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 2022 文學獎】 安妮·艾諾與韋勒貝克隔空交戰，引爆法國文壇照妖鏡現形

語不驚人死不休，諾貝爾2022年文學獎得主－安妮·艾諾（Annie Ernaux），發表震撼人心的得獎致詞：〈我為報復我的階級寫作〉，再次吹皺法國文壇一池春水（個人有幸於12小時之內，第一時間全文翻譯）。

於殿堂般，〈費加洛報〉（Le Figaro）充滿教養、優雅沉靜的文學版，原本以一種節制的情操，於安妮獲得諾貝爾的第一時間，提出非常有禮貌的祝賀，極盡委婉，小聲提出「作家具有極左意識形態」，表達其最大可能善意。

然而安妮的得獎致詞一公布，原本壓抑的文人雅士，不再忍耐，於〈費加洛報〉這樣的文學專欄中，「窮酸膀胱」、「駭人聽聞」、「哀號遍野」，這樣露骨的街頭謾罵修辭，傾巢而出，讓其急欲掩藏的政治立場，以菁英結合民粹的極右文藝光譜，畢露無遺。

中間偏左的〈世界報〉（Le Monde），馬上於耶誕節假期，提出救火評論，委婉認為「作家和作品應該分開」，而左派〈解放報〉（Libération），則於第一時間，發表安妮·艾諾面對批評的回應，讓文壇熱戰，火上加油。

壓垮原本彬彬有禮的文壇，最後一根稻草，並不只是那篇82歲女作家熱血沸騰的演說－〈我為報復我的階級寫作〉，更在於安妮於接受〈巴黎人〉（Le Parisien）的訪談中，放的另一把火：「韋勒貝克充滿反動、反女性主義的想法！所以，由我得諾貝爾比較好。」

韋勒貝克可說躺在家裡，卻被文學戰火，再次燒到。身為與安妮同樣等級，「可獲得諾貝爾獎的法國作家」，國際知名度排名，甚是可能居於首位，韋勒貝克可說被〈費加洛報〉奉為殿堂等級，一個當代指標文學家，不僅在其小說高超技藝，更在於這樣技藝背後，如何可能象徵一整個的歐洲菁英思想體系，其看似極盡頹廢的文風，卻可能表現出一種回歸長久傳統的國族意識，如其作品一貫提出對穆斯林外來文化入侵，一種反射性恐懼。

如此露骨表現對移民文化的直觀恐懼，正中法國菁英文化圈，從右派到極右的下懷。以致於，當安妮直言批評韋勒貝克「反動」、「反女性主義」，馬上引爆法國文壇的敏感神經，以謾罵等級的文學評論，精銳盡出。

極左光譜安妮，和右派〈費加洛報〉，可說數十年藏怒宿怨。在她得諾貝爾獎之前，〈費加洛報〉當紅主筆，曾擔任教育部長的法蘭西學術院院士－阿蘭·芬基爾克羅（Alain Finkielkraut），曾經直接撰文：「安妮的確有些文學才能」，但她能不能以其社會菁英的地位，「表示一點感激？」

對此「不知感激」批評，當時近八十歲安妮怒火中燒，甚至於訪談中拍桌子，「國家對我做的唯一好事，是給我退休金！」她絕非佔據菁英位置不放，而自認為「階級逃兵」（transfuges de classe sociale）。

法國具有指標性的〈費加洛報〉文學版，於耶誕假期可說對安妮火力全開，原本彬彬有禮的文人，為文則公開指責諾貝爾文學獎給予安妮這樣的「貧窮寫作」，傳達「駭人聽聞」訊息。安妮以毫無裝飾的修辭，傳達「赤裸現實」（réalité nue），對比爭議作家謝林（Louis-Ferdinand Céline），即使在描述底層生活，將其擴張成「如海洋一般回憶湧現」，安妮的書寫卻如同「無色、無味、無音樂」的「死水漣漪」，表現「平凡、可悲」，又「粗暴、骯髒」的平庸人日常。

〈費加洛報〉文學專欄結論，安妮以粗魯日常的「平白寫作」（écriture plate），將「拋棄法國文學的遺產」，讓「法國語言乾澀化」，無益於人民的真正自由與水準提升。

〈費加洛報〉以文字修辭如何「海洋豐富」或「白開水貧窮」，作為一種品味對立，卻無意揭露其價值立場：凡人如何平庸、「可悲」，菁英如何才華洋溢、愉悅快活。現實生活的平凡無奇，需要無邊無際的創造夢想，得到一種放棄宿命，提升階層的解救，宛如人類問題癥結在於，「貧窮限制想像力」。

〈費加洛報〉以極盡優雅文藝之名，偷渡右派菁英價值，又經由極右側翼媒體，更加肆無忌憚，傾力攻擊作家安妮的「底層書寫」。由〈費加洛報〉主筆阿蘭·芬基爾克羅，另開戰場的〈好談〉（Causeur）雜誌，於耶誕節前後發表至少兩篇批判安妮文章，一時得到病毒式傳播，可說以文藝為名，作為極右勢力的喉舌。

〈好談〉第一篇文章，〈安妮羽毛筆的報仇〉，表面上，開宗明義為韋勒貝克叫屈，認為安妮這樣批評他人，「比她得獎，更讓人不可接受」；實際上，本文卻不斷宣傳韋勒貝克隱藏的焦慮：菁英遭受威脅的危機意識。〈好談〉稱讚韋勒貝克不像安妮，以批判別人為樂，卻能以「宗教理由」，不斷探討歐洲價值危機－安樂死，死刑，移民問題，還有核心的核心：穆斯林文化入侵。

