等社會活動依序鋪展；隱於其下的，則是空間作為政治和權力工具的事實。清真寺不僅是喚拜塔、圓頂、禮拜殿組合而成的建築體，也服膺於伊斯蘭規訓。而正是在這個意象上，禮拜空間成了一連串社會、政治關係再生產的場所。

首先，穆斯林要能舉止合宜的集體禮拜，便要透過熟稔此道者帶領，對其加以學習模仿，對象可為家人、親友、長輩或師長，而這便是透過宗教實踐所建立的群己關係；再者，禮拜的召喚一向由清真寺發出，喚拜者會在確認時辰後，登上喚拜塔，召喚群眾前來聚集，一日五次。此情此景，則形同是對小區整體的例行動員，帶有軍事點名的影子。

進到清真寺後，眾人集體面向麥加方向，齊聽伊瑪目（Imam）主持禮拜，這其中夾雜着無數命令與上下關係，不僅有宗教經文，更有政治意識型態的宣揚；待至禮拜結束後，清真寺仍持續再造着社會關係，許多穆斯林皆因同在某一清真寺禮拜而結識，進而共組朋友圈，共同參與活動、支持某一政治理念。而這便是埃及穆兄會得以建立王國版圖的基礎，也是沙特何以不斷向他國輸出清真寺、伊瑪目之故；穆兄會藉著清真寺系統動員群眾、招募志士，沙特則藉清真寺與伊瑪目輸出瓦哈比思想，進而遂行宗教外交。

在伊斯蘭世界中，清真寺掌握了人們的時間意識與認同，每次喚拜，都是烏瑪（Ummah，意指穆斯林共同體）的再邀請，也是政治理念的再動員。綜觀伊斯蘭世界的政治動蕩，從以巴衝突、黎巴嫩內戰、兩伊戰爭、海灣戰爭、大小恐攻再到阿拉伯之春，清真寺屢屢發揮動員力量，也每每成為攻擊對象。在那圓頂與喚拜塔之下，空間已成政治，政治也彌散在空間裏。

然而隨着新冠疫情日漸嚴重，清真寺的空間政治也開始變質。先是沙特暫停朝覲，再是各國相繼封城，並且紛紛關閉清真寺、取消周五聚禮（Jummah），要求穆斯林只能在家中禮拜，以避免群聚感染。此番出於衛生安全考慮的舉措，不僅意外削弱了伊瑪目們的話語權，也直接重挫了清真寺的社會角色，結果導致人們用不同方式處理此番「權力真空」。

穆斯林相信政府與醫學話語，對清真寺望而卻步，選擇留在家中禮拜。如今伊斯坦布爾的藍色清真寺、耶路撒冷的圓頂清真寺、卡薩布蘭卡的哈桑二世清真寺等著名地標皆已關閉，也有些伊瑪目公開呼籲，要求民眾千萬不要外出禮拜。平心而論，上述舉措確實有在消弭清真寺的空間政治外，起到防疫效果。

然而對其他穆斯林來說，政府此舉無異侵犯人權，不僅剝奪自己接近真主的機會，也實在小題大作。於是這些人一方面把氣出在國內華人身上，一方面又認為醫學話語誇大了新冠病毒的威力，內心更篤信一切都是真主安排，倘若自己真不幸中獎，也是因為真主召喚。

此般邏輯的深層動因，其實與英國的「群體免疫」如出一轍，即人類社會不應因疫情，而將生活中的其他元素盡數讓位於政府的防疫話語，乃至社會活動全部停擺。群體免疫的目標，是選擇接受人染病，來換取經濟的延續和社會的最終免疫；伊斯蘭世界要求繼續開放清真寺的聲音，則是要維繫自己與社會的信仰，即便可能喪失性命。

於是當政府要求縮減集體宗教實踐時，伊斯蘭世界的反抗隨即遍地開花，形成宗教與世俗爭奪治理空間的局面，而這便是疫情帶來的第二波衝擊。

在摩洛哥，人們反抗政府的方式，就是讓整個小區成為一座露天清真寺，結果便出現了以下畫面：夜幕低垂，萬家燈火，寧靜的夜空突然響起整齊劃一的喚拜聲，原來是無法出門禮拜的人們全到了自家陽台上，以天為穹，集體做禮拜。

在伊朗，政府起初懼於民意，未敢封城，但眼看疫情加劇，只好取消周五聚禮、關閉清真寺，並強硬封鎖庫姆（Qom）等什葉聖城，結果就是引發眾怒，導致人群紛紛聚在清真寺前怒吼道：「就算是當年蒙古人打來，我們都還能繼續作禮拜！」；伊拉克則更是嚴重，某些穆斯林與清真寺完全不顧政府禁令，照常作禮拜，最後政府只好出動軍隊封鎖清真寺，這才斷了人民的念頭。

然而，許多國家面臨類似伊拉克的狀況時，卻完全不敢徹底執法。例如在聽來專制的埃及，政府雖趁機將新冠病毒當成打壓伊斯蘭勢力的武器，將其宣傳為穆兄會的生化攻擊，卻顯然不敢得罪廣大的穆斯林百姓，只能勸阻性地發佈命令與廣播呼籲：「奉勸大家留在家中作禮拜」、「請各大清真寺縮短禮拜時程，好降低感染機率」。

其餘宗教與公權力的話語拉扯，還有像伊朗某些神職人員，開始在網絡上提供各類缺乏醫學根據的抗疫偏方，例如多梳頭、多吃蘋果與黑糖、多聞鼻煙壺、可在睡前將浸泡紫羅蘭葉油的棉球放入肛門等，且還真有民眾照作，政府澄清又不怎麼有效，最後還得靠其他神職人員出來呼籲民眾萬勿輕信；另外馬來西亞竟還推出不含酒精的「清真消毒劑」，可想而知，自是效用不大。

宗教與世俗公權力的鬥爭，長年存在於伊斯蘭世界，這不僅是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打造新土耳其時的煩惱，也是此波疫情註定要逼出的挑戰。這兩派勢力各在伊斯蘭世界握有一定治理權，雙方江山雖非壁壘分明，卻也難以完全互融，此次疫情，等於是為此矛盾提供了新戰場。

但在意識形態戰場外，伊斯蘭世界要面對的，還有分配不均的現實問題。這個世界內不僅有富裕的海灣石油國，也存在像阿富汗、伊拉克、也門、敘利亞難民營、加沙走廊等動亂地帶，其公衛系統極其脆弱，檢測能力也是極度不足。這些地方回報的確診人數雖低，卻並非真是沒有病患，而是許多生命在得以接受診治前，便早已消逝得無聲無息，無人聞問。

伊斯蘭世界就像個極度複雜的蜂巢，層層蜜蠟間，既存在清真寺所圍出的政治空間，也包含宗教與世俗相互鬥爭的治理空間。在洪水般的病毒大軍入侵後，這些空間無一能自保，活於其中的眾多人民，也註定要走上一段漫長而艱苦的抗疫之路。

本文發表於：

2020年3月28日《香港01》：

2020年3月28日《多維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