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 Guenard et Anne-Sophie Tschiegg
從今年諾貝爾得主的「女性日常平白寫作」、鞏固爾得主的「私密療傷書寫」,到獲得費米娜獎的《和狗一起吃飯》,展現的「忘我自然書寫」,都在在顯示作者如何與讀者一起,共同面對無為、無常的自然與社會。
從「黑非洲文學年」,到「女性文學年」
個人去年有幸解析,從諾貝爾文學獎、布克獎到鞏固爾等,六大國際文學獎,都似有志一同,頒發給方興未艾的薩哈拉沙漠以南、黑非洲作家,今年世界文壇的趨勢,似為支持女作家,如十月初,諾貝爾文學獎頒給法國女作家安妮·艾諾(Annie Ernaux),其長期發展無裝飾、無理論「平白書寫」(écriture plate),被法國《解放報》(Libération)譽為,以女性日常「造成醜聞」,翻轉男人保守社會。十一月初,鞏固爾文學獎頒發給女作家-布里姬·基霍(Brigitte Giraud),她似與安妮·艾諾風格共振,兩人都擅長以女性私密書寫,常年於法國文壇,吹皺一潭春水。
今天(十一月七日),法國著名的費米娜獎(Prix Fémina)揭曉,三個獎項全部頒發給女性,包括小說獎由克勞蒂·昂贊格(Claudie Hunzinger)的《和狗一起吃飯》(Un chien à ma table),外國文學獎由加拿大女作家荷謝·卡斯克(Rachel Cusk)的《依賴》(Dépendance),散文獎則由安涅特·韋佛卡(Annette Wieviorka)的《墓碑:我的家族自傳》(Tombeaux: autobiographie de ma famille)所獲得。
舉辦已百餘年的費米娜獎,其特色為與男人的鞏固爾文學獎抗衡,評審團全部為女性,然而得獎者卻不限於女性,如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曾於1905年獲得第二屆文學獎。今年費米娜都頒發給女性作家,可說別具意義,可能象徵一種女性文學的百花齊放。
「書寫與自然結合」的藝術挑戰
法國當今文壇似早已脫離五十年前的後現代理論-以「作者之死」,批判十九世紀「自然主義」,追求「文本愉悅」,而認識到作者平等於他者,身為脆弱人類,生存於無為自然,面對環境危機挑戰,進而平反十九世紀小說發展的「社會介入」精神,將人為書寫與大塊自然重新結合,探索人類於天地之中,於萬物芻狗下的地位與處境。
《和狗一起吃飯》驚人地巧合,與今年諾貝爾和鞏固爾得獎女作家,全都是一種面對社會或自然的自傳體書寫,這部近三百頁的小說,講述一個近八十歲的女作家兼藝術家,決定退隱,至與世隔絕的山中小屋長居,完全就是作者自身的寫照。自我放逐在一種「被資本主義拋棄的人類世碎片」,女作家/藝術家身在一種「無故事純真原型」,活在「厚重、生機、開花的真實草地」中,以一種「環境詩意」(écopoétique),面對可能的地球「第六次動物大滅絕」。
女作家/藝術家在隱居小屋中,遇見一隻「骯髒灰色毛團,精疲力竭,餓到皮包骨」的母狗,成為她與整天睡覺的長年伴侶,兩人情感危機的一個轉捩點,這隻被遺棄的母狗,讓他們日復一日生活,一時充滿生機活力,讓女作家感到,「我們不是一個封閉的物種,自絕其他物種之外,我們和其他生物不一樣,但是不需切割。」
女作家/藝術家「和狗一起吃飯」,在與世隔絕的山中小屋,沉浸於大塊自然,發現「不可勝數的存在」,數不盡的動物、植物和礦物,感到「不再是一個女人,而是自然,只有自然和我。」也就是和他者物種,那隻被拋棄的母狗,一起生活,女作家最終發現一種她前所未見的靈感泉源:「萬物宛如在自我書寫,就像人類白紙上的石墨。」
從今年諾貝爾得主的「女性日常平白寫作」、鞏固爾得主的「私密療傷書寫」,到獲得費米娜獎的《和狗一起吃飯》,展現的「忘我自然書寫」,都在在顯示作者如何與讀者一起,共同面對無為、無常的自然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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