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十六歲即位，在位五十四年，是勇於有所作為的君主，從治國理念、中央集權，經濟改革及國防外交四方面帶來新氣象，化解了漢初七十年無為而治帶來的政治危機，鞏固了西漢政權。
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但是管理政策，更是是治國理念，不但鞏固漢室統治，更塑造了整個中國政治與文化傳統。
漢武帝為甚麼對儒家情有獨鍾？首先是個人因素，武帝年少時深受其舅父田蚡及其老師王臧的薰陶，嚮往儒家思想。對於進取的武帝，經董仲舒的詮釋，強調大一統，主張君主受命於天，有利中央集權。因此，儒家正好滿足漢武帝的鴻圖大志。其次，儒家適切時代的需要。墨家的兼愛非攻，早已失去市場，法家的以法治國，被等同於暴政，道家的無為而治，漸見失效。漢朝七十年的休養生息，政治上過度寬鬆放任，導政地方諸侯坐大，豪強兼併土地，富商巧取豪奪，匈奴構成邊患。儒家強調仁義忠孝，忠君愛國，正好是救世良方。因此，漢武帝尊儒以糾正時弊。
漢武帝親政後，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那麼，漢武帝如何推動獨尊儒術呢？
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在京師興辦太學，設置五經博士，研究儒家的詩、書、禮、易、春秋 (當時樂經已失傳)，其他思想家派的博士一律遣散，使儒家獨佔官學的地位。
其後，漢武帝採納公孫弘的建議，使太學成為育才與選官的場所。從地方選拔優秀的青年五十人，被稱為博士弟子員，跟隨博士學習五經。弟子員每年考試一次，能通過一經以上而成績優異者，可以擔任郎中，名義上是宮廷侍衛，實際是等候差事的官員。至於成績次等者，被委派為郡守的屬吏，在地方歷練。換言之，儒家知識成為進入官場的門檻。
此外，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實行察舉，命令郡國每年舉薦孝子、廉吏各一，被提拔至中央任職。換言之，儒家的道德標準成為另一個進入官場的門檻。
漢武帝重用儒生以示尊儒。公孫弘為相成為了一個典範。其一，公孫弘出身低微，曾任獄吏，四十而學，以研習春秋而得到推薦。其二，公孫弘是先拜相後封侯，看似先後次序的技術問題，卻打破「先封侯後拜相」的慣例。
漢武帝推動獨尊儒術政策，把儒家列為官方正統，並以此為標準，選拔人才進入官場，以打破功臣貴族集團長期把持朝政的局面。然而，這種效果不是立竿見影的，培育儒家人才需要時間，儒家官員填滿整個政府崗位也需要時間。這正是漢武帝與秦始皇的不同，他有耐性等候成果，經過漫長歲月，儒家成為進身官場的主流，政府由儒家知識分子所組成，形成士人政府。
或說，漢武帝是「儒表法裡」，只是利用儒家作為管治工具。認同與否是見仁見智，難有客觀答案。換一個思考角度，要「尊」至甚麼程度才算「尊儒」？如果儒家成為唯一官學，是否已唯我獨尊？僵化地以儒生為官，是否國家之福？內心的政治信念和功利的統治手腕，又是否互相排斥？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認真地想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