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怪圈与美国战略收缩，拜登也难解以色列的双重困境

7月13日，拜登抵达中东行首站以色列，与该国看守总理拉皮德会面，并将在7月15日由以色列飞沙特阿拉伯，达成两国之间的首度直飞。平心而论，虽说以色列如常迎接拜登，但该国政治精英的内心，恐怕正处于水深火热的焦虑。

首先，由于以色列议员西尔曼（Idit Silman）于4月6日退出时任总理贝内特的执政联盟，后者由此丧失在议会120席中过半61席的执政优势，被迫以1席之差同反对派“平起平坐”，随后又因延长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相关法律效力的法案，引发了执政联盟内部的左右分裂，几位议员由此退出又进入，执政联盟不仅陷入僵局，更一度被反对派席次压过。

忍无可忍加上心灰意冷，贝内特遂在6月20日提案解散议会，法案后于29日三读通过，贝内特宣布辞职且不寻求连任，同时辞去统一右翼联盟（Yamina）领导人职务，将暂别政坛一段时间。

慌乱之中，与贝内特共组执政联盟的拥有未来党（Yesh Atid）主席拉皮德继任看守总理，但在11月1日新大选登场前，这一政府注定无法通过任何重大议案，且各方势力也势必无心执政，而是会集中火力拉帮结派，好在下次选战中一决雌雄。

故拜登此时来访，对拉皮德而言，形同天外飞来催票机，倘若自己能代表以色列与美国签署相关协议，不论其实质意义如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选情。在此脉络下，拉皮德不会放过任何争取拜登支持的机会，但其对手内塔尼亚胡亦然。

与此同时，以色列还有另一深层焦虑，那便是美国撤出中东的战略收缩。

自奥巴马政府起，华盛顿便在重返亚洲的旗帜下，极力校正过往在中东的战略拉撑，故会有2011年的撤军伊拉克、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即便特朗普任内基于政治盘算，展现了对以色列的高强度善意，既单边退出伊核协议，又在巴以问题上屡屡偏惠后者，却也没有完全偏离美国的战略收缩主轴，否则便不会有2019年的撤军叙利亚。眼下拜登若无意外，应也将是“萧规曹随”，而不会为以色列的利益多做停留。

且拜登此次出访中东，各方心知肚明，行程的真正重点不在以色列，更不在其将顺道走访的约旦河西岸，而是要与沙特实际掌权者、王储穆罕默德会面。早在拜登出发前，外界便预估此次华盛顿的第一目标，将是与沙特达成石油增产协议，缓和国际油价与美国通胀，同时力劝沙特将俄罗斯踢出OPEC+。

在此局面下，特拉维夫恐会面临内外相煎的政治困局。

首先，是以色列难以团结的政党体系，以及前总理内塔尼亚胡“不甘寂寞”的特殊存在，导致国家陷入难以止息的大选怪圈。

2021年6月，贝内特与拉皮德共组8党联和政府，并在60票赞成、59票反对、1票弃权的激烈厮杀下，勉强通过议会信任投票，终结了内塔尼亚胡长达12年又55天的第二任期，也让2年来4度大选的以色列政坛暂时休养生息。没想到1年过后，贝内特政府再次瓦解，以色列即将迎来3年内的第5次大选。

而回顾前述4次政权解体，第一块骨牌的倾倒，便是各方对内塔尼亚胡的围剿。2018年，以色列宗教政党们积极推动国防修正案，希望免除全日制宗教学生的兵役义务，好让“哈瑞迪”（haredim，犹太教极端正统派）能更加专注“脱产读经”，结果引发世俗主义政党的集体反弹。

然其反对原因除了以色列向来仰仗强力部门，不能擅开宗教特权的免役之门外，也与内塔尼亚胡与宗教政党的结盟有关。

2009年起，内塔尼亚胡二度成为以色列总理，并凭藉其任内出色的经济成长数据、对哈马斯与巴勒斯坦议题的强硬态度，成功收获社会右转下的广大民意，开始了12年的长期执政，堪称以色列的政坛不死鸟。

