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費加羅婚禮》中的「初夜權」

Ius primae noctis，直譯為第一晚的權利，法語裏的Droit de cuissage，則直譯為領主的權利，二者都是指地方領主對新結婚的女性行使第一次做愛的權利。先別遐想，這僅是個傳説。

初夜權這個概念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并不清晰，僅作為一種傳説在民間流傳。正式出現在文學作品裏的應該並不多，這裏探討的是法國博馬捨的Le Mariage de Figaro及其改編作品，莫扎特的Le Nozze di Figaro兩部作品中出現的初夜權這個概念。兩部作品分別來自十八世紀初期和中晚期。

儘管至今沒有任何文獻資料證明Droit de cuissage的真實存在，但在博馬捨的作品中，在兩次重要的情節中出現第一幕第一場和第一幕第十場，至少說明這個概念被觀眾熟知，無論作為法國的傳說還是地方現象。而在莫扎特的劇中也保留了其中一次，在第一幕第一場第二首Recitativo中。類似的不成文法似乎在希羅多德的《歷史》中最早提及，在第四卷中描述古代利比亞的習俗，大致意思是：利比亞是唯一有這種將即將結婚的女孩獻給國王的習俗，如果其中有國王喜歡的，會親自寵幸。
我傾向的一種説法是，「初夜權」概念的復興是啓蒙時期作家用於貶低中世紀黑暗文化的符號，而非嚴謹的歷史性闡述。
所以，在費加羅婚禮的本文中，我只把「初夜權」作為來自古代習俗的神話符號來討論，并不作為習俗討論。

法國大革命以前，在文藝作品中不時出現的初夜權，作為女性物化象徵的符號，暗示了男性對女性享有的絕對權威，甚至明示了古代祭祀中神職的欺騙與平民對初夜的恐懼之間的對立關係。如果將領主實施的初夜權看作領主和兩個家庭之間的祭祀行為的話，那麼妻子作為暫時被獻祭的犧牲或貢品，將犧牲行為當作結婚的前提被強制接受。而在博馬捨的作品中，伯爵夫人的一句話「取消初夜權代表伯爵對自己的愛」（第一幕第十場），打破了這個祭祀過程，建立了非祭祀和愛的關係，以與祭祀相反（非祭祀）的方式物化了作為非祭祀對象的伯爵。

儘管在兩部劇中，除了伯爵以外的男性都認同初夜權應當被取消，但這種認同仍然出自於男性確保自身的利益，使自己保有配偶的「初夜權」，並非對祭祀行為的否定和對祭品的保護，而只是把祭祀行為的主體、利益方，轉移到自己的身上，同時附帶的，把作為祭品的女性的利益損失，降到了最低，而沒有取消這種損失。因為在正常情況下，任何既得利益群體都沒有理由在回報較少的條件下損害自己的利益。總的來說，如果不是女性作為祭品本身參與到反祭祀的活動中去，確立以女性為主體的價值，那麼社會原本的利益主體，仍然會把原有的利益分散到利益主體中的個人上（男性），那麼類似的獻祭行為就永遠沒有結束的合理理由。
而以女性主導的非祭祀行為，一直隱藏在作為社會主體的男性的祭祀行為後面。假使女性的反抗被解讀為反叛行為，在當時應該是難以想像的，就像祭品想方設法反抗和逃跑一樣不可思議。因為女性仍然和祭品一樣，只存在被尊重，甚至被崇拜的權利，但並不存在任何反抗的權利。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非祭祀行為，女性的反抗，沒有存在的條件。女性先天存在的自然權利使得這種非祭祀行為，仍然有可能作為祭祀行為的隱喻存在。當然，女性的自然權利在當時十八世紀的社會背景下並不合理，在自然權利沒有被合理性發現之前，與之伴隨的隱喻自然而然地也同樣會被忽視。

所以在兩部劇中，初夜權都不作為祭祀的符號存在，而是作為祭祀-非祭祀的符號組存在，這個符號組成為了男性作為權威，有能力消除初夜權的前提。但同時並沒有邏輯上合理的理由，明示消除權威（初夜權）的合理性。然而兩部作品或許分別代表了十八世紀初的法國民眾和法國大革命前的意大利民眾對符號組本身的合理性產生了態度上的分歧。也就是說，男性在「為什麼要反對自己對女性的權威」的問題上，二者存在分歧。

在博馬捨的作品中，作者用ancien droit，古代權利，這一中性詞形容了初夜權；而在莫扎特的作品中，作者則使用了diritto fendale這種，在大革命前夕的背景下，具有批判意味的詞。就同一個框架（同一個故事）的語境下來看，從傳統意義上來說，前者更傾向於承認初夜權仍然具有合理性，男性做出對自己統治權威的讓步，更多出自對非祭祀隱喻的承認，也就是伯爵對伯爵夫人提出的邏輯（非祭祀）的妥協；而後者則更傾向於直接用觀眾的社會意志批判初夜權本身的合理性。這至少說明，在十八世紀初的法國，初夜權這個代表男性絕對權威的概念仍然「不值得」被批判，就是說，並非所有人都會認為男性的絕對權威是必然不合理的；而在十八世紀末，或許鮮明的反對才能引起共識。正如上面所說，非祭祀伴隨隱喻，所以這種鮮明的反對，或許來源於社會對女性自然權利的發現和認同。這無疑顯示出在伴隨大革命出現的女性運動之前，社會上已經有相當普遍的女性觀念被認同，這也同時是作為後來女性運動的重要鋪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