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倒戈（一）：埃爾多安或許「背叛」普京，卻沒有背叛歷史

2023年7月10 日，北約峰會前夕，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Tayyip Erdogan）、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Ulf Kristersson）和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在立陶宛維爾紐斯舉行會議。（Reuters）

近期土耳其一系列動作，被外界解讀為對俄羅斯的「背叛」。

首先是7月8日釋放「亞速營」（Azov battalion）5名指揮官。其來歷乃是2022年土耳其斡旋俄烏換囚時，俄方釋出的高級別戰俘，當中甚至包括「亞速營」正副團長。彼時俄方要求，有鑑於「亞速營」身分特殊，這5名指揮官必須待在土耳其，直到俄烏戰爭結束方能返回烏克蘭，而土耳其也對此予以保證。沒想到1年不到，土方便突然放人，俄羅斯顯然有些措手不及，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便表示，俄羅斯對此並不知情，「沒有人通知我們這件事」。

接著是將在7月17日到期的《黑海糧食協議》，由於俄方表示不願續約，協議面臨失效。但據烏克蘭一方透露，土耳其已承諾，即便俄方不願續約，土國也會派遣海軍，護送烏克蘭糧食船隻安全通行，免受俄軍攻擊。對此消息，土耳其並未出面澄清，顯然也是想力保協議存續，即便俄羅斯反對。

再來是外界討論最多的「開放瑞典加入北約」。7月10日北約峰會召開前夕，原本將「瑞典入約」與「土耳其入歐盟」相掛勾的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忽然鬆口，同意將瑞典入約議定書提交土國議會批准。雖說批准流程與日期仍有變數，但埃爾多安如此表態已是一大進展，外界因此普遍解讀：瑞典入約只是時間問題。

平心而論，上述舉措反映土耳其確實有意再平衡對美關係，並為此犧牲部分俄羅斯利益，故有不少輿論為此抨擊土耳其「背叛俄羅斯」。但批評者不妨捫心自問，在弱肉強食的國際關係中，究竟有多少國家能為他國利益而活？如果俄羅斯也為美國、乃至烏克蘭國家利益而活，又怎會有今日的俄烏戰爭？

歸根結柢，部分批評土耳其者更多是從俄烏戰爭爆發後，土耳其等諸多亞非拉國家未參與對俄制裁的現實，想像出了某種土俄歐亞大聯合、共抗邪惡歐美的國際關係舞台劇，卻發現土耳其所為不符構想，因而生出「背叛」批評。但事實上細究土耳其與俄羅斯的關係，兩國互動不僅受到地緣政治束縛，也受國際局勢牽引，即便土耳其近年逐漸「向東看」，也緩和了同俄羅斯的互動，卻不代表兩國能顛覆既有權力結構，從各取所需走向兄弟之邦。

俄土關係的三階段模式

觀察18世紀以降的兩國互動，1768年至1874年第六次俄土戰爭結束後，俄羅斯帝國在黑海北岸建立了勢力範圍，與奧斯曼土耳其的對峙來到新高峰。從俄羅斯的視角來看，其首要目標是控制博斯普魯斯海峽與達達尼爾海峽，好讓海軍暢通無阻駛入地中海，為達此目標，俄羅斯必須適時與其他歐洲列強合作；但從奧斯曼土耳其的立場出發，其一來要阻止俄羅斯佔領海峽，二來要抵禦歐洲列強的瓜分力道，故只能在歐洲與俄羅斯間反覆結盟、交戰。簡言之，俄土關係不僅受兩國的地緣博弈牽引，也與國際政治息息相關。

由此脈絡出發，可以發現18世紀後的俄土關係，在不同國際局勢變換下，出現了三階段互動模式：第一，歐陸列強形成均勢下，互相敵視的兩國迅速變換盟友，時而交戰時而緩和，以推進各自的戰略目標；第二，在俄羅斯成為多方公認的危脅下，土耳其倒向歐洲列強，求取生存；第三，俄羅斯戰略重心移轉下，土耳其與俄羅斯降低對峙，緩和關係，甚至進行合作。