安妮拒絕「文學花腔」（fioritures de la littérature），拒絕「美文」（bien écrire），卻導致一種「極簡主義」的「文字貧乏」，導致「語言乾枯」，將讓傳統價值枯萎，讓本文提出刊物立場：既使她「算個文壇人物」，卻毫不值得諾貝爾文學獎。

〈好談〉第二篇文章，〈噢，階級！噢，絕望！〉，更以直白的口吻，認為「苦澀的左派憤青，不會干擾機構秩序，更不會破壞階級結構。」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批評的背後關鍵，在於鞏固「機構」和「階級」，似長期為右派和極右的價值。

面對安妮充滿反叛與憤怒的「平白寫作」，文章認為精緻的文學，如「烤蓬鬆高起的舒芙蕾，經不起微波爐加熱，還是平庸的技藝。」安妮專注於「底層的我」（« je » plébéien），間接讓「普魯斯特的我」備受指責，成為一種看待僕人角度的「菁英主義」，導致文學轉向奮力挖掘差距，背向階級和諧的優良文明傳統。

從〈費加洛報〉右派菁英，到〈好談〉極右民粹，安妮的書寫正是他們最不想見到的發展－以當下底層粗糙出發的「平白書寫」，擾亂了千百年傳承的歐洲秩序，挑撥出一種危機意識：美好的文明，遭受穆斯林、馬克思還是女性主義威脅，破壞了純粹美感、階級和諧與機構秩序。

面對〈費加洛報〉為首的菁英右派，對安妮「平白書寫」的直接攻擊，加上民粹媒體造成病毒式傳播，中間偏左的〈世界報〉，於第一時間，於耶誕假期，提出專文回應，認為安妮、韋勒貝克都是首屈一指的作家，並且，作家和作品最好分開看待。

〈世界報〉首先分析，安妮獲得諾貝爾獎，在法國造成「社會抽搐、政治痙攣」（crispations），左派讚揚其以「平凡書寫」為看不見的底層發聲，然而，右派卻認為如此政治化書寫，只是表現平庸與粗糙。

過往的法國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者，如莫迪亞諾（Modiano）或勒克萊喬（ Le Clézio），似一種靜謐平和，不會引起如此兩極化的激烈反應。首先於文學界，安妮於普魯斯特學界引發分裂，因為一方面安妮如普魯斯特，永遠以「我」寫作；另一方面，安妮的階級意識，卻讓普魯斯特對待底層的菁英角度，再次遭受質疑。

其爭議性從文學界延燒到政治界，以82歲的年紀，安妮號召反對馬克宏的新自由主義政府，反對其創造「讓人窒息的金權社會」，明確支持底層的「黃背心」運動（gilets jaunes），並公開力挺極左政黨總統候選人。

安妮提出反對韋勒貝克的「反動」、「反女性主義」，卻表現出兩人都是政治立場鮮明的作家。前者提出「我為報復我的階級寫作」，專注於底層聲音，後者則專注於基督教文明和穆斯林的對撞，憂鬱西方價值，將於眼前，再次沒落。

然而，兩人的政治立場，卻和其文學創作，「相隔一個海洋的距離」。安妮的作品從不直接談論政治，卻是以我們「睜眼卻看不見」的平凡人日常，以毫無裝飾性的「平白書寫」，造成一種文學性創新與震攝。韋勒貝克則是以墮落的生活，將文學可能性推向一個邊界，發展一種不斷更新的當代憂鬱。

儘管兩人政治立場對立，卻不妨礙兩人都是重要作家的地位。於「自我感覺良好」的當今文壇，兩人強烈的作品，像是「解剖刀一樣銳利」，以文學揭開讓讀者不斷驚異的自身所處環境。

面對右派〈費加洛報〉結合極右民粹的攻擊動作，左派〈解放報〉不甘示弱，於耶誕假期，推出安妮的長篇訪談，於第一時間，做出正面回應。

安妮首先談到其獲得諾貝爾獎後的計畫－繼續寫作，回到寫作，不把自己當作偶像，「把能夠在什麼時候寫，怎麼樣寫，放在第一個位置。」安妮更提出：「寫作比性愛，更為私密。」這也是她為何，決定將她長年於學生作業簿寫下的日記，預計在死後，才能發表，如同「一個女人的紀錄」。

安妮說她今年得到諾貝爾，完全是意料之外，「不在她的慾望清單之中」，畢竟，她已經是個成名作家，在獲得諾貝爾之前，已經於世界賣出了四百萬本著作，而這次得獎，銷量可望達到五百萬本。

而她得獎後引發的強烈反彈，安妮更在預料之中，因為文壇的這種攻擊，她已經遭受了二、三十年。保守媒體對她女性、底層的「平白書寫」，展開長期責難，已經不是批評，而是「一連串恨意」，以「謾罵」表現他們的品味，以「輕蔑」表明其菁英立場。

法國文壇的「厭女症」（misogynie），淵遠流長，安妮指出：「女性製作作品的合理性，於集體潛意識中，還未爭取到。」女性長期呈現一種「不可見化」（invisibilisation），這也是為何，安妮長期堅持自稱「女作家」（autrice），一個法文新字，而非傳統中性的「作家」（écrivain）。

至今，安妮仍然會收到一些「厭女症」的信件，稱她為老奶奶，要她趕緊搬到療養院，她已經一笑置之，習以為常。

面對當今政治環境，安妮覺得我們好像「回到兩次大戰的戰間期」，意識形態壁壘分明，尤其極右派底下的種族歧視、排外主義，今天以更好的包裝，死灰復燃，甚至當今某些政黨，已經把過時的反移民標語，直接作為競選口號，「我非常擔心下次選舉，真的擔心。」

〈解放報〉問最後一個問題：「妳還會繼續介入政治嗎？」安妮回答說：「當然，只要我還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