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阿里去世，一段突尼西亞近代史的終結

2019年9月19日，前突尼西亞總統本·阿里於麥加去世，八年的沙烏地流亡歲月也因此畫下句點。自1983年的＂麵包騷亂＂起，這位北非強人有過政變掌權的無限風光，也經歷革命逼宮的倉皇逃竄，他的一生功過難定，卻足以撐起半部突尼西亞近代史。

若沒有1983年的麵包騷亂，本·阿里（1936–2019）的掌權之路恐仍充滿變數，而這一切還得從突尼西亞的另半部近代史－哈比卜·布爾吉巴談起。哈比卜·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1903–2000）是突尼西亞第一任總統，早年曾至巴黎留學，歸國後服務法界，擔任律師一職。其本為親法的知識份子，卻因回國後遭遇的種種不平等待遇，逐漸倒向反法陣營；更因一場天主教活動，投入了民族解放運動。

1930年代正是法國殖民北非的巔峰期，故天主教世界的盛事－聖體大會（Eucharistic congress），首度於1930年移至非洲的突尼西亞舉行，這場活動同時也意在慶祝法國入侵阿爾及利亞一百週年；然而此舉在北非穆斯林看來，簡直就是赤裸裸的羞辱，聖體大會舉行之際，更有歐洲人打扮成十字軍模樣，大搖大擺在突尼西亞街頭遊行，雙方終於擦槍走火，爆發了流血衝突。許多突尼西亞民眾因而被捕下獄，布爾吉巴正好擔任其中幾人的辯護律師，本就對法國殖民統治心懷不滿的他，經此刺激，終於棄法從政。而歷經20年的武裝鬥爭與政治分裂後，突尼西亞在1956年獨立，布爾吉巴也於1957年成了首任總統。

然而布爾吉巴雖站在反殖的第一線，卻深受留法期間的世俗主義薰陶，故其作風與土耳其的凱末爾極為相像，即推行諸多去宗教的現代化政策，削弱伊斯蘭在突尼西亞的政治社會角色－廢除宗教法庭、禁止一夫多妻制、為禁絕童婚而將婦女的法定結婚年齡提高到17歲等；更在齋戒月期間建議全國民眾不要禁食，還公然上電視喝柳橙汁以身作則，因而招來其他阿拉伯元首的激烈批評；其也屢屢嘲諷穆斯林婦女的蒙面傳統，並公開戲稱面紗是”可憎的抹布”，引發眾多許多烏里瑪的反彈。

除社會改革外，布爾吉巴雖也頗有經濟建樹，卻仍為突尼西亞埋下了隱患。1962年，突尼西亞走上社會主義路線，開始搞國有化、農業合作社與五年計畫，然而作物歉收與生產效率不彰不僅讓第納爾重貶25%，還引發農民暴動，布爾吉巴只好改走資本主義路線，私有制於是在1970年代捲土重來，恰好突尼西亞又在此時探勘出石油，加上旅遊業的蓬勃發展，舉國經濟可謂一片繁榮。然而好景不常，大規模私有化導致許多國有企業員工失業，布爾吉巴晚年的突尼西亞政壇又恩庇主義（Clientelism）橫行，民眾的不滿就像蓄勢待發的火山，在1983年噴向天際。

當時國際油價下跌，突尼西亞經濟因而嚴重受創，布爾吉巴於是向IMF尋求貸款；而IMF雖同意撥款，卻要求突尼西亞出台相關經濟配套措施，最後布爾吉巴在12月29日宣布取消食品補貼，結果麵包與麵粉的價格隨即飆漲一倍以上，窮人於是群起上街，由南部半沙漠區的內夫薩瓦（Nefzaoua）綠洲開始，工人、婦女、兒童、學生成群結隊地襲擊警察局、黨部、國民警衛隊與市政廳，騷亂逐漸擴及全國各地，布爾吉巴於是在1984年1月3日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而這正是本·阿里的崛起契機。