第一種模式，最明顯的便是1798年至1841年。在此期間，奧斯曼土耳其為避免自身解體，經歷了對俄結盟、保持中立、對俄交戰三種情境；而俄羅斯雖希望控制海峽，卻也沒有實現這一目標的一致政策。例如，1798年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入侵埃及後，奧斯曼帝國為抵禦法國進逼，選擇與俄羅斯簽署協議，約定彼此在受到第三國（即法國）攻擊時進行軍事合作。然而1806年局勢有所和緩後，奧斯曼便與法國進行談判，俄羅斯也聯合英國於1807年企圖佔領海峽，並在行動功敗垂成後，轉與法國進行談判。但拿破崙評估，一旦俄羅斯成功佔領海峽、進攻奧斯曼，奧地利將成為巴爾幹秩序崩潰的直接受益者，故法俄最終沒能結成實質同盟。

類似案例多不勝數，包括1809年，奧斯曼為牽制俄羅斯爭奪摩爾達維亞、瓦拉幾亞，選擇與英國結盟；1812年拿破崙進攻俄羅斯，沙皇被迫同意奧斯曼開出的勢力範圍要求，換取後者退出拿破崙戰爭；1825年奧斯曼任命的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里（Mehmet Ali）率軍登陸希臘、鎮壓叛亂，引發英法俄三國艦隊聯合干涉；1833年，穆罕默德·阿里在法國支持下進入敘利亞，遭到背刺的奧斯曼遂轉向俄羅斯求援，1840年英俄普奧便聯合圍擊法國，穆罕默德·阿里終於撤回埃及。

第二種模式，最明顯的便是1841年至1878年。此一時期，由於俄羅斯實力大幅成長，英國成了歐洲反俄羅斯聯盟的領導人；而在英國庇護下，奧斯曼帝國作為反俄盟友，獲得了生存的戰略機遇。例如1853年爆發的克里米亞戰爭，奧斯曼海軍雖在黑海南岸敗於俄軍，但英法隨後於1854年派遣艦隊進入黑海，1856年戰爭結束在俄羅斯的讓步中，奧斯曼獲得了21年的平靜期，直到1877年巴爾幹在俄羅斯支持下再度叛亂，奧斯曼土耳其才對俄宣戰。

雖說此次土軍同樣不敵俄軍，但俄羅斯再度面臨外交孤立的困境，英國依舊反對任何允許俄羅斯接管海峽的解決方案，甚至不惜派遣軍艦穿越達達尼爾海峽駛向伊斯坦布爾，展現準備動武的決心。最終德國出面調停，各方簽署《柏林條約》，藉由將英國、奧匈帝國引入巴爾幹地區，阻止了俄羅斯的獨大。

第三種模式，則由1878年柏林會議持續至1914年一戰爆發。此一時期，奧斯曼土耳其面臨來自英法的裂解壓力，俄羅斯則因為大戰創傷，放棄了佔領海峽的長期目標，並且逐漸轉向遠東，土俄都不再視彼此為首要威脅，維持了36年的緩和期。當然期間雙方仍有摩擦，例如俄羅斯便持續支持高加索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間接導致奧斯曼土耳其在1915年發動針對亞美尼亞人的大屠殺。但整體來說，這一時期的土俄關係未有此前的兵戎相見，更多是得益於俄羅斯的戰略轉向。

「背叛」的本質就是再平衡

綜上所述，由於土耳其與俄羅斯的勢力範圍犬牙交錯，又與西方列強形成複雜權力結構，即便雙方關係有所緩和，也往往是合作中帶著摩擦。

1914年一戰爆發後，奧斯曼土耳其未能免於戰火，並與沙皇俄國再度短兵相接，嘗到了慘痛敗績，俄軍一度在1916年佔領安納托利亞東部，但在不久後就因1917年革命退出戰場；奧斯曼土耳其雖暫得喘息，卻也在戰後被迫解體。觀察此後土耳其共和國與蘇聯、乃至俄羅斯聯邦的互動，不難看出歷史重演的既視感。

首先是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約，至1991年蘇聯解體。這段時期的俄土互動，便與1841年至1878年極為類似，也就是英國成為反俄聯盟領導、奧斯曼壓力緩解的「第二種模式」；只是這一時期的反俄領導已經不是歐洲國家，而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國，而土耳其作為反蘇前線，必須仰仗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庇護，才能抵抗蘇聯的軍事壓力，包括索求安納托利亞東部領土與要求通過海峽。

當然，這一期間兩國並非沒有緩和機會。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後，美蘇關係有所緩和，土耳其則與美國在1964年因塞浦路斯問題爆發齟齬，土耳其開始嘗試與蘇聯發展關係，並在1967年獲得第一批用於發展工業項目的蘇聯信貸。但不久之後蘇聯入侵阿富汗、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美國又開始重視土耳其的戰略角色，土耳其也擔憂蘇聯入侵阿富汗後，下一個就是自己，故美土雙方最終又在反蘇立場上取得共識。

