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拉伯，中国正全方位打破西方设定的舆论刻板印象

12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利雅得，开始在沙特的一连串外交行程，包括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出席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峰会、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等。

针对此次访问，西方媒体有过不少行前预测，例如称沙特可能同意“以人民币结算石油”、中沙或将签订军火大单等。然从结果来看，西方的担忧并未全然成真。12月9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中海峰会时，倡议双方应充分使用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的平台、开展油气贸易人民币结算，然此一表述何时进入实践层面犹未可知；所谓中沙军火大单，更是从头到尾了无声息。但尽管如此，西方媒体依旧热议所谓“海湾新冷战”、“中美新冷战在中东”。

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上亦有两派声音相互博弈。一派认为阿拉伯国家正在转向，而中国将填补美国留下的“战略真空”，简言之，便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另一派基本上共享了前一假设，但担忧中国此举会重蹈美苏覆辙，在其看来中东长年战乱，各国惯以军事手段维护国家利益，中国若与沙特等国过度靠近，可能被迫卷入区域冲突，简言之，便是过度介入、引火自焚。

综上所述，中国领导人此次访问不仅吸引全球关注，亦在国内引发不少讨论。而要分析未来的中沙、中海乃至中阿关系走向，此次“三环”峰会确实揭示了些许线索。

首先，由峰会安排可见，沙特是转动新世代中阿关系的承轴，海合会则发挥了平台作用。

在中沙互动场域，沙特是中国最大原油供应国，中国同样是沙特最大贸易伙伴和原油客户，尤其2016年确立“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愿景”对接后，两国在能源与非能源合作领域皆有了更多探索。

在能源场域，有鉴于中国的发展步伐持续加快，对能源的需求也稳定增加，中沙的原油贸易逐年成长。以2021年数据为例，中国市场占沙特原油出口总量的27%，是该国最大原油买家，尽管此一占比在2022年5月被俄罗斯短暂超越，中国的采购趋势依旧未变，沙特遂在8月再度回升为中国最大石油进口来源。

此外，中沙近年也尝试合资炼化项目。以2016年正式投产的中沙合资延布炼厂为例，总投资额86亿美元中，沙特阿美公司拥有62.5%的股权，中石化拥有37.5%的股权，中方也引入自身管理系统、生产体系、专家团队。

截至2021年底，延布炼厂已累计加工原油1.34亿吨，生产汽油2,952万吨、柴油7,995万吨；装置开工率、操作完好率等指标在所罗门绩效评价中，位处中东、欧洲和亚太三大地区第一群组。

此外2019年沙国王储穆罕默德访问北京期间，中沙两国签署总投资超过100亿美元的东北炼化合作项目，由沙特阿美（35%）、辽宁盘锦鑫诚集团（29%）、中国兵器集团（36%）合资成立华锦阿美公司，在辽宁展开作业，预计在2024年投产，可每日炼化30万桶原油（沙特阿美供应所需70%的原油），附带每年生产150万吨的乙烯和130万吨的对二甲苯。

然而2020年疫情爆发冲击全球油价与经济，沙特阿美宣布调整战略，此项目只能无限期搁置；2022年3月10日沙特阿美再次宣布，将在中国东北开发大型炼油化工一体化联合装置，为这一项目的重启带来曙光。

而不论是延布炼厂、辽宁炼化项目，或是习近平此次会上提及的福建古雷乙烯项目，皆反映了中沙能源合作的新战略趋势：除了项目收益外，中国要确保自身能源安全，沙特则想绑定产业链下游和争夺中国市场。‍在长远未来内，能源贸易与混合项目合作，都会是中沙互动的重要轴心。

而在非能源合作场域，中沙近年也尝试拓展基础设施、通信、高科技、工业、金融、交通、可再生能源、核能等领域的合作机会。

例如，2016年签约的中国—沙特（吉赞）产业园，已陆续吸引各式中企进驻，布局战略投资；2017年中沙签署的《铀钍资源合作谅解备忘录》，则象征双方迈出核能全产业链合作的第一步，中国核工集团将对沙特9片潜力地区开展放射性资源勘查工作，并对沙特推销第四代核电；2017年中沙签署的21项合作备忘录中，更有太阳能、风能的基础建设，以及沙特“智慧城市”的建设计划。

对中国来说，沙特位处欧亚非三洲枢纽的战略位置，又有庞大能源收入可调度，其政治精英也正推动国家经济转型计划，所需要的新能源技术、工业城规划、智能城市建设项目等，皆是中方强项，对落实“一带一路”在阿拉伯、乃至中东地区的进展极有帮助；对沙特来说，为加快国家经济多元发展，其也欢迎中国前来投资基础建设、制造业、旅游业等非石化产业，协助推动国家转型，布局后石油时代的经济软着陆，实现国家“再工业化”。

