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律師和他的管家 3/4

有一次傍晚何景宜去慢跑，被狗追，翻了一圈，回家時腳崴著痛，坐在沙發上休息，眼睛閉上卻驚魂未定，高媽媽拿了一杯水放在他面前的茶几：「您臉色不好，有需要幫忙嗎？」他張開眼睛：「請幫我拿醫藥箱過來就好。」

有時候，何景宜會提醒一些事，高媽媽從不講理由，有一次本來要講，她突然改口：「好的，我會注意。」然後迅速地整理一次。這跟他的性子大同小異，縱然感覺委屈，但委屈的皮下，不過是驕傲作祟。他最欠缺感性神經，最討厭別人在工作時講理由。律師的工作強調證據，所以一切多說無益。高媽媽還有一樣好，就是「行動力」。如果做不到，也會過幾日和緩地說明：「玻璃的水垢除非洗完澡馬上刮乾，如果不能立刻乾燥的話，鈣化是正常的，我會盡量維持不讓水垢更重。」

或許這世上由別人看起來，坐擁高階的權力者都特別仗勢欺人，但所謂低階人士在何律師眼中，恰巧跟高階的少數族群一樣傲慢，至少比例不相上下：

「一個認為用錢可以解決一切，什麼違法犯紀的事都敢做，用錢解決就好。」

「一個認為沒有錢永遠無法解決問題，什麼違法犯紀的事都敢做，因為必須弄點錢。」

就這麼個循環，死循環。

高媽媽完全是一灘活水，顛覆何律師對人類的理解。也許是因為他的咖啡機每天都有換水循環的因素。

高媽媽持重的態度，自然值得該有的禮遇。他真心信任，認真邀請高媽媽幫他管家，並持有他家的門禁卡：一週五天，下午兩點半到晚上六點半。每日工時四小時，國定例假休，月薪兩萬四，年終一個月。

就算這只是一份勞力活；更何況這不只是一份勞力活。

何先生有次潑翻一大杯咖啡在中型的布沙發上面，他吶喊一聲：「哇！」立刻必須趕去上班。藍色的絨布沙發上面有大面積的褐色汙漬，那沙發是紀念品，做工不精，布是縫死上去，無法拆洗，但何先生喜歡。高媽媽拿布沙發酵素的泡沫劑，噴上去，等待作用後擦乾，不急於一時，每次都更乾淨些，慢慢的就把褐色汙漬去掉。這樣服務過了四年，很多陳年的汙垢，慢慢淡去，現在紗窗基本上都沒有黑灰，窗縫也是。

二零二一，八月二一日，高媽媽來電，告知何律師：「我在上班途中，出了一場車禍，需要休養幾週。」何律師讓高媽媽好好休息。沒想到，再見面，高媽媽憔悴不已，臉上留小道疤。那時候他常出差，回到家又忙，等他有空的時候，才問高媽媽：「對方給你多少精神賠償？」

「事情發生到現在，對方說一切都會有保險公司處理。最後合算，只能給八萬元。精神賠償我不知道怎麼算。對方只是講，能給醫藥費的一點五倍，說這是法律規定。」高媽媽眼睛蓄滿淚水，但仍然表現鎮定。

何律師心裡冷哼：精神賠償開口一百萬不在少數，他也遇過以一百萬為基礎並逐項增列的案件。至少，他真的不知道是依據哪一條法，但理賠人員有其計算核實的標準，所以喜歡強調：

這是「法律規定」的（如果不強調，民眾請求金額肯定是比山高比海深！至少以實際醫療支出做計算絕不會錯）。

何律師挪一個高腳椅位置出來，要高媽媽坐，拿起手機開始按：「跟我說你的醫療費，第一個月受傷花的總額。」

「第一個月修摩托車花了兩萬五、

八千元醫藥費含計程車車資收據、

一個月沒工作四萬。」

「這樣加總七萬三，你說他們理賠多少？」何律師按著計算機。

「八萬。」高媽媽露出摸不到頭緒的表情，人壽公司很堅持。

「扣掉你的收據，他們總共就給你七千元。」何律師的經歷不能說少，但他以為聽錯了！

「理賠人員告知診斷書載明兩週需照護，骨頭沒斷，況且請假不能當做證明，『不然民眾都請長假說傷重無法上班』。

醫生最初診斷需休養兩周，雖然持續就診一個月，但我不知道要請醫生視病況修改實際休養天數，以利後續理賠。

開立診斷書之後就不能更改（避免人為竄改）。」

「肇事者怎麼說？」

「他說他不知道理賠細節，請我問理賠員，理賠員上次打來兇巴巴『別說廢話，高小姐，妳到底要多少？』我回答十萬，但那沒包含收據七萬三嘛！」

何律師拿了紙筆給高媽媽。

「妳現在仔細聽我說，都記下來。從現在開始，妳不需要跟理賠人員對話，妳只需要跟肇事者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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