而1991年冷戰結束後至今，俄土關係則可以看到1878年至1914年的「第三種模式」重演，即雙方無意在核心勢力範圍上高強度對峙，進入了相互合作的緩和期。其中最顯著的便是俄土貿易量的持續成長，尤其是俄羅斯對土耳其的天然氣出口。2012年俄羅斯更是成為土耳其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年貿易總額達333億美元，佔貿易總額的8.6%（僅次於德國的9.8%）。

在此期間土耳其與西方的分歧進一步加深，包括加入歐盟持續受阻、美國在敘利亞扶植庫爾德武裝等，都讓土耳其開始了「向東看」的戰略調整，例如自2016年起三度進軍敘利亞北部。而雖說土軍在敘北一度與俄軍交火，但雙方最終仍是形成了共生的均衡，土耳其也參與俄羅斯主導的阿斯塔納和平進程，協調敘北秩序。2017年9月，土耳其更是不顧美國反對，悍然對俄採購S‑400導彈防禦系統，導致自己被排除在第五代F‑35戰鬥機的聯合生產和採購名單外，美國國會隨後也拒絕為土耳其F‑16進行升級。

當然，這一時期的俄土關係也並非毫無摩擦，例如2014年土耳其就表態反對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2015年更發生土耳其擊落俄羅斯SU‑24戰機的衝突，導致俄羅斯一度對土耳其祭出蔬果出口制裁。但也可以發現，這一時期的俄土摩擦都不能逆轉兩國關係的和穩遞進，關鍵原因或許是雙方都避開了圍繞海峽勢力範圍的陳年致命爭議，所以俄土關係的緩和局面未受影響。

如此說法，可以從土耳其的一個舉動看出端倪：2022年2月24日俄烏戰爭爆發後，土耳其火速援引《蒙特勒公約》，在27日對俄關閉海峽，明顯是擔憂俄羅斯趁機擴大在黑海的軍事存在、影響土耳其安全。由這一動作來看，源自歷史的焦慮依舊隱隱作痛，且是俄土關係的重要命門；但換言之，只要避免觸動這一導火索，俄土關係都有機會維持1878年至1914年的緩和狀態。

再聚焦今日人稱「背叛」的俄土互動，土耳其所為其實意在平衡對美關係，包括以開放瑞典入約，換取美國在F‑16的升級採購上開綠燈，以及爭取西方投資，來緩和土耳其的通脹危機。但這不代表俄土關係將重回1841年至1878年、1952年至1991年的高強度陣營對峙狀態，一來如今的俄羅斯已沒有沙俄、蘇聯時期的軍事實力，二來美國與歐洲也已不如1952年土耳其剛加入北約時勢大，能嚴格規範盟友行動，否則土耳其就不會在2017年對俄採購S‑400導彈防禦系統，也不敢在2022年至2023年抵制芬蘭、瑞典入約，並以此對美要價。

換言之，如果不是土耳其此前「過於親俄」，就不會有如今的「再親美」，而被外界視作「倒戈」的再平衡策略，其實本來就是土耳其歷史上的外交常態，差別只是俄羅斯扮演了什麼角色。而作為俄羅斯總統的普京不可能對此一無所知，否則就不會在2022年5月土耳其表示抵制芬蘭、瑞典加入北約時，便公開表態稱「俄羅斯對於兩國加入北約沒有意見」，原因除了避免外界炒作「戰線北擴」外，也顯然是評估土耳其遲早會讓步，所以對於埃爾多安的抵制不抱希望。

聚焦當下，此次「再平衡」過後，俄土還是會就可合作議題進行協作，例如協調敘北秩序，但這不代表兩國就是戰略同盟，能在所有議題上同氣連枝；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雖不是埃爾多安第一次「背叛」普京、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卻不意味俄土關係即將嚴重惡化。觀察當下國際局勢、俄羅斯的戰略重心安排，在可見未來內，俄土還是有極大機率能維持和緩互動的「第三種模式」，在摩擦中尋求合作，在合作中持續算計。即便再有「背叛」，也大抵會是普京可以容忍、埃爾多安也能控制的「背叛」。

原文發表網址:

2023.7.15

土耳其倒戈（一）：埃爾多安或許「背叛」普京　卻沒有背叛歷史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919597?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