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一聊到沙烏地的女權現狀，總會出現蒙面黑袍裝、男性親屬作保制、性別隔離等關鍵字。蒙面黑袍裝尤其跟保守意識形態掛勾，成為瓦哈比最顯而易見的代名詞。但在性別話語下，人們往往會忽略服裝的政治性，以及其在諸多穆斯林國家歷史進程中的特殊意涵，以沙烏地為例，蒙面黑袍原非半島遊牧民族的傳統服飾，卻在1960年代開始的覺醒運動浪潮下被標舉為正統，並成為當地女性的標準服飾，直至今日。
穆斯林婦女服飾的原始型態
黑袍的阿拉伯文為عباءة或عباية（Abaya），原本也可譯為罩袍，但現已逐漸被黑袍的意象寡占；頭巾一般稱為حجاب（Hijab），面紗則多用نِقاب（Niqab）。而中東女性自我遮蔽的習俗既有宗教因素，也受環境氣候影響，但這兩者卻又不完全獨立。
首先由宗教規範來看，古蘭經24:31中寫道：＂你對信女們說，叫她們降低視線，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飾，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們用面紗遮住胸瞠，莫露出首飾，除非對她們的丈夫，或她們的父親，或她們的丈夫的父親，或她們的兒子，或她們的丈夫的兒子，或她們的兄弟，或她們的弟兄的兒子，或她們的姐妹的兒子，或她們的女僕，或她們的奴婢，或無性欲的男僕，或不懂婦女之事的兒童；叫她們不要用力踏足，使人得知她們所隱藏的首飾。信士們啊！你們應全體向真主悔罪，以便你們成功。＂
第33章59節則寫道：＂先知啊！你應當對你的妻子、你的女兒和信士們的婦女說：她們應當用外衣蒙著自己的身體。這樣做最容易使人認識她們，而不受侵犯。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
這兩段可說是最常被用以證成罩袍、頭巾合理性的經文。但早在伊斯蘭肇基前，罩袍、頭巾與面紗就已是半島婦女的傳統服飾，甚至發源於中東的其他一神教：猶太教、基督教等，都有要求婦女以巾覆發、遮蔽身體的傳統，這其實與適應沙漠氣候而生的當地衣著息息相關。
而後隨著伊斯蘭教的擴散傳播，非沙漠氣候區的穆斯林婦女也受信仰影響，有了遮蔽自我的習慣。大約從阿拔斯王朝開始，包頭巾的習俗成了普遍的現象，並隨地域與時光流轉，與罩袍一起幻化出不同的造型。今日我們除了透過細密畫來考察古代穆斯林女的衣著外，也能藉西方探險家、外交官、考古學者留下的19世紀老照片略窺一二。
這些老照片有的是萬國博覽會的展品，有些是外交官的行旅紀錄，有些則是印製明信片所需的商業照。其中最著名的，應屬生於鄂圖曼帝國的敘利亞/亞美尼亞混血攝影家－帕斯卡．薩巴赫（Pascal Sébah）的作品，不僅數量豐富，更兼具田野檔案性質，為19世紀的鄂圖曼服飾留下了詳實的記錄。
而除薩巴赫外，一戰後在巴格達最有影響力的考古學者兼政治家戈楚貝爾（Gertrude Bell），也留下了不少珍貴的影像紀錄。
北非地區也因英法殖民勢力的浸染，而留下不少20世紀後的婦女服飾照，成為可用檔案。
由上述影像可見，中東的服飾相當多元，並非所有穆斯林婦女都著蒙面黑袍裝，但也並非只有穆斯林婦女才會包頭、遮蔽自身。今日所見的伊斯蘭服裝規範，可說是基於教義與發源地氣候環境，相互建構而成，並在成為傳統後，不斷被政治勢力召喚而出，沙烏地的蒙面黑袍裝即為一例。
沙烏地各部服飾
考察沙烏地的服裝史，由於留下的圖像紀錄不多，故只能由僅有的老照片、復原的考古出土物來爬梳當年的生活。部落時代的沙烏地婦女服裝有兩大特色，一是普遍多首飾、多刺繡，二是各部落的服飾皆不同。
首飾與刺繡並非只有裝飾效果，還具備了不同部落間的識別功能，也與該婦女在部落內的社會階級息息相關；除此之外，還有一層防盜顧慮。首飾一旦在無人目擊處遭竊，則部落人人都有嫌疑，長此以往勢必削弱彼此的信任，故索性戴在身上，既保全財產，也維護部落團結。
而各部落的服飾差異，除了受生活環境形塑，也與部落的生產模式緊密相連，例如沙烏地西部的Jahdaly部落，其活動範圍是麥加到紅海間的沿海平原，與漢志山脈緊密相連，當地氣候悶熱多雨，土壤肥沃，故人民生活較為富庶。婦女多穿進口的紅、橙、棕色布料拼飾的服裝，並戴有小遮陽棚功能的方形頭飾，袖口長度只到手肘，便於散熱。
