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與芬蘭要加入北約，得先經過土耳其這一關。

從 2014 年克里米亞危機爆發開始，有越來越多國家考慮或申請加入北約，但取得共識的時程曠日費時，有時還會與其他成員國的產生衝突，迫使國家將過往堅持的核心價值放在天秤上權衡，甚至成為交換「國土安全」的籌碼。

我們這禮拜要看的新聞，是瑞典與芬蘭兩國申請北約時遭遇來自土耳其的阻力，下文將會分成三個段落，分別簡介北約組織、庫德族議題與我們的討論過程。

首先，我們得知道北約誕生的環境，是在二戰結束後隨之而來的冷戰初期，當時西歐各國不只深陷資源與人力的匱乏，還得緊盯東方蘇聯進犯的威脅——蘇聯此刻擁有全歐洲最龐大的軍隊，且因為蘇聯在東歐的勢力擴張、對東歐共產黨奪權的動員，以及對戰後德國問題的分歧，雙方關係在戰後幾年就急速降到冰點。

為了加速戰後西歐重建的速度，美國提出馬歇爾計畫援助歐洲國家，而對西歐國家來說，經濟上的援助固然重要，但若能獲得美國承諾的軍事合作，將美國納入西歐原有的防禦聯盟，那將會更有效遏止蘇聯的野心。

在這樣的背景下，1949 年以英國、美國與法國為首的 12 個國家簽署條約並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五條：「一旦成員國受到攻擊，其他成員國將作出即時反應」，確立成員國的集體防衛機制。

（雖然在史學家東尼．賈德看來，美國加入北約的初衷與馬歇爾計畫相似，僅是希望西歐能邁向獨立自主，減少對美依賴的手段*）

同一年，以蘇聯為首的華沙公約組織也誕生了，雙方形成不言而喻的對峙局面，邱吉爾所說的「鐵幕」確實在歐洲中央劃出一條界線，隔絕東西方兩種不同的統治手段與意識形態。

北約創立以來，成員國的數量不斷增加，到了 1990 年代華沙公約組織解散之後，波蘭、匈牙利、捷克等東歐國家也陸續加入，至今已經有三十個成員國。

申請加入北約需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呢？除了國內要實施市場經濟、多樣性民主、外交需尊重他國主權之外，由於北約是個採用共識決的聯盟，新成員的加入，必須經過其他北約成員國的同意，而加入北約後，也必須承諾最低國防支出，雖然這個規範目前成效不彰。

2014 年克里米亞危機發生後，與俄國接壤的芬蘭以及鄰近的瑞典開始在國內討論是否要申請加入北約，到 2022 年五月正式提出申請，大多數的北約成員國都樂見他們加入，除了土耳其與匈牙利之外，其中土耳其與北歐兩國的爭端，大多圍繞在庫德族（Kurds）的議題。

瑞典過去庇護了許多來自西亞的庫德移民，隨著時光流逝，這些移民在瑞典建立了有規模且活躍的群體，也有幾位庫德裔進入國會為族群發聲。為了瞭解庫德族來到北歐國家的前因後果，我們可能得先講些歷史，以下提到的，只是非常非常簡略的介紹，歡迎讀者從延伸閱讀去深入理解庫德議題。

庫德族是自古生活在西亞區域的民族，他們並非我們直覺認為的極少數民族，但目前世界上並沒有以庫德族為主要人口的國家，他們分佈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四個地方，擁有與其他民族不同的語言和文化，身為在民族國家裡的少數民族，時常遭受權力的迫害。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鄂圖曼帝國被西方列強瓦解，主要生活在鄂圖曼東部與伊朗西部接壤區域的庫德族，本應呼應「民族自決」，擁有自主統治的權利，但卻被其他大國干涉，自治之路無疾而終，戰後重新談判的國界，把庫德族的生活區域分割到上述幾個國家的疆域裡，而有了「土耳其庫德族」、「伊拉克庫德族」等被不同的政府與政策左右的庫德人。

例如現代土耳其建國以來奉行的「凱末爾主義」，蘊含了以土耳其人為主的民族主義，他們將庫德人列為「山地土耳其人」，並試圖將庫德人「土耳其化」，對於他們獨有的傳統與宗教是一大打擊，當然，這個政策受到境內庫德人的強烈反彈。

