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置五經博士, 標記獨尊儒術政策 (網絡圖片)
漢武帝十六歲即位,在位五十四年,是勇於有所作為的君主,從治國理念、中央集權,經濟改革及國防外交四方面帶來新氣象,化解了漢初七十年無為而治帶來的政治危機,鞏固了西漢政權。
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但是管理政策,更是是治國理念,不但鞏固漢室統治,更塑造了整個中國政治與文化傳統。
漢武帝為甚麼對儒家情有獨鍾?首先是個人因素,武帝年少時深受其舅父田蚡及其老師王臧的薰陶,嚮往儒家思想。對於進取的武帝,經董仲舒的詮釋,強調大一統,主張君主受命於天,有利中央集權。因此,儒家正好滿足漢武帝的鴻圖大志。
其次,儒家適切時代的需要。墨家的兼愛非攻,早已失去市場,法家的以法治國,被等同於暴政,道家的無為而治,漸見失效。漢朝七十年的休養生息,政治上過度寬鬆放任,導政地方諸侯坐大,豪強兼併土地,富商巧取豪奪,匈奴構成邊患。儒家強調仁義忠孝,忠君愛國,正好是救世良方。因此,漢武帝尊儒以糾正時弊。
獨尊儒術的主要推動者的古代畫像: 董仲舒與公孫弘 (網絡圖片)
漢武帝親政後,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那麼,漢武帝如何推動獨尊儒術呢?
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在京師興辦太學,設置五經博士,研究儒家的詩、書、禮、易、春秋 (當時樂經已失傳),其他思想家派的博士一律遣散,使儒家獨佔官學的地位。
其後,漢武帝採納公孫弘的建議,使太學成為育才與選官的場所。從地方選拔優秀的青年五十人,被稱為博士弟子員,跟隨博士學習五經。弟子員每年考試一次,能通過一經以上而成績優異者,可以擔任郎中,名義上是宮廷侍衛,實際是等候差事的官員。至於成績次等者,被委派為郡守的屬吏,在地方歷練。換言之,儒家知識成為進入官場的門檻。
此外,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實行察舉,命令郡國每年舉薦孝子、廉吏各一,被提拔至中央任職。換言之,儒家的道德標準成為另一個進入官場的門檻。
漢武帝重用儒生以示尊儒。公孫弘為相成為了一個典範。其一,公孫弘出身低微,曾任獄吏,四十而學,以研習春秋而得到推薦。其二,公孫弘是先拜相後封侯,看似先後次序的技術問題,卻打破「先封侯後拜相」的慣例。
漢武帝推動獨尊儒術政策,把儒家列為官方正統,並以此為標準,選拔人才進入官場,以打破功臣貴族集團長期把持朝政的局面。然而,這種效果不是立竿見影的,培育儒家人才需要時間,儒家官員填滿整個政府崗位也需要時間。這正是漢武帝與秦始皇的不同,他有耐性等候成果,經過漫長歲月,儒家成為進身官場的主流,政府由儒家知識分子所組成,形成士人政府。
或說,漢武帝是「儒表法裡」,只是利用儒家作為管治工具。認同與否是見仁見智,難有客觀答案。換一個思考角度,要「尊」至甚麼程度才算「尊儒」?如果儒家成為唯一官學,是否已唯我獨尊?僵化地以儒生為官,是否國家之福?內心的政治信念和功利的統治手腕,又是否互相排斥?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認真地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