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3月以來的烏東對峙,是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的一步險棋。
為借民族情緒拉抬低迷支持度,並將美歐俄一同拖入纏鬥深淵、炒作加入北約的舊議題,澤倫斯基不顧俄烏懸殊的戰力差距,持續調動部隊於東部前線集結,以挑釁俄羅斯支持的「頓涅茨克」(Donetsk People's Republic)和「盧甘斯克」(Luhansk People's Republic)兩共和國,可謂是政治明星光環急速退潮後,鋌而走險的典型案例。
然而這般如意算盤未竟其功。一來放眼北約,除了美國與土耳其皆曾對烏克蘭表示口頭支持外,其餘諸如德法等歐洲國家,皆強調要循外交峰會解決衝突。縱使近來俄國與西方關係惡劣,雙方互相制裁、驅逐外交人員,亦無任何動作是以烏東衝突為名目,西方顯然無意陪澤倫斯基玩危險遊戲,甚至連演戲都覺得勉強。
二來俄羅斯看似身處被動境地,但眼下烏東兩共和國乃是實質獨立狀態,俄羅斯更已在邊境陳兵15萬。倘若烏克蘭發起攻勢,在北約不願出手的前提下,結果將是烏克蘭自取其辱,並加深烏東與俄羅斯的整合力道。故澤倫斯基看似在擦槍走火的邊緣來回跳動,實則漸入騎虎難下的窘境,正如此事雖在國際鬧得滿城風雨,最終也僅能在炒作民族情緒上收效些許,於烏克蘭的經濟與國際地位皆無實質助益。
但如此華而不實的操作,並非澤倫斯基的個人脫序,而是烏克蘭行之有年的政壇荒誕。長年以來,烏克蘭政治菁英只顧在選票上逐鹿江山,在掠奪資源上苦心鑽營,對民間的認同裂痕不加以彌合,對改善民生亦是無所用心,甚至為求勝選加碼炒作俄烏認同之爭,以致國家終日在虛幻的憤怒中迷走,在躁動的民粹中內耗;而與民生相關的基礎建設、經濟產業政策卻是原地空轉,並在政治的漫天喧囂下凋敝枯萎。此般「民主」凌駕民生的困境,已讓烏克蘭在泥淖中浮沉多時,而遠在東亞的台灣,亦逐漸步上了類似後塵。
「建立國家主體」的根源是奪權
細究烏克蘭與台灣的共同困境,根源便是複雜歷史衍生的多重文化認同,在政治菁英的有意煽動下,上升成了敵我與國族之爭,從而襲奪日常論述空間。
蘇聯崩解後,烏克蘭於1991年獨立,但在主權國家的外殼下,裸露著東西兩端的巨大裂痕。東方諸如頓涅茨克等地,以東正教、親俄羅斯與歐亞主義為標竿;西方的利沃夫(Lviv)等區,則以天主教、親西方與歐洲為立場依歸。而烏克蘭整體社會,又可歸結為「兩種語言、三種文化」:人們混用俄語及烏克蘭語,文化認同則分別有親烏克蘭的烏克蘭人、親俄羅斯的烏克蘭人、親俄羅斯的俄羅斯人等。
如此結構在後蘇聯國家並非特例,而烏克蘭獨立之初,親歐與親俄兩派尚能共處,彼時總統大選的主打議題多為「共產黨威脅論」、「紅色復仇」等黨爭論述,雖已漸有負面選戰味道,卻還未涉國族議題。然而2000年之後,左翼當道的年代遠去,政客們終於挑上了民間長年的親歐與親俄裂痕,以「形塑烏克蘭主體」為由,大行反俄文化政策,同時鬥爭親俄派對手。
在政治菁英風行草偃下,民間的分裂愈發嚴重,以至在2004年總統大選後,爆發了受西方高度讚譽的「橙色革命」:被視作親俄派的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雖一度勝選,卻只能在全國示威壓力下,乖乖接受重選命運,最終敗給強烈反俄的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而2014年的親歐全國暴力示威,更引發俄羅斯以保護海外僑民為由,出兵收回俄羅斯人聚居的克里米亞,烏東的親俄烏克蘭人亦走上武裝獨立進程,這才會有今日的分裂烏克蘭。