諷刺的是，土耳其政府要同化庫德族，完成國家境內的民族統一，在過程中卻又沒有賦予少數民族同等的權益，這使抗爭與衝突並為隨時間而消弭，反而越演越烈。1970 年代開始，出現目標建立「庫德人獨立國家」的組織——庫德斯坦工人黨（PKK），他們採取激烈的抗爭手段，例如破壞強調「同化教育」的學校**，或襲擊土耳其在其他國家的領事館。

土耳其第一時間將 PKK 定錨為恐怖組織，但不只土耳其，由於手段激烈（以及該組織奉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許多西方國家也將 PKK 視為恐怖組織。差別在於，土耳其打壓的力道不只對付 PKK 這些激進團體，也外溢到整個庫德族群。

因此，從 1980 年代開始，歐洲國家為離開西亞的庫德人提供庇護，其中瑞典與芬蘭接納了比過去更多的庫德移民與政治難民，現在庫德族在瑞典的人口約 10 到 15 萬人，佔總人口 1%，且是一個政治活躍的族群。來自伊朗的庫德裔 Amineh Kakabaveh 過去曾是庫德武裝游擊隊隊員，移民瑞典後投身政治運動，在國會裡，她長期關注西亞庫德族與庫德移民的人權問題。

前年她更成為議會裡的關鍵少數，並與當時的少數執政黨社會民主黨達成協議，以支持首相安德森的一票，換取政府對敘利亞東北庫德族的支持，更邀請當地的代表人物 Salih Muslim 來瑞典受訪，此舉必然觸動土耳其的敏感神經。

讓我們回到這篇新聞的主題：瑞典與芬蘭加入北約的申請案，土耳其採反對立場，並指控北歐兩國窩藏 PKK 與其他組織的武裝份子，要求兩國將這些人引渡回土耳其受審，土耳其駐瑞典大使甚至表示，由於 Amineh Kakabaveh 對 PKK 的支持，她也應該被列在引渡名單上。

瑞典外交部長反駁，早在 1984 年瑞典就將 PKK 列為恐怖組織，比歐盟還早，至今也沒有改變其立場。但是，瑞典在去年底拒絕了具有 PKK 黨員身份的 Mahmut Tat 的庇護申請，將他引渡到土耳其，他隨即被警方逮捕並送到伊斯坦堡監獄。這一引渡事件是在瑞典申請加入北約之後發生，敏感的時間點引起不小爭議，瑞典移民部長仍強調「政府無法干預庇護申請」。

瑞典在今年將修訂新的「反恐法」，更嚴格規範恐怖組織的成員與行為，協助恐怖組織舉辦活動、交通都可能觸犯刑法，這項法律受到土耳其外交部長的肯定，但他仍表明這項法律必須要全面實施才行。

這次事件除了庫德族議題之外，還有個弦外之音，是在收集新聞的過程結束後不久發生的，即是在瑞典首都發生反伊斯蘭的抗議，並在大使館前焚燒可蘭經，這也讓怒不可遏的土耳其暫停與瑞典的會談，而另一個可能性是土耳其可能給兩國不同的答案：先同意芬蘭加入 NATO。

Henry 在討論中表示：若芬蘭堅持兩國同進退，綁定芬蘭似乎成為一個可以對土耳其施壓的籌碼。在一則樣本數 1000 人的調查中，芬蘭民眾有過半數認為「不用等瑞典一起加入」 。

但在今天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芬蘭總理 Sanna Marin 表示「與瑞典一起加入 NATO 最符合兩國的利益，也最符合 NATO 的戰略利益」，政府與民間不同調，加入北約的漫長路還有待觀察。

在這起事件的過程中，我看見的是少數族裔無法掌控命運的悲劇，瑞典對土耳其要求的讓步，是否也就代表著在民主國家堅持的核心價值中，仍然有重要程度高低之分呢？而在兩者權衡下，聲音較小的一方總是無力避免被放到談判桌上待價而沽。

我相信政治是走向妥協與共識的手段，在利益兩難的國際政治中，更是如此。但若我們放棄堅守某些價值、縱容仇恨的散播，或將少數人視為大義的犧牲品——歷史告訴我們，這只會讓通往和平之路變得更崎嶇難行。

*: 東尼．賈德《戰後歐洲六十年：（卷一）進入旋風 1945 - 1953》，頁 245 至 247（左岸文化出版）

**: 陳立樵《綜觀百年西亞》（臺灣商務印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