彼時的本·阿里還是突尼西亞駐波蘭大使，但由於其曾擔任過國安局局長，於是被急召回國弭平騷亂。接下這個燙手山芋後，本·阿里不負眾望，大舉鎮壓群眾，還動用了直升機與坦克車，造成150人喪命，騷亂因而散去。然而請神容易送神難，布爾吉巴這麼一召，雖說解決了外部危機，卻引狼入室，禍起蕭牆。三年之後，本·阿里發動政變，布爾吉巴被迫退位，將書寫歷史的大權讓給了曾經的下屬。

本·阿里出身軍旅，曾至法國特種兵學校與砲兵學校受訓，後又到美國學習情報工作，1964年回國後便創立了軍事安全局，擔任首任局長，為布爾吉巴政權服務。然而本·阿里的仕途並非一帆風順，在軍事安全局服務10年後，其調任駐摩洛哥大使館武官，並於三年後回國接任國安局局長，卻又在升任准將後調派為駐波蘭大使，明顯被逐出了權力核心。

然而1983–84年的麵包騷亂卻給了本·阿里翻身的機會，同年10月其升為將軍，接著一路做到了突尼西亞總理，兼內政部長與總書記，並終於在1987年讓醫生提了份健檢報告，宣告總統布爾吉巴年事已高、無法視事，接下來將由本·阿里接班，不流血政變就這麼發生了。然而有鑑於布爾吉巴的尊貴地位，本·阿里只是讓其撤出迦太基宮（突尼西亞總統官邸），並將其軟禁在莫納斯提爾（Monastir）的別館，衣食俱全，也提供醫療照護。

如此作為，除感念其栽培外，更多的或許是為繼承布爾吉巴的政治遺產，並穩定人心。2000年，布爾吉巴以96歲高齡逝世，本·阿里備極哀榮，讓覆蓋突尼西亞國旗的裝甲車護送其遺體，並廣邀各國政要參加葬禮，出席的包括法國總統雅克·希拉克（Jacques René Chirac）、阿爾及利亞總統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巴勒斯坦領導人亞西爾·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與埃及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等，一代強人就此別過。

本·阿里上任後著手改革政治，放寬了布爾吉巴任內設下的諸多限制。首先其推動修憲，廢除終身總統制，並將總統的任期限制為五年，且不得連任超過兩次。而布爾吉巴生前極力壓制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左翼組織，也在本·阿里上台後尋得了短暫的喘息空間，不僅參與國會選舉，還能在報紙上發表反對政府的言論，本·阿里也釋放多名被關押的激進伊斯蘭份子。

然而，此番開放卻逐漸反噬政權的穩定性。本·阿里的改革初衷意在塑造自己的開明形象，以及獲取伊斯蘭勢力的支持，避免其與黨內政敵合作，將初登大位的自己拉下台。沒想到伊斯蘭組織就像出閘的猛虎，不僅不願配合，甚至暗中坐大；本·阿里雖說廢黜了布爾吉巴，但同樣身為留法歸國的政壇菁英，在堅持世俗主義這點上可謂一脈相承，故一看苗頭不對，便在1989年下令取締伊斯蘭組織，於是風光一時的激進伊斯蘭份子又被關回牢內，各大傳媒也開始自我審查；本有任期限制的總統之位，也因本·阿里下令修憲，而廢除了連任限制，終身總統制於焉復活，突尼西亞似乎又逐漸重回布爾吉巴時代。然而，即便本·阿里渴望權力的野心昭然若揭，但他在民間的高人氣確實無人能敵，1999、2004、2009年三次總統大選，本·阿里的得票率從未低於89%，或許就算不修憲，要當個終身總統也不是什麼難事。這箇中關鍵，就是突尼西亞的經濟奇蹟。