然而2017年后，内塔尼亚胡的贪腐丑闻接连引爆，加上以色列经济成长有所放缓，民意的免死金牌不再耀眼，曾经的政坛伙伴便也开始了明目张胆的同室操戈，2018年的国防修正案由此成了“机会之窗”。

彼时右派的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Yisrael Beiteinu）、中间派的拥有未来党、左派的梅雷兹党（Meretz）皆公开发难，要求内塔尼亚胡劝退宗教政党们，否则便解散议会。

然其不可能不知道，宗教政党向来是内塔尼亚胡的忠实盟友，故其设定了此般条件，便注定这场政治风暴的结局要以解散议会收场。果不其然，内塔尼亚胡政权于2018年12月解散，但对挑战者们来说，要推倒这座大山远比想象困难。

如前所述，内塔尼亚胡的民意基础十分雄厚，即便因贪腐丑闻而有所跌落，仍能维持领先，其所领导的利库德集团（Likud）亦然。细数2019年以来的4次大选，利库德集团次次都是第一大党，每每都能突破30席，却又距离60席的组阁门槛有段距离，对抗的僵局也由此成形：反内塔尼亚胡派们没有任何一党能单挑利库德集团，但后者也必须与他党共组执政联盟，才有重回权力核心的可能，故2019年后的以色列政治，频繁上演了闹剧与权谋交织的宫斗戏码。

例如2020年5月，在蓝白党（Blue and White）来势汹汹下，内塔尼亚胡假装同意与其领导人甘茨结盟，由自己先出任总理，任满18个月后再交权给甘茨。没想到内塔尼亚胡掌权后根本不打算兑现承诺，而是放任预算案持续不过，导致政府再次解体，议会只好于2021年3月重新大选，是为2年来的第4次选举；中间偏左的蓝白党则因前述结盟，而被外界批评是“放弃理想”、“权欲熏心”，故在新一轮大选中严重失血，仅仅获得8席，甘茨的政治能量也受到重挫。

然而诡计得逞的内塔尼亚胡同样摔了一跤。2021年3月大选结果出炉后，其带领的利库德集团又是席次最多的第一大党，但此次除了宗教政党外，其余势力目睹蓝白党的悲惨结局，皆不愿与内塔尼亚胡合作，而是破天荒选择了大团结，最终内塔尼亚胡组阁失败，贝内特政府则顺利上台。

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反内塔尼亚胡派或许能携手击溃共同敌人，却无法超越彼此的光谱歧异。在贝内特与拉皮德召集的8党联盟中，包含了2个左翼政党、3个右翼政党、2个中间路线与1个阿拉伯政党，光是看到这般组成，便能推知，但凡有法案涉及相对争议的巴以议题，便不易在贝内特政府内形成共识，且若有议员为此愤而退出执政联盟，解体也不过在剎那之间，此次上演的正是这般戏码。

归根结底，“反内塔尼亚胡”的旗帜终究只能用来选举，而无法真正弥和政党的立场分歧；且与其说8党联盟的出现是一场“爱与包容”的政治实验，不如说是以色列社会分裂的忠实体现。而上述结果看在内塔尼亚胡眼中，不过是吹响了迟来的胜利号角，其也为此对外表示“感受到了风向转变”，并开始积极投入选战筹备。

然此次民意态势其实与过往差距不大，即利库德集团与内塔尼亚胡仍是无法过半的最高票，其余小党若能组成稳定联盟，便有机会与内塔尼亚胡较量。

眼下各方势力仍在集结，但集团对抗的态势大致底定，内塔尼亚胡阵营将由利库德集团领军，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Religious Zionist Party）、沙斯党（Shas）、联合妥拉犹太教（United Torah Judaism）等3个宗教政党已表态支持。

对峙的另一边，则是曾共组8党执政联盟的拥有未来党（中间派）、蓝白党（中间派）、工党（Labor，中间偏左）、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右派）、新希望党（New Hope，中间偏右）和拉姆党（Ra’am，阿拉伯政党）等，其眼下皆不愿与内塔尼亚胡结盟，亦有可能再度形成多党同盟。

