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與瑞典至今無法加入北約：土耳其究竟在反對什麼？

6月28日，北約（NATO）的馬德里峰會召開前夕，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會同了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芬蘭總統尼尼斯托（Sauli Niinistö）、時任瑞典首相安德松（Magdalena Andersson）舉行四方會談。會後土耳其同意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並與兩國簽署了入約的三方備忘錄。

據土耳其阿納多盧通訊社（Anadolu Agency）報道，備忘錄內載明土耳其所提要求，包括芬蘭和瑞典須與庫爾德工人黨（PKK）保持距離，並根據土耳其提供的資訊、證據和情報，協助驅逐或引渡恐怖嫌疑人回土耳其，同時承諾不支持「居倫運動」以及庫爾德民主聯盟黨（PYD）和其附屬武裝組織「人民保護部隊」（YPG），並取消對土耳其的武器禁運。

彼時斯托爾滕貝格曾樂觀表示，將於6月29日的峰會上正式邀請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兩國很可能於幾個月內正式成為成員國。然從後續發展來看，土耳其顯然有些心口不一。土耳其外長恰武什奧盧（Mevlüt Çavuşoğlu）於8月表示，由於芬蘭與瑞典尚未引渡參與居倫運動的「恐怖份子」，故土耳其無法同意兩國加入北約；直至11月，土耳其仍以類似說辭阻擋兩國加入。

而後土耳其越發針對瑞典，且要求近乎無理取鬧：安卡拉要求瑞典解僱一位官員，只因其在10年前參加了親PKK集會；針對瑞典出現同情PKK者發起的集會、會上出現反埃爾多安口號，土耳其要求瑞典政府查明與會者身分。為此瑞典新首相克里斯特松（Ulf Kristersson）於11月8日訪問土耳其，盼能說服土方支持瑞典加入北約，卻仍難有進展。11月30日，恰武什奧盧在會見芬瑞兩國外長後，表示「需要看到更多具體行動」，顯然仍不願放行。

而對土耳其種種刁難，不僅瑞典政府陷入掙扎，其內部輿情亦激憤不已。

有鑑於北約擴員需要一致決，自芬瑞兩國於5月正式提出加入申請後，土耳其便持續「一夫當關」、阻止兩國入約，芬蘭與瑞典只能被迫在庫爾德問題、居倫運動、武器禁運等場域上讓步，期望換到加入北約的門票。以瑞典政府為例，其在8月同意引渡一名土耳其聲稱的「恐怖分子」，且為避免國內反對聲音檢討，其竭力宣稱此次引渡「與加入北約無關」，是符合正常法規程序的舉措；到了9月，瑞典正式解除對土耳其的武器出口禁令。

然而上述讓步沒能換來安卡拉的點頭，倒讓瑞典內部的批評聲浪此起彼落。反對派指責瑞典官員竭力取悦埃爾多安、毫無尊嚴，10月以後就任的新首相克里斯特松更是成了箭靶。

11月8日克里斯特松訪問土耳其後，《瑞典日報》（Dagens Nyheter）便刊登知名記者亞歷克斯·舒爾曼（Alex Schulman）的評論文章：《克里斯特松必須停止為土耳其羞辱自己》，文中諷刺道「是的，我們羞辱了自己，但這是值得的，因為這次旅行肯定會有回報，克里斯特松將得到埃爾多安一個長久而温暖的擁抱，而埃爾多安將告訴他：歡迎來到北約，我的朋友」；「三周後，埃爾多安將來到瑞典，這意味着屈辱將在瑞典國土上續演。但這一次，克里斯特森將不會是唯一受辱的人，屆時國王將不得不鞠躬，王后也會將頭飾放在他面前」；「我們真的要繼續這種自我毀滅的行為嗎？」而土耳其事後的持續杯葛，也強化了舒爾曼文章的黑色幽默。

平心而論，回顧6月以來土耳其所開出的相關條件，其角色更多是煙霧彈、而非安卡拉的心之所向。一來，不論是庫爾德分離勢力或居倫運動參與者，芬蘭與瑞典所發揮的庇護作用，都遠不及美國巨大，居倫（Fethullah Gülen）本人更是流亡美國多年；二來，所謂「芬瑞對土耳其實施武器禁運」，其根源乃是2019年土耳其進軍敘北後，由捷克、芬蘭、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西班牙、瑞典和英國發起的聯合制裁，但其中僅法國、西班牙和英國勉強稱得上是土耳其的軍火「供應商」，芬蘭、瑞典佔比其實少得可憐。