本·阿里上任後改革突尼西亞的經濟體制，並積極招攬外資，更透過親西方的外交政策與歐盟交好，拓展貿易關係並招徠歐洲觀光客。在其任內，突尼西亞的人均GDP從1986年的1,201美元增至2008年的3,786美元，整整增加了2倍；在《 2010–2011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中，突尼西亞在全球139個國家中排名非洲第一，在世界排名第32；在波士頓諮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簡稱BCG）2010年7月發布的《非洲挑戰者》報告中，突尼西亞與多哥、奈及利亞、安哥拉、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埃及、南非同列非洲八雄獅（八國佔非洲70％生產總值）。

然而歷史往往喜歡開人玩笑，全世界大概都沒想到，突尼西亞會在經濟一片大好時，突然爆發一場令總統倉皇出走的動亂，且還擴及整個阿拉伯世界，利比亞的格達費、埃及的穆巴拉克、葉門的薩利赫政權接連垮台，敘利亞至今仍深陷內戰戰火，而這一切的起因，不過是場小販與城管的衝突。

2010年12月17日，二十六歲的穆罕默德·布阿齊茲（Mohamed Bouazizi）在突尼西亞南部的西迪·布茲德（Sidi Bouzid）擺攤，他是八口之家唯一的經濟來源，這時一個女城管前來取締其無照營業，布阿齊茲想像過去一樣，支付10第納爾罰款了事，沒想到這次女城管直接沒收了他的蔬果攤車。布阿齊茲立即趕往市政廳申訴，要求城管退還農產品與推車，但沒被受理。求助無門下，布阿齊茲選擇了自焚，風波由此而生。

在這位年輕人自焚的第二天，消息早就傳得滿城風雨，民眾紛紛上街示威，並與警方爆發了衝突，駭人的自焚照在社交媒體上大肆流竄，結果全國都開始了示威遊行。為平息動亂，本·阿里於12月28日前往醫院探視布阿齊茲，但卻沒甚麼效果，2011年1月4日布阿齊茲去世，群眾的激憤更是一發不可收拾。

而會引發如此動亂的原因，一是突尼西亞長年的經濟發展不平等，二是各家媒體的推波助瀾。以西迪·布茲德為例，其本是貧困的農業區，後在政府政策下，搖身一變為機械化的大型資本主義農場，成了突尼西亞的重點農業區。然而在這波扶農活動中，得利的卻多是來自斯法克斯（Sfax）與薩赫勒（Sahel）的富農與投資者；當地小農戶的待遇並未提升，反而被剝削地更嚴重。

另一方面，儘管經濟數據亮眼，但突尼西亞的失業率卻居高不下，青年失業率尤其嚴重；而本·阿里大舉扶持企業也加重了恩庇主義，貪腐、尋租與裙帶關係成了常態。許多大學青年一畢業便面臨失業問題，但看著大老闆與官員吃香喝辣，不免生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怨恨，即便恩庇主義與高失業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布爾吉巴任內就有的產物，但日趨強烈的相對剝奪感，仍將這股怒火引向了本·阿里政權。整個突尼西亞經濟就像燉著羊肉的壓力鍋，高壓能逼出羊肉的鮮郁，但鍋裡的壓力顯然全都壓在底層農工身上，時間一久，自然炸裂。

而在這場動亂中，媒體的角色也至關重要。在布阿齊茲自焚的前幾個禮拜，維基解密和五家大報（西班牙的《埃爾佩斯》、法國的《世界報》、德國的《明鏡》、英國的《衛報》和美國的《紐約時報》）於2010年11月28日同時發布了220個遭洩的機密文件，其中包括突尼西亞政權貪腐、審查與鎮壓的相關描述。不論其可信度如何，維基解密的信息確實挑起突尼西亞人民的憤怒，助長了幾週後的示威力道。而動亂正盛時，卡達的半島電視台、英國的BBC完全採用了支持示威者的報導立場，對本·阿里的統治正當性更是一大打擊。