而根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Kan）、《第12频道》（Channel 12）两家媒体于7月12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来看，双方皆差临门一脚。在《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的民调数据中，如果现在举行大选，利库德集团能获34席，拥有未来党23 席，蓝白党与新希望党联盟14席，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10席，沙斯党8席，联合妥拉犹太教7席，联合名单（Joint List，阿拉伯政党）6席，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5席，工党5席，拉姆党4席，梅雷兹党4 席，贝内特所属的统一右翼联盟则因政党得票率未超过3.25%的执政门槛，故无法分到席次。

综合上述数据，内塔尼亚胡阵营可获59席，多党联盟则可获得55席；参照《第12频道》公布的民调结果，亦是59对上55的席次比例。而此一结果透露了11月大选的两个必然发展：第一，眼下两大阵营数据皆未达61席的组阁门槛，故双方未来必将竭力拉拢关键小党，冲刺最后一里路；第二，11月大选后若有一方能成功组阁，未来的以色列政府势必还是多党联盟。

但也正因如此，最后不论是何方胜出，以色列政府皆有再解体的风险。一来，内塔尼亚胡虽有机会拉拢某一关键小党共同组阁，其忠诚度却势必不如宗教政党，有可能会因反对派递来的橄榄枝而带枪投靠，如此一来内塔尼亚胡便有失去多数席次的风险；若由反内塔尼亚胡派胜出，则其极可能重蹈此次贝内特政府的覆辙，即政府内部光谱纷杂，易因彼此截然不同的“大是大非”而陷入僵局，一旦又发生议员退出联盟的情况，失去政权也只在转瞬之间。

未来以色列若要终结不断大选的怪圈，除非内塔尼亚胡与反对派间能有一方明显衰弱，否则便是要从根本上修改选举制度。以色列议会选举采封闭式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全国划为同一选区，政党或政党联盟的当选门槛为3.25%。

如此制度形塑了以色列小党林立的政治生态，故在历来的议会选举中，从未发生单一政党席次超过半数的情况，导致每任政府都是多党联盟。如此状态遇上政争，便容易触发不断大选的兵荒马乱。

但由现实视角来看，上述两途径短期之内皆难实现，故内塔尼亚胡与反对派的拉锯战仍会持续。

而除了内政纷乱外，以色列另一政治困境，便是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

从功能视角来看，以色列在中东的地缘角色，实与拜登此次出访的另一国家沙特类似，两者皆是华盛顿在中东的地缘支点，故能相对肆无忌惮推动自己的政治目标：沙特强硬策动了卡塔尔断交风暴，并在记者卡舒吉遇害案上有恃无恐；正如以色列也在巴以问题上展现强硬姿态，甚至对黎巴嫩、叙利亚、伊朗等周边国家发起跨境袭击。

然而这般优势，终随美国推动重返亚洲、印太战略等政策转向，开始了摇摇欲坠的松动。首先是伊朗，眼见美国有意撤出，便积极填补各式政治真空，介入叙利亚内战、在也门进行代理人冲突、于伊拉克培植政治势力，既要形塑地缘缓冲空间，更要满足输出革命的政治议程；接着是土耳其，不仅进军叙利亚北境，更远赴利比亚战场，前者让其成功隔开库尔德势力与东南边境的联系，后者则让土耳其在争夺东地中海油气时，有了更多地缘筹码。

而如此地缘秩序变化，沙特与以色列不可能毫无感觉，只是采取了不同的战略行动。在沙特一方，其先是恢复了与卡塔尔的关系，又在近期与土耳其和解，并通过伊拉克从中斡旋，与伊朗进行互动。

简言之，沙特正在操作与土耳其、伊朗的战略三角关系，而促成此一转变的关键，自是华盛顿已宰制不了中东的区域安全稳定，故沙特无法再对土伊两国同时左右开弓。

与此同时，沙特也积极塑造多极化的大国互动，包括增加与中俄的政经联系。故此次俄乌冲突爆发后，其与阿联酋无视了美国的石油增产要求，并拒绝在安理会投票谴责俄罗斯、参与对俄制裁。

此次拜登虽亲自出访、看上去诚意满满，但回顾前述脉络，除非其能调整美国对中东的战略主轴，推迟退出进程，并正视海湾国家对美国重返伊核协议的忧虑，否则沙特即便能尽地主之谊、盛大接待，恐也不易响应美国的石油增产需求，更遑论要将俄罗斯踢出OPEC+。