綜上所述，彼時土耳其的真正要價對象，應是希望北約再擴的美國，以及不願兩國入約的俄羅斯。畢竟在6月29日、土耳其宣佈放行芬蘭與瑞典的第二天，拜登（Joe Biden）政府便宣佈支持向土耳其出售F-16戰機的計劃，外界不得不懷疑，美土之間應是有過秘密協商與交易。

而眼下埃爾多安的刁難不斷，原因顯然也不會是瑞典與芬蘭的「不確實履約」。瑞典內部有分析認為，埃爾多安將在2023年迎戰總統大選，但眼下土耳其經濟狀況不佳，其應是有意藉著「欺侮」瑞典、擺佈北約，來展現自己的「大國領導人」形象，催出更多選票。

而不論瑞典的猜測是否為真，土耳其對北約的需求也確與過往不同。

冷戰時代，為制衡蘇聯的地緣威脅、實現成為「西方國家」的夢想，土耳其將國家安全戰略緊密地捆綁於北約戰車上。然而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後，土耳其與北約盟國的分歧逐漸擴大。一來，土、敘有長達911公里的邊境線，內戰成了土耳其的真實威脅來源，歐洲卻無法感同身受；二來，敘利亞內戰逐漸演變為代理人戰爭，俄羅斯和伊朗堅定支持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權，北約盟國卻不願過多介入，讓土耳其深感孤立無援；三來，「伊斯蘭國」（IS）崛起後，美國選擇與敘利亞的庫爾德武裝合作、打擊恐怖主義，而土耳其向來與庫爾德勢力敵對，遂在敘利亞事務上倒向了俄伊一側。

在此之後，土耳其愈發奉行國家安全上的獨立政策，逐步降低對北約的防務依賴，包括購買俄羅斯S-400導彈系統、在卡塔爾（2015年）和索馬里（2017年）創建軍事基地、在敘利亞和利比亞獨立展開軍事行動、在伊拉克北部和「北塞浦路斯」地區維持軍事存在、扶植本土國防工業發展等。

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土耳其與北約的「同牀異夢」更加明顯。除了阻止芬蘭與瑞典加入北約外，土耳其未以「侵略」定位俄羅斯的軍事行動，更未跟風歐美加入對俄制裁。從結果來看，與北約保持一定戰略疏離，讓土耳其的斡旋角色得到施展空間。歸根結柢，伴隨國際情勢變化，與北約高度同調的傳統聯盟戰略，已不再契合土耳其當今的國家利益需求，不論是內政、軍事或外交場域。

然即便如此，要推斷土耳其將與北約分道揚鑣，也是不切實際的幻想。首先，觀察土耳其與北約盟國的分歧，其本質更多是「分配性戰略分歧」，即在界定敵人上認知不同，而非爭奪聯盟主導權；其次，土耳其確在近年與俄羅斯交好，引來其餘北約盟國的不諒解，但購買俄製S-400一事，既有國防獨立需求，更是平衡外交的實用主義體現，土耳其意在形塑「吸引各方爭取自己」的外部環境；此外，土耳其與北約的合作機制並未遭到根本性破壞，2021年土耳其從波蘭手中接過北約快速反應部隊下設的「北約高度戒備聯合特遣部隊」（VJTF）指揮權，土軍第66機械化步兵旅（4,200名士兵）成了該部隊的核心，從軍隊指揮權的正常交接可以看出，聯盟內鬥並未影響土耳其在北約的角色。

而從土耳其的地緣位置來看，北約是其平衡俄羅斯影響的制度力量，更是其在東地中海平衡希臘的重要支點；對北約來說，土軍的空軍基地亦是重要資產。故在可見未來內，雙方都將維持北約框架下的機制性聯繫，只是土耳其的戰略認知已與過往不同，其不僅不願再充當西方框架下的「二等公民」，更要求歐美「平視」自己。從戰略依附到戰略自主，不論芬蘭與瑞典最終能否入約，土耳其與北約聯盟關係都已發生深刻變化。

原文發表網址:

20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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