在1984年的麵包騷亂中，突尼西亞軍隊與布爾吉巴、本·阿里站在一起鎮壓群眾；但在2010年的自焚事件中，軍隊卻對總統愛理不理，本·阿里警覺到事情不對後，決定保命要緊，於是在1月14日搭機倉皇出逃，本來打算在一向支持自己的法國降落，沒想到薩克吉不敢接這燙手山芋，本·阿里只好往東邊的阿拉伯世界飛去，最後在沙烏地尋得了政治庇護。從動亂發生到總統出逃的1個月內，美、法兩國皆公開為本·阿里緩頰多次，畢竟突尼西亞不僅立場親西方，也時常穿梭歐美與巴勒斯坦間斡旋調停，更是北非的經濟強國之一；其政治開放度與人權紀錄或許不如歐美民主國家，但絕對好過產油的海灣君主國。然而上天這次沒能順他們的意。

此次動亂在突尼西亞國內多被稱為＂革命＂（ثورة）、＂西迪·布茲德革命＂（ثورة سيدي بوزيد）或＂尊嚴革命＂（ثورةالكرامة），＂茉莉花革命＂一詞反多為外國媒體所用；而若由突尼西亞本國史出發，其實也有＂茉莉花革命＂一詞，但指的卻是當年本·阿里政變上台這件事，語境完全不同。而外國媒體使用＂茉莉花革命＂一詞，除了因茉莉花是突尼西亞國花外，更大的原因是這種用法符合其一貫邏輯，即把非民主國家（或領導人有爭議的國家）的群眾示威以花果、顏色、植物命名，以象徵公民力量的純潔美好，例如1974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2003年喬治亞的玫瑰革命、2005年吉爾吉斯斯坦的鬱金香革命、2005年黎巴嫩的雪松革命、2007年緬甸的番紅花革命、2009年摩爾多瓦的葡萄革命等，其實就是把所有不是發生在自己國家的示威描述成自由與獨裁的決鬥、光明與邪惡的對峙，彷彿成功之後世界更美好，即便遭受血腥鎮壓也雖敗猶榮。

但恰恰是這種視角，抹去了各地的本土脈絡與結構鬥爭，將複雜的問題簡化為黑白對決，並期待換個領導人就能自動修正所有問題，不僅過於天真，也是種無情無知的一廂情願。突尼西亞之後，中東各國相繼出現群眾示威，西方媒體上也跟著冒出＂蓮花革命＂（埃及）、＂咖啡革命＂（葉門）等用語，這波運動最後被冠上＂阿拉伯之春＂的雅號，更有人稱之為繼東歐共產政權崩解之後的＂第四波民主化＂。然而多年過去了，埃及仍是軍方出身的塞西掌政，利比亞分崩離析形同回到部落時代，葉門內戰成了沙烏地、美國、伊朗的軍火擂台，敘利亞內戰導致大批難民湧向歐洲，許多國家不僅沒有解決原先的問題，反而製造出更多問題，甚至連＂國家＂本身都消失了。

本·阿里的逝世象徵一段突尼西亞近代史的終結。他與布爾吉巴有著類似的開頭：身為留法菁英卻又致力反殖，上台後壓抑伊斯蘭勢力，讓國家走世俗化路線，並以經濟改革與恩庇主義來穩定政權；但兩人同樣都沒猜中自己的結局，統治地風生水起，卻下台下地電光石火。

如今的突尼西亞已迎來革命後的第八年，失業與分配不均的問題沒能解決，而沒人壓制的極端伊斯蘭勢力卻破土而出，許多突尼西亞年輕人之所以沒有上街自焚，有部分原因就是在恐怖組織內找到了工作；而近年接連發生的多起酒店爆炸案，對仰賴觀光收入的突尼西亞經濟來說，無疑更是雪上加霜。斯人已逝，在突尼西亞人的記憶中，本·阿里年代或許是段繁華的黃金歲月，也或許是段專制的黑暗過去，矛盾的感受在革命與發展的光影下斑駁，並將如鬼魅般，一路糾纏著突尼西亞近代史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