而从更广的区域视角来看，借由强化与沙特的战略协作，中国希望取得海合会六国的整体信任，推进经贸、投资、基建项目等多领域的合作。

在经贸场域，中国与海合会的双边贸易额在近20年内显著增长。2000年，中海贸易额尚不足100亿美元，卡塔尔危机爆发前的2016年，中海贸易额已突破1000亿美元，增长主要来自石化产品。其中沙特是中国在中东的最重要贸易伙伴，阿联酋位居第二。

在投资场域，海合会中不乏比沙特友善的投资环境，阿联酋便是一例。

2018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阿联酋排名第14位，该年中国购入了阿布扎比三个海上油田10%的股份；2019年，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ADNOC）与中国企业在液化天然气（LNG）场域成立了合资航运企业；而在非石化投资场域，中国资金大量涌入房地产与建筑业，整体占比高达中国在阿联酋总投资的46%，许多中国企业更在阿联酋的杰贝阿里自由区（JAFZA）成立总部，为整个半岛项目提供服务。

在基建场域，除了沙特有“2030愿景”外，海合会国家基本上都提出了国家经济转型计划，包括阿联酋的“2071百年计划”、卡塔尔的“2030国家愿景”、科威特的“2035新科威特国家愿景”、巴林的“2030愿景”、阿曼的“2040愿景”等。

而上述发展战略皆以实现产业转型、布局后石油时代发展路线为目的，需要大规模资金与项目进驻，以支撑国家“再工业化”进程。

在此视角下，中国与海湾国家可谓一拍即合：在能源安全场域，阿拉伯世界唯海合会有能力满足中国需求；在基建、经贸投资的制度性安排上，海合会国家除了接受项目外，更能充当让中企辐射至半岛乃至全阿拉伯世界的平台枢纽；在核能、新能源等高新科技合作场域，也只有海合会国家存在资金、政策、资源、人才的配合空间。

故早在2004年，中国便与海合会国家启动中海自贸协议谈判，希望促成双方就能源安全、投资、科技合作，建立新的制度性安排。

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时，更是特别会见时任海合会秘书长，强调中方希望加快自贸协议谈判进程；随后中海自贸协议谈判团队分别在该年2月于利雅得、5月于广州、10月于北京、12月再于利雅得举行多轮谈判，外界预测协议很快可以尘埃落定，可惜卡塔尔外交危机于2017年爆发，海合会因内斗而无法统一决策，中海自贸协议谈判由此中止。

而今卡塔尔外交危机落幕，中海合作也持续深化，重启自贸协议谈判已无障碍。虽说距离自贸区实际落地，可能尚需一段时间，但中海关系持续向好、合作力道加深，是无庸置疑的时代趋势。

综观中沙关系、中海关系两大场域，沙特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此次中沙约定两国元首将每隔两年轮流举行会晤，便有中国希望锚定与沙特的战略协作，确保中沙关系稳定，同时巩固中海合作的用意。

而以沙特为核心、海合会为平台，中国希望将自身发展模式，辐射至阿拉伯世界的民生场域。

综观此次中阿峰会，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中阿合作的“八大共同行动”，具体内容包括：支持发展、粮食安全、卫生健康、绿色创新、能源安全、文明对话、青年成才、安全稳定。

可以看出，中国希望从民生、软实力场域着手，增加在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参与，同时争取国家形象话语权。

在经济参与上，虽说中国近年与沙特、海合会的合作有所上升，西方也持续塑造“中国进军中东”的冷战话术，但从综观阿拉伯世界的整体境况，中国的参与并不如外界想象的巨大。

截至2021年底，巴林、约旦、摩洛哥、阿曼均与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沙特也早在2003年就与美国签订“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TIFA）；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黎巴嫩、摩洛哥、巴勒斯坦、突尼斯等国与欧盟签订了合作伙伴协议；埃及、海合会、约旦、摩洛哥、巴勒斯坦、突尼斯等则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

虽说2001年以来，中阿贸易额迅速增长，但截至2022年10月，中国都未与包括沙特在内的任何阿拉伯国家，签订含有自由贸易协议性质的多边、双边贸易合作机制，如今传出最有可能与中国签订首份自贸协议的中东国家，还是以色列，而非阿拉伯世界。

第二，从投资规模来看，中国对阿拉伯地区的直接投资依旧有限。以2020年数据为例，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存量为213亿美元，仅占阿拉伯世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2.3%。

而在有限的投资额度中，能源和基建仍是主流，制造业、工业占比较低。截至2020年底，中国对阿直接投资存量规模最大的四个国家分别是阿联酋、沙特、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四国总额占中国对阿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73.2%。换言之，其余阿拉伯国家的占比相对稀疏。