而台灣認同的分裂概況雖與烏克蘭有異,卻流淌著類似的憤怒。早年國民黨執政時,教科書雖未有「一邊一國」論述,卻已在「漢賊不兩立」、「國共之爭」的框架下,將內戰的傷痕制度化。而後伴隨民主化進程,民進黨等新政治勢力崛起,在與國民黨奪權的過程中,「台灣人的悲情」成為其主打標語,李登輝的十二年「本土化」、「去中國化」進程,亦成所謂「台灣國族書寫」的新主流。
2014年的反服貿運動,便為台灣社會「反中」崛起的經典案例。彼時學生以反黑箱為由佔領立法院、進攻行政院,踐踏法治與民主,卻能獲得社會與朝野部分菁英支持,乃是因為人們心知肚明,這是一場赤裸裸的「反中」行動。但凡打出這般旗幟,則所要規則皆要為其讓位,正如2004年的烏克蘭示威者雖以「選舉舞弊」為由反對亞努科維奇勝選,但瀰漫在街頭的真實煙硝,都是反俄的憤怒般。
當「民主」凌駕民生
而當反俄、反中已成烏克蘭與台灣社會主流,政治菁英也只能配合演出,在選票面前屈膝,異見者若非被迫出走,如烏東的親俄武裝,就是被迫調整策略與原地泡沫化,也如國民黨的「是否堅持九二共識」之辯,以及新黨的路線之爭與裂解。
而在認同之爭同選戰高度掛勾後,便注定了烏克蘭與台灣要重複「民主」凌駕民生的惡性循環。首先,烏克蘭與台灣的政治菁英屢現玩火行為,置人民性命於不顧。人們總理想性地假設小國能採行避險政策,在強國之間左右逢源,但烏克蘭與台灣恰恰是兩大反例。在美俄交惡的背景下,烏克蘭往往更加反俄,而不會為求平衡而與俄羅斯親善;正如中美交惡的當口,台灣也往往配合美國起舞,而不會想到對中國伸出橄欖枝。因此會有澤倫斯基對烏東的挑釁,以及台灣在2020年川普(Donald Trump)執政末期,高調配合所謂「刺蝟島」的舉措。
其二,在機會成本思維下,政治菁英為求高速汲取最多選票,往往在競選口號中添加民族主義元素,並會竭盡所能炒作認同議題,以遮掩治理無能的現實;而民眾亦受此氛圍感染,日益沉溺在認同的虛無之爭裏,並自絕於真實的國際境況與生活議題。兩股脈絡互為影響加成,終讓所謂「做自己」的勵志劇,演成了歇斯底里的集體悲劇。
例如尤申科擔任總統時,烏克蘭貪腐嚴重、政府瀕臨破產,其無心改善眼前困境,反而跳針式地重複反俄論述,在各種場合提起1932年至1933年蘇聯治下的烏克蘭大飢荒,並將此事定調為俄羅斯對烏克蘭人的種族滅絕,同時要求烏克蘭東正教與俄羅斯東正教割袍斷義、並將烏克蘭語訂立為唯一國語等。而烏克蘭民生經濟就在歷任總統的民粹遊戲下,淪為一潭無人管顧、寡頭橫行的腐臭死水。
而如今的台灣政治菁英亦不落其後。除了煽動群眾在「二二八」等時分圍剿國民黨外,便是竭力炮製諸如「紅色滲透」等反中論述。在發生台鐵出軌案、缺水缺電的民生危機後,如何改革交通與水利、何以調度能源政策與用電當為輿論焦點,但政府選擇了追打「海底撈監視錄像回傳中國」來模糊焦點,並讓側翼炮製「認知作戰」、「中國用語侵台」等新話題,企圖以反中布幕遮掩治理弊病與己身無能。
烏克蘭與台灣雖分屬東歐與東亞,卻皆被選舉催化出了國族與認同之爭,以至在反俄、反中的意識形態道路上赤足狂奔,即便民生經濟一個已是鮮血淋漓,一個尚是危機四伏,卻皆無意停下,寧以「確立國家主體」來飲鴆止渴,也不願跳出幻夢務實治理。說到底,菁英戀棧權位、民眾沉溺認同話語,共同促成了台灣與烏克蘭的悲劇,只是一個已經發生,一個尚在醞釀。
原文發表網址:
2021.5
《多維TW》月刊066期
風傳媒
20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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