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911恐襲到俄烏戰爭：20年來美國發生什麼變化？

2001年9月11日，基地組織（al-Qaeda，又譯作阿爾蓋達或蓋達組織）劫持了4架民航客機，對包括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在內的目標發動恐怖襲擊，造成近3,000人死亡、超過6,000人受傷。

這場人稱「911恐襲」的事件，引發了後續的地緣變局。先是小布殊（George W. Bush，又譯作小布希、小布什）打出了「反恐戰爭」旗幟，於2001年下令入侵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權，又在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開始了對伊拉克的長期佔領，並於2006年絞死前總統薩達姆（Saddam Hussein，又譯作海珊）；接着是奧巴馬（Barack Obama，又譯作奧巴馬）與特朗普（Donald Trump）任內面對「撤軍或增兵」的漫長掙扎，並在軍方施壓與「重返亞洲」、「印太戰略」間左右為難；最後是拜登（Joe Biden）在2021年完成了阿富汗大撤軍，塔利班遂於垮台20年後再度掌權。

綜上所述，「911恐襲」給了美國入侵藉口，使其對中東國家步步進逼，卻也由此陷入20年虛耗；在此期間，單極國際秩序的根基日漸傾頹，美國不再是冷戰結束之初的「歷史終結者」。20年後爆發的俄烏戰爭，既暴露美國不同以往的內政氛圍，也揭露了其所處國際格局的截然不同。

內政：俄烏戰爭的政治號召力有限

首先，在內政氛圍中，伴隨俄烏戰爭爆發，「親烏反俄」成了美國兩黨的政治共識。

綜觀美國政壇，不論是共和黨或民主黨，在2022年2月24日俄烏戰爭爆發後，除了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又譯作季辛吉）等「退休前輩」外，幾乎沒有政治精英敢公開檢討美國近年的對俄政策，更遑論要美國要對俄烏戰爭的爆發負部分責任；與之相反，絕大多數的美國時任政治精英贊成對俄羅斯祭出嚴厲制裁、向烏克蘭提供財政援助和武器、接納一定數量的烏克蘭難民，即便此舉可能付出一定程度的經濟代價。

而被視作「親俄派」的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則一度陷入被動。2月22日，普京宣佈承認烏東兩「共和國」獨立時，特朗普還獨排眾議，大讚普京「天才」，同時消遣拜登「什麼事都沒做」、「我如果成功連任，絕不會讓這種事變發生」；24日戰爭爆發後，面對排山倒海的譴責聲浪，特朗普不得不修改措辭，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大屠殺」，同時呼籲俄方停戰，卻仍不忘嘲諷拜登，「假如我還繼續任職，俄羅斯不敢併吞任何一寸土地，更不敢發動入侵行為。」

然雖說政治精英形成了「親烏反俄」的基礎共識，俄烏衝突的號召力仍比「911恐襲」遜色，且拜登政府的政治收益並不顯著。2001年「911恐襲」發生後，時任總統小布殊的支持率從50%迅速飆升至90%，且持續2年後才回落至原水平；但2022年2月下旬以來，拜登的支持率持續在30%至50%間浮動，並未顯著拉昇，甚至還一度下跌。

而拜登與民主黨雖趁機將油價、通脹上行的現象歸咎於俄羅斯，希望緩衝中期選舉的選情下滑，卻顯然無法服眾。出身共和黨的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又譯作麥康諾）便嘲諷，拜登將美國的高油價、高通脹稱做「普京漲價」（Putin's price hike），是在「發明令人大笑的修正主義歷史」。

綜上所述，與「911恐襲」相較，俄烏戰爭對拜登政府的政治利好非常有限。究其原由，下述3個因素或為關鍵：第一，俄烏戰爭畢竟發生在東歐，不比「911恐襲」直擊美國本土核心，傷亡者也非美國公民，民眾即便對俄羅斯的入侵義憤填膺，卻還不足以上升到「必須出兵」的地步。

第二，如今美國極化政治嚴重，與「911恐襲」發生後，美國政壇團結支持小布殊的氛圍截然不同，共和黨人紛就應對俄烏戰爭一事，全方位、無死角抨擊拜登，前有特朗普消遣拜登「在預防戰爭上無所建樹」，後有麥康奈爾嘲諷其「甩鍋普京」，種種攻勢瓦解了民眾對總統的期待心理。在極化政治與中期選舉的交織牽引下，俄烏戰爭在美國內部更多是為政治攻防服務，並在一定程度上與「拜登是否無能」的命題相掛勾。