而塔伊夫（Taif）區的Thaqeef部落住在禁谷（Wadi Mahram）附近，再往遠處走便是紅海，故其出土的傳統服飾上，有許多貝殼裝飾的刺繡。
而在沙烏地國界之南的阿西爾區（Asir）位處高地，氣候涼爽，有超過3000公尺高的梯田，夏冬兩季皆降雨，濕潤可耕。當地婦女會在長裙內著褲裝，且不論男女都用布巾纏頭，以方便下田耕作。
上述部落大抵活在沙烏地的地理友善區，若非近海能捕漁獲、經營貿易，便是占了高地降雨優勢，能過上涼爽濕潤的農耕生活。然而最終統一半島建立王國的，卻是位處內陸、長年乾燥的內志（Najd，نجد）沙烏地部落，其藉瓦哈比思想異軍突起，超克了百年的生存劣勢。
內志雖然也是高地，但南部的阿西爾終究還是離海岸線近，受水氣眷顧；內志則燥熱無比，故居民多為遊牧的貝都因人，或住在綠洲裡的農民。當地氣溫能高過攝氏54度，因此人們通常住在涼爽的泥屋中，女性的衣服也十分寬鬆，長袍大袖，以利散熱。
聖城麥加與附近的吉達則較為特殊。每年有上萬朝覲人潮奔赴麥加而來，當地部落因而常能見到半島以外的旅人，久而久之便成了多國服飾的大熔爐，其傳統服裝常有異國的元素在其中。
而沙漠婦女的服飾，也是半島精神的體現。日本的文化史學家和辻哲郎曾將世界分成三種「風土」－季風型、沙漠型、牧場型，所謂「風土」並不僅指氣候、地形，更是「人存在於世的制約」。其中季風型的風土以印度為經典，中國與日本則是其中的特例；沙漠型以阿拉伯半島為經典，埃及、蒙古相對混雜；牧場型則以歐洲國家為主。和辻哲郎認為沙漠型風土的核心就是「乾燥」，若以名句「人間到處有青山」來比喻，那沙漠型風土就是「非青山」，也就是沒有生機的死山。
而正因外在環境惡劣乾燥，故沙漠中人的生活核心就是「渴望」，人與自然的關係鬥爭又對抗；若上升到精神層次，沙漠風土裡的人民往往喜歡創造反自然、不天然的事物，例如葉門亞丁灣旁，有一大片在沙漠中看來十分突兀的白屋聚落，人造之感與自然景觀形成強烈對比；埃及金字塔背後也是一樣的精神，尼羅河谷地形蜿蜒，形成許多破碎的耕地，因此埃及人創造出了精確的三角形立體－金字塔；阿拉伯藝術、沙漠服裝中華麗多彩的裝飾也是悖反于單調景觀的產物，若不瞭解沙漠人「反抗自然」的精神，就無從理解其藝術精神的由來。
然而這樣的藝術精神，在沙烏地建國後，卻逐漸受西方現代性、資本主義、瓦哈比主義侵蝕，退出了服裝的場域，沉潛至黃沙深處。
半島之上的文化革命
今日的沙烏地是個人盡皆知的親美國家，這幾乎是探勘石油成功時便註定的命運，但縱觀歷史，其也曾佇立在伊斯蘭革命的命運交叉口，幾乎走上跟伊朗相同的道路，而這股力道最顯而易見的遺產，便是今日街頭婦女的蒙面黑袍裝。
1955年沙烏地第一所女子學校Dar Al-Hanan成立，開啟了女性西式教育的進程。婦女也逐漸脫去頭巾、面紗，穿上西式的襯衫、長裙，並且擁有相當程度的權利與自由。然而自1960年代始，沙烏地開始庇護流亡的穆斯林兄弟會教士，其與當地的瓦哈比教士形成了競爭關係，雙方競相爭取各自的教眾與政治資源。
而這樣的競爭在泛阿拉伯主義褪色後更加激烈。當年沙烏地之所以要庇護穆兄會教士，原因在於埃及的納賽爾總統挾帶泛阿拉伯主義思潮，成了整個中東的大英雄；而沙烏地為避免被邊緣化，便利用朝覲經濟、強調瓦哈比、庇護穆兄會等方式，將自己塑造為伊斯蘭世界的領袖。
而瓦哈比與穆兄會的意識形態其實相當接近，故兩派人馬在沙烏地國內較勁的結果，便是導致了互比激進的惡性循環，催生了所謂的覺醒運動（Sahwa Movement）。性別議題首先成了異花授粉下的實驗品，由於蒙面黑袍裝完全不是沙烏地的傳統服飾，故教士們首先參考了摩洛哥婦女的裝束，設計了初始版本，透過學校系統發給女學生，並鼓勵她們回家說服母親、阿姨們跟進。
隨後蒙面黑袍裝的款式越走越保守，但由於運動風火正盛，故其需求反而直線上升，沙烏地又增產不及，只好從鄰近的巴基斯坦進口。據統計，光是1990年代的蒙面面紗進口量就超過2500噸。而在當年的沙烏地女權圈子內，女權主義者也漸以身穿蒙面黑袍為榮，並認為自己「展現了追求信仰自由的價值」，故包得越多便越顯進步、開放；相似的場景，看在今日沙烏地女權主義者眼中，那既視感有多強，諷刺的意味就有多濃。