第三，从境外工业园区来看，中国在阿拉伯的境外工业园区主要集中于北非与海湾国家。例如2007年批准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阿尔及利亚中国江铃经贸合作区，2016年签约的中国—阿曼（杜库姆）产业园、中国—沙特（吉赞）产业园，2018年开工建设的中阿（阿联酋）产能合作示范园等。

但截至今日，上述园区尚无法成为中国制造业的孵化平台，除因部分园区才刚草创、需要时间运作外，结构性因素也发挥一定作用：一来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基础相对薄弱，二来其产业链与中国距离较远，三来部分中企担忧当地安全情势、未敢前来。

而这些原因，也部分导致了前两个现象：中阿之间普遍不存在自贸协议、中国对不同阿拉伯国家的投资极不平均。

归根结底，阿拉伯世界存在巨大的发展落差，各国与中国的政经关系亦有不同。这便是中国何以要先聚焦沙特、海合会，再向阿拉伯世界辐射民生项目的原因：面对海合会国家，以人民币结算油气的倡议具有现实基础；但面向工业化程度相对低落的阿拉伯世界，民生项目才是提升参与的务实选项。

而在争取国家话语权场域，中国的施力体现在语言人才的培育上，不论是中国的阿语翻译人才，或是阿拉伯世界的汉语翻译人才。

比较中阿的语言学习基础，中国因有大量穆斯林人口，回民与阿拉伯世界通过负笈、朝觐形成联系，故中国自明清时期起，便有与宗教挂钩的阿拉伯语民间教育体系，1946年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更在马坚等人支持下，开设了中国第一个阿拉伯语专业。如今的阿拉伯语教育已是遍地开花、资源充足。

然而阿拉伯世界缺乏上述基础，一直要到反帝反殖年代，中国开始接触阿拉伯事务、与各国建立军政互动后，埃及的艾因·夏姆斯大学（Ain Shams University）才在1958年成立全阿拉伯世界第一个汉语系。

但此一行动并未形成规模，阿拉伯世界吹起“汉语热”还是近十年的新现象；而其背后的关键因素，还是中国的全方位崛起，使得部分阿拉伯国家开始增设汉语系，孔子学院亦逐步进入阿拉伯民众视野，拓宽了阿拉伯人学习汉语的机会。

而借由推广汉语教育、培养翻译人才，中国意在打破西方设定的舆论刻板印象，强化对阿拉伯的文化输出工程，让阿拉伯世界认识更加多面的中国形象。例如近期热播的《觉醒年代》、《山海情》，便在中阿双边团队协力下，译成阿拉伯语版在阿拉伯世界播放，前者诉诸阿拉伯人亦能共情的革命历史，后者则讲述中国的扶贫经验。

翻译人才库的扩充，不仅象征文化交流障碍的下降，更意味耕耘国家形象筹码的增加。此次不论是中沙、中海或中阿峰会，中方皆提及支持推展汉语教育，应有此番考虑在其中。

至于要如何理解中国与沙特、海合会、阿拉伯世界的互动，西媒所谓“在中东开展新冷战”自是言过其实，正如其过往也不时将中沙的核能合作，渲染为“中国即将协助沙特发展核武”般。

基本上当今的中阿互动，依旧不离2014年第六届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1+2+3”模式，其中“1”代表能源合作，“2”是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3”是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领域为突破口。只是在如今中美博弈、国际秩序多极化的变局下，“1+2+3”模式迭加了三层战略意义。

第一，为中国的能源安全搭建护栏。伴随中国发展增速，对能源的需求也将同步增长，在此脉络下巩固中沙、中海关系，将能最大程度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为中国的发展战略提供稳定支撑。

第二，强化“一带一路”的延展。如前所述，海湾国家蕴藏巨大的工程承包和劳务市场潜力，阿拉伯世界则普遍需要工业化建设。维系中海、中阿关系，不仅有利于双向投资增长，更能支撑中企的“走出去”战略，也为“一带一路”的延展创造条件。

第三，降低中国被边缘化的风险。在当今中美博弈格局中，全面升级与沙特、海合会、阿拉伯国家的合作，能够有效维护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政经利益，使中国掌握更多主动。除此之外，中海自贸协议落地后，或可与上合组织等机制相结合，成为中国在欧亚大陆的地缘经济支撑。

2016年习近平访问沙特时，世界多极化趋势尚不显著；而今伴随美国退出中东、俄乌战争爆发，多极化的秩序正在加速成形。在可见未来内，阿拉伯国家都会是中国的外交要角，中国也会是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存在。

原文發表於2022.12.15《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