第三，如今的美國經濟已非黃金年代，高油價與高通脹觸發了高民怨，偏偏政府又持續援助烏克蘭，民眾不免會有「被打腫臉充胖子」的不滿。拜登在執政之初也曾滿懷雄心，推出政府支出計劃和社會改革項目，但在如今的通脹壓力下，其只能面對現實。在2023財年預算案中，拜登明顯向中間立場靠攏，放緩推動進步派議程，開始轉向「兩黨團結議程」，並強調將大力解決通脹和財政赤字。

簡言之，在戰場距離遙遠、極化政治嚴重、經濟局面不如過往等因素下，俄烏戰爭雖在美國政壇催生「親烏反俄」的政治正確，卻無法重現當年「911恐襲」的政治號召力。

國際格局：多極化的世界正在成形

而在國際格局上，美國被迫直面多極化世界的成形。

由歷史視角觀之，俄烏戰爭是美歐俄地緣政治矛盾和利益衝突的總爆發，並迫使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國家，正視後冷戰秩序持續鬆動的現實。其中，歐洲受限政治正確、反俄傳統、美國壓力，仍在「被斷氣」與援助烏克蘭的框架內打轉；土耳其、沙特、印度等中型國家的取態有所不同，與其「唯美是從」，其顯然更偏好多極化的世界秩序，這與「911恐襲」後全世界普遍服膺美國的風向大為迥異。

而由美國的視角觀之，如何應對新時代的中俄關系，是其眼下對外政策的關鍵核心。

首先，可以觀察到，即便俄烏戰爭的爆發重挫美俄關係，美國的戰略重心仍在中國。衝突爆發之初，美國確實一度面臨戰略資源移轉壓力，然而伴隨俄羅斯無法速戰速決，美國又將目光放回了印太地區。短期之內，俄羅斯仍是美國的主要核威脅，但中國則是能對美國構成系統性挑戰的大國，故儘管俄烏戰爭持續進行，美國依舊認為：中國是美國最重要的戰略競爭者，印太地區的「中國挑戰」，強於歐洲地區的「俄羅斯威脅」。

但在實務操作上，美國傾向對中俄進行「戰略捆綁」，以發揮動員盟友的最大效果。正如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述，「美國最大的地緣政治危險，是中國與俄羅斯或許還有伊朗結盟」。故俄烏衝突爆發之初，美國曾試圖「迫華制俄」，即要求中國參與制裁俄羅斯，並威脅北京若不加入就會「付出慘痛經濟代價」。但從結果來看，美國的努力功敗垂成，而也正是明白中俄關系暫時無法離間，美國轉而操作捆綁中俄。

在宣傳上，美國渲染中國已徹底倒向俄羅斯，加入所謂「反西方陣營」，同時將中國、俄羅斯、伊朗、朝鮮劃歸所謂「邪惡軸心」，是「民主世界」的敵人。歸根結柢，還是照搬了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對峙話術，只是其對手由蘇聯帶領的共產鐵幕，換成了中俄伊大雜燴的「反西方陣營」。

但如今的美國是否還有能力進行兩線作戰，是個尷尬問題。美國戰略界內已有不少分析警告，美國當前既無能力也不應該兩線作戰，若真要兩線作戰，就須進行戰略資源的再分配。故可以觀察到，在美國持續轉向印太的過程中，其於歐洲與中東的資源投入有所縮減，只是如今歐洲國家大體仍在同一戰線上，暫時充當了美國的反俄前哨；但中東地區的多極化態勢便相當明顯，因為美國的大幅撤出已成定局。

眼下俄烏戰爭仍在持續，伴隨俄軍在哈爾科夫（Kharkiv）等地進行戰線收縮，「俄羅斯是否會敗」逐漸成為輿論話題。但平心而論，不管戰事是否已到「轉折點」，俄羅又將面對怎樣的未來，其實力下降必然引發歐亞大陸秩序的分化與重組，結局卻未必有利美國，也未必能重新鞏固後冷戰時代以降的單極秩序。因為俄烏戰爭的成敗只是催化劑，關鍵還是俄羅斯的對華取態。

美國或許期望，衰落的俄羅斯會成為中國的戰略負擔，或是普京政權垮台後，俄羅斯能出現親西方政權，站到反華陣線一側；但其亦不能確定，局勢不會朝相反方向發展，即衰落的俄羅斯並不由西化派掌權，且在對外關係上更加依賴中國，並在歐亞整合事務上，比過往更加容許中國存在。

國際關係是不斷演進的動態過程，各國的選擇與行為，構成了當今的國際秩序格局。歸根結柢，如今美國面對的局勢變化，並非簡單的「中國挑戰美國」或「俄羅斯威脅美國」，而是其身為老化的霸權，已經無法維持過往規模，為全球提供大範圍的安全、經濟場域公共財，這才促成了多極化秩序的出現。在此情況下，即便其成功在俄烏戰場拖垮俄羅斯，歷史也不會倒退回蘇聯解體的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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