整場覺醒運動在1990年代達至高潮，與其稱這是一波宗教復興潮，不如說是教派利益鬥爭引發的文化革命，政府雖與西方關係密切，但民間卻逐漸拒斥被貼上西方現代性標籤的制度、元素。而沙烏地王室起初相當樂見穆兄會與瓦哈比相互牽制，但沒想到雙方竟能在民間掀起基本教義浪潮，兩方陣營的教士們站穩腳跟後，反而回過頭來介入政治，要求王室讓出更多權力，國王這才發現苗頭不對。
海灣戰爭的爆發可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當年沙烏地開放美軍進駐，共同打擊海珊，結果令覺醒運動的教士大為光火，直斥政府＂不該當美國走狗、美軍退出半島＂，並動員群眾上街；而原本象徵信仰自由、女權的黑袍，也上升成反美、反帝、愛國的象徵，國王臉上無光，終於下令鎮壓、掃蕩，覺醒運動終告失敗，穆兄會也從此上了黑名單，成為沙國境內不受歡迎的人物。
運動風頭雖過，卻餘波尚存。首先其對沙烏地社會起到了文化革命的政治效果，瓦哈比與穆兄會兩強相碰，將反美、反西方的敘事推向顛峰，造就今日的精神分裂：沙烏地法律一面將西方現代性視為精神污染，一面用西方現代性的甜頭餵養、收編人民，國內處處可見婦女身穿蒙面黑袍裝逛最高級的精品Mall；而王室經過這次教訓也警覺到，自己若無法緊握宗教詮釋權，則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早晚會被反噬，於是其敲打了穆兄會，卻安撫了瓦哈比教士，並持續雙方的合作關係，直至今日。
但沙烏地王室對外又要維持伊斯蘭領袖的形象，故其雖拒斥穆兄會，卻又在某些場合接見較為溫和的穆兄會人士；而國內婦女的蒙面黑袍裝，則是一旦穿上便難再卸下，王室驅趕了穆兄會後，放手讓瓦哈比教士接收了裝束的詮釋權，結果覺醒運動雖結束，但黑袍還是正統。而從這個角度來說，覺醒運動或許從未結束過，只是被王室收編為統治的意識形態，並由自己信任的教士集團執行。
政治運動下的服裝話語
沙烏地婦女的服裝變化，演繹了整個半島在浸潤了西方現代性後，又再次伊斯蘭化的現象，只是這次的浪潮還伴隨了政治運動與文化革命。而沙烏地也不是個案，伊朗、科威特甚至遠在東歐的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皆然。
伊朗在伊斯蘭革命前，曾有許多婦女上街抗議巴列維的統治，當時她們的標準服裝便是曾被政府查禁的黑色斗篷（Chador）；多年過去後，兩伊戰爭爆發，伊朗動員了不少民兵上戰場，許多婦女也把Chador當成標準戰鬥服，斗篷於是從反美、反西方的元素上升為愛國象徵。
科威特婦女的黑袍現象則與沙烏地有關。當年海灣戰爭爆發，沙烏地庇護科威特王室的同時，也接管了整個國家社會的運作，黑袍於是跨越邊界，傳入科國的家庭生活；而戰事導致男人大量傷亡，於是科威特出現了跟伊朗一樣的現象：女性投身救國運動，但由於這些科威特婦女都沒有軍火，於是她們最常做的工作便是傳遞情報，甚至有女性自願成為炸彈客，如此一來黑袍反而成了很好的掩護。現今科威特雖已複國，但黑袍卻穿到了今日。
而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的再伊斯蘭化也與戰爭有關。1992年波士尼亞內戰爆發，期間發生多起針對婦女的大規模性暴力，導致本來相當歐化的波士尼亞穆斯林婦女人人自危，紛紛包起頭巾又蒙面；戰事過去後，頭巾便成為認同遺緒，直至今日。前幾年波國政府立法規定，公務人員在工作地點不得展示宗教信仰的元素，故要求女性穆斯林公職人員不得包頭巾，仍舊激起大規模抗議。
在許多穆斯林國家內，服裝不僅是婦女身上的布料，更是政治活動裡的一環，集宗教、政治、文化角色於一身。由沙烏地本身的歷史脈絡觀之，蒙面黑袍裝本只是教派相爭下被發明的傳統，後卻成為文化革命裡的要角，如今更被統治當局收編，成為全國婦女的標準服飾。部落各自為政的時代已過，王國集體化的時代來臨，沙烏地婦女的未來，或許仍要與蒙面黑袍裝相伴一段時日。
原文發表網址：
2019.6.4
中東研究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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