而有别于沙特通过化敌为友、增加大国互动的方式，布局“后美国时代”的安全环境，以色列的行径与其说是战略调度，不如说更像不甘分手的“恐怖情人”。

以近期的伊核协议谈判为例，以色列多次跨境打击位处叙利亚的伊朗革命卫队（IRGC）、造成死伤，为的便是激怒伊朗内部强硬派，破坏核协议谈判的政治空间，让美国无法顺利缓和美伊关系、风光退场。

而之所以会选择这般激进行为，与以色列特殊的对外环境息息相关。在对美关系上，美国与其说是以色列的靠山，不如是被其强迫兑现一切空白支票的冤大头，从发动加沙战争到击毙《半岛电视台》女记者阿克勒（Shireen Abu Akleh），不论以色列犯下何种震惊国际的罪行，也不论美国是否事前知情，后者永远只能协助前者善后，并动用各种媒体与政治资源进行粉饰。毕竟以色列虽距美国遥远，但主导华尔街的犹太资本集团离白宫太近。

而在对中东其他国家的关系上，阿以决战的年代已经过去，巴勒斯坦议题失去了政治与舆论热度，诸如叙利亚内战等新时代热点崛起，故以色列并不担心重演过往四次中东战争的惨剧。但面对野心勃勃的新威胁伊朗，以色列的资源禀赋不如沙特也是事实，后者既是产油国、更是海合会国家领袖，即便没有美国撑腰，也能发挥一定程度的区域影响力，故能操作眼下的战略三角。

反观以色列，虽与埃及、约旦等国家先后和解，又在2020年与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先后建交，但在建立“绝对安全的战略环境”上，除了强悍的军事实力外，其在中东可谓形单影只，旧敌们虽没有联合毁灭以色列的可能，却也似乎不愿与其过度亲密，毕竟维护巴勒斯坦的政治正确依旧存在。

种种条件制约下，以色列最能依靠、或使唤的，仍是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但正如拜登访沙自带战略局限般，以色列所求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即美国不易停下在中东的战略收缩。以伊朗核协议为例，美国顶多在僵局中持续原地打转，却不太可能取消谈判进程，毕竟与伊朗相比，印太地区的“东方威胁”更加棘手。

故对以色列政坛来说，此次拜登来访，拉抬选情的意义或许还大过维护地缘安全。眼下拉皮德与内塔尼亚胡是民意调查的前两大高票，对美国来说，或许相对温和的拉皮德会比内塔尼亚胡好商量，即便其只是看守总理，拜登来访也可趁势探底，确认自己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上，能有多大政治空间。

然内塔尼亚胡也将积极争取美国支持。7月12日，其高调喊出，倘若自己在11月大选中胜出，将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一项全面的和平条约”，言下之意，便是可能推动以沙两国建交。而这一发展若能成真，对拜登来说同样是外交加分。

毕竟在巴以冲突中，美国两党不论何方主政，华盛顿对以色列的偏袒立场都不会改变，拜登此次访问约旦河西岸，便与美国屡次提议推进“两国方案”用意相似，展示“政治正确”大过实质解决。

但即便沙特可能与以色列建交，后者担忧的“伊朗威胁”依旧存在，故除非沙特能以某种联盟机制，让以色列共同参与建构区域安全，尤其是针对伊朗的围堵，否则其不太可能停下目前的歇斯底里。

但要走到这步，所需跨越的政治正确尺度十分巨大，未必能获得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公开支持，且以色列加入后，究竟是顺势缓解焦虑，抑或会因此更加好战，还是未定数。故在短期之内，以色列依旧只能持续要求美国留下。

此次拜登出访恰逢以色列政府变天，但选举的制度与政争困境，不会因美国总统的表态而缓解；以色列心心念念的美国支持，虽不会一夕消失，却也无法通过与拜登会谈，而让美国改变宏观战略部署，重回过往中东大陈兵的年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以色列的内外困局仍将持续。

原文發表於2022年7月15日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